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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史迪威接到马歇尔电报后，心情的沮丧和怨愤，在一封写给妻子的信中暴露无遗。
他写道：
“中国这边的情况看起来非常糟糕。如果我能够有机会到华盛顿去大叫大喊地告诉他们，‘我早就说过事情会这么发展’，那将是一件令人感到畅快的事。但是我相信他们此时也已经看出我想要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了。这正是去年5月我的说法，但是当时空军的一帮孩子们，自信他们可以光是用飞机就可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正因如此，我当时也被丢进了垃圾桶里去。”
史迪威接着把他内心深处的私密想法透露给妻子：
“假如当前的危机严重到可以把蒋介石赶下台，而又不至于把中国搞垮，那就真的值得了。”
这些话非常有启发性。它的前半段追溯到 1943 年 5 月间他和陈纳德的所谓战略辩论。
显然，史迪威此时认为日军的“一号作战”正好验证了他预言的准确性。史迪威在他回复马歇尔信中，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获得中国战区全部军事指挥权。
1、史迪威的“奇谋”
史迪威在7月3日复信中，首先敦请马歇尔千万放心，可以把他调离东南亚战区，并任命索尔登将军作为继任人。史迪威如此大度的开场白，即刻便解救了马歇尔的尴尬境遇，使后者大大舒了一口气。因为一旦有了史迪威承诺，他马上就可以答应英国人的要求，结束自己将近一个月的折磨。史迪威如此慷慨大方，想必也令马歇尔更加急于投桃报李。因为既然史迪威给了他下台阶，那么他也必须在心理上准备努力地去满足史迪威其他方面的要求。
而史迪威也确实没有给马歇尔一丝喘息空间，因为他在作了这个自我牺牲的姿态之后，紧接着提出一个大胆建议，那就是，他当然愿意回到中国战区，但是如果继续现在的身份，可能无法产生效果。因此史迪威建议总统应该给蒋介石写一封措辞严厉的信，采取先发制人的高姿态，强调美国已经在中国作出巨大投资，批评中国政府和军队软弱无能，强调在非常情况下必须采用非常手段。最后露出底牌：蒋介石必须把中国军权全部交由史迪威行使。
然而史迪威得到军权之后，究竟打算如何运用它来解救中国呢？
史迪威认为中国大部分军队已经受到严重打击，因此无法抵抗日军。唯一出路是解除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使在封锁线的国共双方军队都可以参加抗日战斗行列。史迪威信心十足，中共军队会接受他的命令，因为两年前中共已经表示愿意接受史迪威指挥，所以史迪威相信他们现在也会同意奉行他的命令。
总之，史迪威告诉马歇尔，时机万分迫切，总统必须立即压迫蒋介石交出全部军队指挥权给史迪威。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拯救危难中的中国。
从实质上说，史迪威的回信有几个重点。
第一，它强调中国情况将会在短期内导致灭顶之祸，唯一挽救的希望是把军队指挥全权立即交给史迪威。第二，它宣称中国军队愿意接受他的权威，兰伽的训练已经证明这点。第三，他解救中国的方法其实是出奇明确而干脆，就是把历来浪费在互相牵制的国共双方军队从陕北地区解放出来，共同对付日本。
史迪威相信，他作为一位美国军人，有能力调解国共斗争，因为他只要对他们晓以大义，团结是为了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就可以使他们信服。正由于史迪威长期以来一直相信国民党用于封锁中共的军队人数既多，装备又精良，反之共产党军队则是善战之兵，只需要有新式装备就可以充分发挥战力。因此史迪威认为，他既能向这些军队提供统御才能，又能向他们提供新式武器，便可以使中国的局势大为改观。
在任何情形下，要替另外一个国家行使军事指挥权都是极为困难的事。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体制之内，政府中一个部门内部的权力转移都需要经过理解、小心分析、从长设计等步骤，并提出有效的执行方法。战时，大多数国家不愿意贸然更换指挥官和彻底更改指挥系统，尤其不愿意这两件事同时执行。这就像在体育比赛中，大多数的球队不愿意在比赛进行中途更换教练，出于同样道理。而要想把另外一个国家的军队指挥权拿过来，比起在本国内更换指挥官更是困难重重，在大多数情况之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2、史迪威奇谋的“理由”
依照美国军方正规作业惯例，美国军部或是地区性指挥部的参谋人员，在决定重大政策或是进行战争之前，事先必须仔细研究课题，然后向上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提出报告，经过审查后再作出决定。美国参谋长联席会的业务会议经常延续几个小时，仔细检查和详细讨论属下送呈的报告，有关部属也会列席以备咨询，然后由参谋长们作出决定。
但是在史迪威这个案例上，军部参谋操作系统根本没有启动运作，即使是史迪威本人的参谋人员，也没有事先探讨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具体执行方法、费用和成功率等问题。
事实上，对这些微妙而重要到关系中国胜败存亡的问题，连马歇尔和史迪威本人都没有斟酌过，他们只有一个基本信念：美国军官的领导能力肯定比中国人优越，而且中国军队肯定乐意而又乖顺地听从美国人命令。
当然，万一有中国人不听话或是表现不佳，就可以依照美国军队的规章，把他们撤职或是送军法处分。尽管史迪威对绝大多数中国军队和指挥官一无所知，却从不怀疑自己有能力得到他们的信仰，说服他们放弃狭隘的地方主义心态和乡土观念，或者放弃自私自保的割据盘算，鼓舞起他们的战斗精神，为国家而战。
同样重要的是，史迪威还相信他有能力说服这些将领，用自己手中的武器去和日本人作战，无需美国向他们提供新武器。史迪威还相信，必要时他甚至可以说服他们缴出手中武器，由指挥总部集中重新分配到其他各部队使用，以便发挥全国武器最大的使用效率。
最后，由于史迪威手中握有控制租借法案物资的王牌，因此在他指挥受到抗拒时，还可以用来惩罚那些不服从命令的将领。史迪威全部的方案都建立在一个基本信念上，那就是由一个美国军官统御中国军队，并无历史、文化、心理和心智上的隔阂问题，反而能够产生比蒋介石和任何中国将领都更好的效果。
在史迪威心目中，他所以能够达成以上效果，是因为他相信中国人会把他看成衷心要帮助中国的美国友人，心中别无杂念，只是一心一意想要保护中国国家利益。万一有些中国将领冥顽不灵，不接受他的精神感召，那他们也只好乖乖接受他的军法制裁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但是也不那么令人诧异，因为它基本符合美国军人头脑中的典型思想。这种思想1942年1月在美国文武官员中已经广泛流行。到了1944年7月，时空因素已经大变，他们也多了两年多的时间去验证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幸的是，他们的心态和智慧依然没有任何改善迹象，因为他们依然不能平心静气地去估算，这个政策到底能产生什么效益和付出什么的代价。
3、马歇尔的行动
马歇尔原本担心他的“报忧”电报会惹得史迪威“爆跳如雷”，因此他电文的语气尽量在赔小心，却没想到史迪威竟然如此爽快同意离开东南亚战区。或许马歇尔意外惊喜之余，完全想不到考虑某些根本性问题，迫不及待就把史迪威的复电择要，收人当天给参谋长联席会成员李海、金氏和阿诺德等将军(7月3日)的参考文件中，并通知他们准备次日(7月4日)采取行动。
换句话说，马歇尔要求其他三位参谋长在听到史迪威建议的24小时之内就给予支持。马歇尔的打算是以参谋长联席会名义向总统提出一份备忘录，因此通知其他三位参谋长，必须在当天下午一点钟开会之前念完该文件。但是他却直到7月4日早晨才写好备忘录初稿。这份文稿相当长，内容先介绍中国局势，再以所有参谋长的名义，建议总统要求中国把指挥权交付给史迪威。
以上这个过程表示，马歇尔很可能只给其他三位参谋长不足四个小时的时间，去弄懂到底马歇尔打算把什么样的话放进他们嘴巴里去。在随后会议中（(7月4日)，参谋长联席会几乎没有进行实质讨论，便通过了马歇尔准备好的建议。
然而他们却向美国总统诿称，他们已经对中国局势进行了详尽分析，而且“一致认为”必须采取立即行动挽救中国危机，并要求罗斯福在马歇尔代拟的电稿上签字，立即发送给蒋介石。
马歇尔动作所以如此迅速，不仅仅是因为史迪威帮了他一个大忙，避免了和英国人的一场难以解决的争端，同时也因为史迪威提出的解决方案既简单干脆，看起来又似乎有希望能够解救中国的危机。同样重要的是，它完全符合美国自珍珠港事件以来对华政策的基本精神，那就是美国并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史迪威对中国战场的叙述和他对危机紧迫性的警告，都让马歇尔相信这是一个一石两鸟的最上上之策。
难怪马歇尔照单全收史迪威电文中的文字，同时又把这些文字嵌进为参谋长联席会起草的建议书，最后又放进他(们)为总统草拟的致蒋介石的电报之中。
仔细算来，其他参谋长只有比马歇尔更少的时间去思考眼前这个突发事件。即使他们能够用整个上午思索这个问题，最多也只有四个小时而已。但是他们真正能够使用的时间应该要少得多，或是根本不存在。
原因是这一天是7月4日，美国的国庆节，他们的时间不免会被各式各样的庆典活动所占据，甚至需要他们亲临主持，发表演说。他们之中很可能有人在下午一点钟会议之前，根本无法分神去考虑中国问题。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马歇尔在给参谋长的简报中，刻意淡化英国人要把史迪威赶走的事，而且提到史迪威的电文时，也只是强调他对中国恶劣局势的叙述和建议。
因此参谋长们得到的讯息并非全面，对于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不甚了解。这当然对他们想作出理性的判断，就更增加了许多困难。
4、罗斯福为何会同意？
马歇尔以参谋长联席会名义为总统拟就的电文稿，强调中国局势正在急速恶化，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认为应该马上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情况加速恶化。既然中国领袖自己无法控制局势，那么只好由美国来采取必要措施。由于中国问题的症结是军队缺乏作战能力，和领袖忽略军队工作，因此参谋长们认为当前在中国的军队和物资，必须由一个人来进行重整工作，务求有效对日军进行战斗，而能够担当此一重任的唯一人选就是史迪威将军。
基于这些理由，参谋长们集体建议罗斯福，马上要求蒋介石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行使，并晋升史迪威为上将。
参谋长联席会（马歇尔）的建议书和他们替总统拟好的电报文稿，在当天下午送抵白宫，罗斯福给蒋介石的电报则在当晚发出。很可能罗斯福对于电文只粗略看了一眼，因为作为总统，罗斯福在国庆节的庆典活动中，也必定有许多必须躬亲履行的义务。
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罗斯福重复了参谋长联席会提供给他的所有重要论点，只是有的地方用语略加缓和。马歇尔立即通知史迪威，总统给蒋介石的电报随时可能抵达重庆。他告诉史迪威，后者已经得到总统全力支持，还提醒史迪威心理上要有所准备，因为这个要求将会惹恼许多中国人，让他们觉得颜面尽失。因此史迪威还必须努力去争取中国人的支持。
马歇尔采取的唯一防范措施，是警告史迪威务必尽量避免激怒蒋介石，而史迪威接到马歇尔忠告之后也立即提出保证，将尽一切努力把事情处理妥善，绝不会辜负马歇尔及总统对他的厚爱和信任。史迪威更保证，他将全心全力让指挥权转移工作平稳顺利。
等到罗斯福采取行动时，副总统华莱士对史迪威的负面批评一事已经过了一周，或许已被罗斯福忘记。因此罗斯福对史迪威表示全力支持，通知蒋介石美国政府将晋升史迪威为上将，请蒋介石立即“将史迪威自缅召回，置于阁下直属之下，以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并予以全部责任与权力，以调节与指挥作战”。
要不要晋升史迪威为上将，这本是美国政府内部事务。但是在当时情形下，完全不和中国协商就宣布此项命令，也有明显用意，要以美国政府对史迪威的奖赏来对中国施压，逼中国顺从美国旨意。
因为一旦美国在史迪威升迁问题上赌上了国家尊严，它不但让中国更难拒绝接受史迪威，同时也断了美国自己的后路。万一中国拒绝，其后果必然沉重打击美国声望。以同理推之，美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也让自己后来受到加倍的损伤。因为当蒋介石最终把这位刚刚挂上四颗将星的军官踢出中国时，美国的颜面实在无法维持。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对于蒋介石承受压力的错误估计，终于导致其自食恶果。
以上叙述显示，美国官方文件关于史迪威指挥权所采取的说辞，和实际情况间其实有几个重大出入。
第一，与罗斯福的官方说词正好相反，蒋介石并不真正需要特意把史迪威从缅甸战场召回，因为史迪威正被英国人赶出缅甸和印度，亟需找一个新的立身落脚之处。再说白些，美国官方的说词是，美国在中国万分危急的时刻伸出援手，派遣史迪威去解救中国之急。而事实上，史料呈现出来的似乎正好相反。是美国在史迪威处境窘迫之际，想到了利用中国去为史迪威解套。这不禁让人对美国自诩为战时中国忠实盟友的说辞，有重新评估的必要。
第二，美国对指挥权的要求，并非参谋长联席会深思熟虑如何应付中国危机后，设计出来的妥善解决方案，而是史迪威个人为了自救而仓促出炉的解套之计。没想到这个计谋，竟然被他的顶头上司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在24小时之内全盘接受。
马歇尔转过身来把史迪威的计谋推销给其他参谋长，而后者在缺乏认真考虑的情况下，又集体盖上他们的橡皮图章。在参谋长联席会把拟好的电稿送呈罗斯福总统时，后者第一次得知这个建议，竟然毫不犹豫在电稿上签字。其中道理说是十分难懂，却又十分简单。因为在罗斯福看来，电文是他的最高军事领袖们声称运用集体智能的产品，既然全体一致通过，当然不会出问题。
他也没有时间去仔细了解这个举动的重大政治和军事后果，匆匆送出电文。由于美国政府中没有任何一位官员曾经对此问题仔细思考，因此也没有作出推行这个决定的进一步计划和设立任何机构。美国的打算是，先让史迪威把指挥权抓到手，然后走着瞧。即便失之急躁，美国人还是相信他们的成绩肯定会超过中国人自己所能做出的。
美国政府决策者处理这个案例，凸显它对中英两个盟邦的差别待遇。早在1943年8月，丘吉尔已经表示，希望罗斯福任命一位最高统帅，指挥英美两国军队，负责指挥预计在1944年5月施行的跨渡英伦海峡作战（欧洲第二战场)。
当时罗斯福和丘吉尔心中都已经认定马歇尔为最恰当人选。即便如此，两个盟邦还是花费了四个月时间精心策划，举行了无数次会商，签署了各种措辞严谨的协定，最终放弃原始构想，在1943年12月改由艾森豪威尔将军担当重任。相比之下，美国对于史迪威的任命简直是一场儿戏，轻率、任意而冲动。当然，美国所持的说词是中国战区的情况紧急，但是要耗费四个月才作出的决定和只要一天工夫就作出的决定，其间差异之巨大，令人不得不看出，美国对待两个盟邦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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