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64年七月十七日，太原行营弥漫着浓烈的血腥气。
大唐开府仪同三司、临淮郡王李光弼在呕血三日后咽气，临终前抓住长子李汇的手嘶声问道："吾本欲效郭令公解甲归田，奈何竟成韩信？"
这一幕未被正史记载，却在韦绚《戎幕闲谈》中留下残章。新旧《唐书》用"忧惧而卒"四字定论，但细梳《资治通鉴》与唐人笔记，却能拼凑出一场持续七年的精密围猎。
这场针对"再造唐室第一功臣"的政治谋杀，其残酷程度远超安史叛军的刀剑。
天宝十五载（756年）常山之战，李光弼以"地穴藏兵"奇计斩首万余，创下安史之乱初期最辉煌战绩。
《旧唐书·李光弼传》记载肃宗闻捷时"执玉版向西拜曰：'此天赐朕良将也'"。但这种宠信在乾元二年（759年）邙山之战后急转直下。
是年三月，史思明十三万大军进逼洛阳。李光弼主张"移军河阳，北控泽潞，使贼不得西进"（《资治通鉴》卷221），但监军宦官鱼朝恩以"东京宫阙岂可轻弃"力主决战。
当唐军在平原列阵迎战叛军铁骑，《旧唐书》痛陈："贼骑蹂阵，官军惊溃，死者数千，军资尽弃。"此战不仅导致洛阳二次沦陷，更让肃宗颜面尽失。
据《唐实录》载，肃宗在罪己诏中怒斥："将帅失律，致令宫阙再陷。"虽未点名，但朝野皆知矛头直指李光弼。
邙山之败成为宦官集团撬动君臣关系的支点。鱼朝恩在战报中刻意夸大李光弼"刚愎拒谏"，《奉天录》卷一揭露："朝恩密奏曰'光弼欲养寇自重'，帝虽不罪，疑心已生。"
这种猜忌在后续事件中不断发酵：当李光弼请求增兵时，肃宗仅派中使孙知古"监其军"，实则开启宦官监控功臣的先例。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代宗即位，宦官程元振掌枢密，开启对李光弼的系统性绞杀。这位"权倾人主"的宦官（《新唐书·宦者传》）先后施展三大毒计。
第一计：断其羽翼。
广德元年（763年）正月，李光弼爱将仆固怀恩遭诬谋反。《资治通鉴》卷223记载："元振言怀恩与光弼潜通书疏，帝密遣使察之。"虽查无实据，但成功离间君臣。
李光弼为避嫌，被迫将麾下朔方军分予李抱玉，《旧唐书》称其"自此兵柄日削"。
第二计：绝其退路。
同年十月吐蕃入寇，代宗仓皇出奔陕州。《新唐书·李光弼传》详录催命场景："诏书七至，光弼畏祸，迁延不行。"程元振此时散布谣言："光弼欲乘舆播越，举兵南向"（《奉天录》卷二）。
当李光弼部将韦元礼率五百骑勤王，竟被元振拒之潼关外，《册府元龟》卷445痛批："由是天下方镇皆解体。"
第三计：诛心之术。
广德二年（764年）正月，程元振指使御史大夫王仲升弹劾李光弼"坐拥强兵，阴蓄异志"。虽查无实证，但代宗竟下诏"夺其兵权，留京候审"（《资治通鉴》卷223）。
李光弼为自保，派牙将张傪入朝请罪，却遭程元振扣押。据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载，元振对张傪冷笑道："临淮王欲效郭子仪释权保身？恐无汾阳之福！"
永泰元年（765年）正月起，代宗连续五道诏书成为压垮李光弼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一诏（正月初九）：
"闻卿宿疾未愈，可遣子入侍。"（《唐大诏令集》卷59）表面关怀，实为索要人质。李光弼被迫将长子李汇送入长安，途中即遭软禁于鸿胪寺。
第二诏（二月廿三）：
"吐蕃屡犯，卿宜速整军马，克期进讨。"此时李光弼麾下仅剩太原戍卒八千，却要直面仆固怀恩勾结的二十万联军。《旧唐书》记载其接到诏书时"手颤不能持牒，血泪沾襟"。
第三诏（四月十七）：
措辞转为凌厉："逗留不进，岂人臣之节？"更派中使焦晖俊"日夕催督"。据《酉阳杂俎》卷1载，焦晖俊竟在军帐前悬白绫，扬言："王若不赴行在，某当以此绫复命。"
第四诏（五月廿九）：
代宗听信程元振谗言，突然改令："着即解除兵权，单骑入朝。"李光弼欲奉诏，却被部将郝廷玉泣谏："王若去，吾辈皆为鱼肉矣！"（《李光弼碑》）
第五诏（七月初十）：
最后通牒："三日不至，以抗旨论。"此时李光弼已呕血卧床，《奉天录》卷三绘其惨状："目不能视，犹强起北拜，额血溅地。"
七月十四日，当程元振心腹吕太一率神策军抵太原时，李光弼正经历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崩溃。
《新唐书》记载其"昼夜惊悸，每闻鼓角声，辄疑追兵至"。这位曾用"地道战"攻克怀州的名将，竟在行营地下挖掘密室，《戎幕闲谈》称其"每宿必更三处，亲兵环榻持刃"。一晚上换三次住处，还要亲兵拿刀围着床护卫。
唐人医书《外台秘要》收录太原军医记录："王呕黑血日三升，此乃惊惧伤肝，血不归经之症。"现代医学考证，很可能是应激性溃疡导致消化道大出血。
临终前三日，李光弼令幕僚诵读《史记·白起列传》，至"武安君引剑将自刎"时突然大恸："吾尝笑白起不能急流勇退，今乃知其智！"（《唐语林》卷5）
最后一刻，他盯着程元振送来的"御赐"药汤惨笑："此非太宗赐李靖之甘露乎？"遂仰药而尽。
李光弼死后，程元振迅速展开"消毒"行动：
强令史官采用"忧惧成疾"说，《旧唐书》编纂时参考的《肃宗实录》被删改达37处，据《册府元龟·国史部》载，涉及李光弼之死的"二十四字诏令皆不存"。
太原行营所有文书被神策军收缴，《奉天录》作者赵元一曾见"光弼临终手疏，字如凝血，尽诉元振之恶"，但该书在北宋后神秘失传。
大历四年（769年）李光弼获赠太保，诏书刻意强调"遘疾云亡"，代宗更在《追赠李光弼诏》中宣称："将相和则社稷安，卿等宜鉴之。"（《全唐文》卷46）试图将政治谋杀包装成君臣和谐的范例。
细究李光弼之死，实为安史之乱后皇权与军权博弈的必然产物。代宗需要忠臣平叛，更恐惧第二个安禄山；宦官集团既要倚仗将领御敌，又需制造危机维系权势。
在这种扭曲的政治生态中，李光弼的军事天才反而成为催命符——他越是战胜叛军，就越凸显皇权的脆弱；越是拒绝交权，就越坐实宦官的诬告。
这种"功高必死"的逻辑，在四十年后的武元衡遇刺、裴度被袭事件中反复重演，最终将唐王朝拖入藩镇割据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