高吉人 图片来自网络
在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中，蒋军将领被俘者不知凡几，而在被俘后还能逃脱者更是寥寥。
而蒋军第70军军长高吉人，就是这寥寥几人中的一个。
在陕西籍的黄埔将领中，高吉人应该算作杜聿明的嫡系，他不仅和杜聿明是榆林中学同学，能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样是受到了杜聿明的影响和鼓励。
毕业后，高吉人就加入了杜聿明担任旅长的第25师73旅。
在杜聿明离开第25师到南京出任陆军装甲团团长时，高吉人也跟随而来，担任补充营中校营长。
当陆军装甲团扩编为第200师时，高吉人水涨船高，升任团长，并跟随着杜聿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昆仑关大战、远征军出国作战等历次大战，并于1942年6月接替战死疆场的戴师长担任第200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高吉人由第5军副军长调任整70师师长（1948年8月后恢复为第70军），编入邱清泉的第2兵團，加入了淮海战场。
1949年1月6日下午3:30，华野三个突击集团，在30分钟炮火的准备之后，向杜聿明集团的纵深防御阵地发起了进攻。
高吉人第70军第32师魏小窑村阵地和139师的夏庄阵地在8纵和1纵的攻击下很快失守。
高吉人急了。
因为这两个阵地失守，就意味着邱清泉和李弥两个兵團之间的联系将被切断。
于是，高吉人亲身上阵，率领部队反突击。却被击中胸膛，身负重伤，被部下抬下阵地。
杜聿明见势不妙，立即向南京请求援。
很快，蒋军飞机飞临战场上空，对进攻中的华野各部进行疯狂的扫射和轰炸。
可华野攻击强度未见丝毫减弱。
而就在这时，陈官庄临时机场突然降落了一架L五型联络机，飞行员叫彭拔臣。
L五联络机起飞距离只有60米，降落距离只有20米，找一块平地就能起飞，适用性非常广，在战争中一般起到空投命令，运送重要伤员和炮兵观察机的作用。
在解放战争时期，L五联络机深得我军好感。
原因只有一条，因为它经常空投蒋氏那些让蒋军一线指挥官莫名其妙、无所适从的手令，一度被我军称为“功臣机”。
而这一次，L五联络机降落在陈官庄临时机场，除给杜聿明送来了蒋氏令其迅速突围的命令外，还附有另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运送身负重伤的高吉人脱离战场。
不然，飞行员彭拔臣也不会冒险降落在陈官庄机场。
可当彭拔臣把命令交给杜聿明，又看着众人把高吉人抬进机舱，正准备起飞时却发现，有一人竟然坐在飞行员的驾驶座上。
彭拔臣懵了。
你占了我的座位，谁来开飞机？
见彭拔臣表示反对，那位军官说道，“老弟，将就一下，赶紧起飞吧。”
彭拔臣怒了，“将就不了，请你让开。”
看来不自报家门是不行了，这位坐在飞行员驾驶座上的军官开始自报家门了。
此人是谁？
徐州“剿总”办公室主任，陆军中将郭一予。
这位郭一予资历颇深，他于1923年曾加入过我党后脱离，还是黄埔1期毕业生。
虽然资历颇深，但郭一予一直没有担任军职，担任的都是部队的政训工作。
由于他在抗战时期和担任重庆卫戍总司令的刘峙关系甚好，因此，在刘峙到徐州后，他也跟随而来，出任徐州“剿总”办公室中将主任。
蒋军这次徐州大撤退，郭一予非常狼狈。
在1948年11月28日，杜聿明从南京返回徐州准备组织撤退的时候，由于南京方面提前向徐州透露了撤退的消息，造成徐州蒋系党政军各部门乱成一团，纷纷挤进机场，都抢着要先撤退。
如果没有这次消息泄露，刘峙和郭一予等“剿总”司令部的人员应该很顺利乘飞机逃离。
可被这么一闹，连刘峙都差点儿没上得去飞机，就更不要说郭一予了。
见趁机逃离无望，郭一予对刘峙表态，他要跟着杜聿明大军撤退。
刘峙见郭一予这么有勇气，也表示赞赏，就把他的专用吉普车配给了郭一予，杜聿明就把郭一予编入了他的直属队。
可没料想，杜聿明的直属队被华野12纵盯上了，一顿猛攻下，杜聿明的直属队损失了重炮6门、重型卡车60多辆和一辆吉普车，
这辆吉普车就是刘峙的专用车。
好在郭一予见机得早，早早的就溜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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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6日，杜聿明做出了分散突围至阜阳集中的决定。
为了提高突围的速度，杜聿明还决定甩掉机关和后勤人员轻装突围。
这个决定让郭一予非常气愤，可也无可奈何。
要想活命，也只能自谋出路了。
对于我军的俘虏政策，这些蒋军将领们非常清楚。只要前去投降，就没有生命之危。
于是，郭一予联合了一批人组成了一个“非战斗人员还乡队”，准备向华野投诚。
可没料想，走着走着，正好遇见了突围的蒋军与华野作战。
这支被夹在两军之间的队伍瞬间就倒了一片，剩余者只能仓皇跑了回去。
这一次，杜聿明准备用飞机把高吉人送出战场给了郭一予机会。
可围在飞机周围的其他将领和军官家属们不干了。
一个中将有啥了不起？在陈官庄里，有中将军衔的人一抓一大把，凭啥你有特殊待遇？
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
就在这时，华野的炮弹已经打向了这个临时机场，彭拔臣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坐在郭一予的腿上准备发动飞机。
巧的是，徐州“剿总”总务处上校科长黄绍宽正好挤在飞机引擎旁。引擎一发动，不仅把这位科长的胳膊打断了，还把他缠在腰间的金条、银元打得满天飞。
接着，引擎又发生了故障，华野的炮弹又击中了飞机的左翼。这一下子，大家都走不了了。
现场众人一哄而散，包括这场闹剧的始作俑者郭一予。
这可就苦了被抬进机舱的高吉人了。因为他是被绑在机舱里的，动弹不得。
眼看飞机起火，且火势越来越旺，高吉人只能大呼救命。
好在部下还在，把高吉人抬了出来。
仗打到1月9日，杜聿明集团能够成建制的部队只有第5军200师了。
在第5军军部内，几乎所有人都在催促杜聿明尽快下达突围命令。
而被部下抬至第5军军部的高吉人因伤势严重恶化，已经没有了突围的可能。
当第5军副军长郭吉谦去看望他的时候，高吉人表情绝望，“我的伤这么重，怎么办呢？给我出个主意吧。”
郭吉谦说，你的伤这么重，如果跟着一块儿突围，沿途的颠动也能把你颠坏了，依我看，不如留在此地不动等华野来，见你的伤这么重，会原谅你的。
很明显，高吉人被抛弃了。
不过，郭吉谦说得也有道理。若高吉人被抬着突围，恐怕还真会死在突围的路上。
由此可见，我军的战俘政策是深得人心的。
在这里说句题外话。
在功德林时，杨伯涛曾经对黄维等顽固的蒋军将领们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
他说，黄维等人所表现出来的强硬和顽固，其实根本就不是气节，而是他们在明知道我军不会处决他们，甚至不会给他们不公正的待遇，才敢这么做的。
如果把这句话稍微发散一下，那就是关东军被苏军俘虏的几十万人在西伯利亚苦作时，没有任何人敢奓刺儿。反而押到中国后，却个个表现的很强硬。其原因和杨伯涛说的一样。
就这样，高吉人在淮海战场被俘了。
高吉人 图片来自网络
高吉人被俘后，随即被送往华野的后方医院进行救治，不久康复。
按理说，既有不杀之恩，也有救命之恩，高吉人应该感谢才是。
可事实呢，高吉人竟在医院串通同样出生于陕西籍的蒋军139师副师长华心权逃跑了。
由于高吉人在抗战中有功，且就读过的榆林中学同样是我党、我军很多将领出身的学校，华野干部对他的看管显然不够严密，这就让高吉人找到了逃跑的机会。
高吉人毕竟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将领，胆略还是有的。他在医院时观察，医院厕所的粪坑每隔3个月就会水位下降，且水位低时只有大腿根深浅。
这说明，粪坑是通往院墙之外的。若能趁水位低的时候通过粪坑，就可以逃出医院。
于是，高吉人就找到了因脚部负伤住院的139师副师长华心权策划如何逃跑。
华心权是陕西商县人，其担任副师长的139师又在70军的战斗序列内，二人之间的互信还是有的。
按照华心权在回忆中所说，在被俘后，他经常做噩梦，梦见他的母亲在宽慰他说，吉人自有天相。
而高吉人恰好在这时找他一同逃跑，华心权就在想，母亲在梦中所说的“吉人自有天相”中的“吉人”，难道就是眼前的高吉人吗？
可逃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于是二人就想了一个办法。
由于华心权患有风湿病，他就经常向医生要酒喝。在决定逃跑的那一天，二人请看守喝了一顿酒，把看守灌醉，然后趁着半夜时分悄悄摸到厕所，钻进粪坑，顺着粪道逃到了院墙之外。
这条线路是大家都没想到的。
一直到次日中午，看守们才发现二人竟然是通过厕所，沿着粪道逃跑的。
二人逃跑后，先是辗转逃到了重庆，然后又到了上海，再南下福州，由福州逃到了海峡对岸那座小岛上去。
一般来说，被俘后逃脱回来的将领往往会受到蒋氏猜忌，不予重用。
比如，那个投诚后又逃跑的蒋军第5兵團司令官李文逃台后就未受重用，仅委以高参闲职。
难道是高吉人在淮海战场上亲身率队冲锋，以致重伤的行为感动了老蒋？
难道是高吉人和华心权二人宁肯钻粪坑、走粪道也要逃回来的行为感动了老蒋？
二人逃台后，都被老蒋委以重任。
高吉人先后担任第5军军长、金门防卫副司令官、陆军预备兵團副司令官等职。
华心权先后担任陆军第200师师长、第2军军长、第2军团副司令、联勤副总司令等职。
在淮海战役中，蒋军少将军衔以上被俘者高达124人，而能在被俘后逃跑的只有高吉人和华心权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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