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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初，罗斯福突然要求蒋介石，授予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权力，使中美军事合作关系达到一个新转折点。
依照罗斯福说法，他提出这个极端要求只有一个动机，那就是要挽救中国免于全盘崩溃。
他说明：
虽然非常清楚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冲突，但是鉴于史迪威有超人的判断力、组织和训练才能，并在中国战区建立了辉煌战功，因此只有他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为了增加对蒋介石的压力，罗斯福宣布即将擢升史迪威为陆军上将，要求立即把史迪威从缅甸战场召回，让他指挥所有的中国军队，阻止敌军前进。
一个盟邦领袖要求另一个盟邦拱手让出它全部军队的指挥权，交由一个外国军官来行使，这在世界史上的确超乎寻常。
1、冠冕堂皇的理由
美国学界似认为美国军事领袖，是对全局深思熟虑后才慎重提出，绝非冲动鲁莽。根据这个说法，罗斯福提出要求纯粹是为了解救中国危急，而提出的时间则是缅甸战局已经达到正常进展阶段，可以允许史迪威把注意力转移到拯救中国的艰巨工作上来，而中国的危机又到了最紧迫关头，不容拖延。
有一位学者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拯救中国危机的方法，不是把美国军队送去中国解围，而是把史迪威送去中国，让他统领所有中国军队，并赋予全权启发和指导中国的战斗行动。史迪威本人记录给人的印象也是他既无私念，又不曾暗中操作，只不过服从华盛顿上级的命令行事而已。简言之，一旦史迪威在缅甸战争中劳苦功高地为胜利奠立了稳固根基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中国战场，承担更为艰巨的军事任务。这其中隐含的意义是，美国和史迪威本人对中国真可谓恩深义重。
的确，罗斯福提出要求之时，正是中国处于极端危急的状态之下。日军的“一号作战”是日军自1938年以来在中国境内发动的最大规模攻势。它在1944年4月动员了将近50万军队，从河南开封（第一期）渡过黄河，沿平汉铁路南下，攻打湖南（第二期）和广西（第三期）。中国军队无法阻挡敌人锐利攻势，有些军队表现得无能，贪生怕死，极度可耻（河南守军急速崩溃，并且被地方民团和土匪缴械，指挥官落荒而逃)，有些军队却能英勇牺牲，顽强抵抗，可歌可泣（湖南守军，特别是方先觉的第十军坚守衡阳40余日，城破时弹尽援绝，伤亡殆尽)，但是终究无法阻拦敌军进展。
6月，日军开始威胁广西和贵州，甚至可能进攻云南和四川。这些省份都是中国抗战的最后根据地，是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对中国战区地面作战部队进行战术支持的基地，也是未来美国长程重轰炸机预备对日本进行战略轰炸的基地，当然还是中国接受驼峰空运接济物资的终点站。因此，如果日军一旦占领这些省份，重庆政府势将瓦解，而美国势将无法在华进行军事活动。毫无疑问，中国亟需美国施以援手。
然而罗斯福此时对蒋介石提出要求的真正原因，远比他在电文中所称的要复杂得多，甚至可能比他本人所知道的还要复杂得多，因为其中包含的隐情可能并非总统所能掌握。
诚然，罗斯福在1944年夏季知道中国军队节节挫败，因此可能会主动提出某种相应措施。
但是有两个其他因素对他产生重要影响：
一是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后提出的严重警告，一是史迪威在印度和英国军方相处得水火不容。就这二者而言，罗斯福当然充分了解前者的内容，但是未必体察后者的重要性。
2、华莱士访华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1944年6月底访问中国，曾和蒋介石多次长谈，6月28日他在返国途中从印度向罗斯福提出警告，强调“一号作战”对中国的破坏程度，要罗斯福作好心理准备，除非同盟国立即采取断然行动，否则整个华中地区，包括美军空军基地，将于3至4周内陷入日军手中，蒋介石政府将遭受空前的政治和经济冲击，中国将失去对同盟国的军事价值。
华莱士指出，如果及时采取正确步骤，危机也可以变成转机，让一切能够有新的开始。当谈到解决方案时，华莱士完全无视于史迪威的存在，和他历来在中国战区推行的政策。华莱士告诉罗斯福说，此时需要的是一个才能优异的美国将军，并把政治和军事的权力同时委托于他一人。
华莱士明白指出，这个人绝对不应该是史迪威。因为蒋介石已经明白告诉华莱士，他无法信任史迪威，而华莱士在此次访华行程中，也根本不愿安排和史迪威会面。他也不认为目前在中国战区服务的任何其他美国将领，足以担当此一重任。
华莱士心中的理想人选是：（1）可以赢得蒋介石的信任，可以向蒋介石作有关政治和作战的建言；（2）有能力指挥在华的美国军队；（3）有能力提高中美两国的军事合作。
华莱士同时认为这位美国将军在涉及政治问题时，必须有权直接和白宫保持联络。华莱士的建议是，罗斯福任命魏德迈将军担任此项职务。
华莱士是战时访华地位最高的美国领袖，亲眼看到中国的危机，他的报告高度强调了中国局势的严重性，以及中美军事合作的必要性。但是他明确表示，史迪威无法担当大任。还有一点该注意的是，虽然华莱士敦促罗斯福接受蒋介石的请求，派遣总统个人代表前赴中国，但是他却并没有主张这位美国军官必须有权指挥中国军队。
3、英国人如何赶走史迪威？
与此同时，在几千里以外，印度的另外一个发展每天都令马歇尔头痛不已，其根本原因就是史迪威在东南亚地区，已经到了无法立足的地步。回想蒙巴顿将军初上任时，还曾力保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职位，但是不久却发现自己愈来愈无法忍受史迪威的行事作风。马歇尔心中非常清楚，过错多半出在史迪威身上，因为他之前就曾经警告过史迪威，要小心处理和蒙巴顿的关系。但是史迪威不以为意，反而经常出口讥讽蒙巴顿。
早在开罗会议时，蒙巴顿已经想赶走史迪威，但遭到罗斯福拒绝。细算起来，此时离蒙巴顿在宋子文面前支持史迪威(10月)还不足两个月，可是他已经悔不当初，自认判断错误。但是蒙巴顿不是蒋介石，不会因为碰壁而就此罢手，反而是锲而不舍。1944年6月11日，蒙巴顿回伦敦述职时，又向英国政府旧话重提。
到了6月22日，史迪威终于知道蒙巴顿真是想把他赶出东南亚战区，并且已经向马歇尔提出正式要求。可是即便如此，史迪威本人似乎还没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
不过对马歇尔而言，蒙巴顿几近最后通牒式的请求令他绞尽脑汁。东南亚战区成立之初，马歇尔自己就曾创下先例，把自己捆绑住了。当时丘吉尔提议要英国军人道格拉斯元帅担任第一任司令官，但是马歇尔坚决反对，理由是道格拉斯明目张胆地声称他不喜欢美国人。最后英美两国达成妥协，由蒙巴顿担任司令官。现在轮到蒙巴顿用同样理由来指责史迪威明目张胆不喜欢英国人，如果马歇尔拒绝蒙巴顿的请求，无异于自打耳光。
可能是为了安慰史迪威，也可能是企图叫批评史迪威的人闭嘴，军部开始了将史迪威晋升为上将的作业程序。
1944年7月1日，马歇尔的电报终于彻底改变了史迪威的心情。马歇尔通知史迪威说，英国人确实不断要求撤换史迪威，理由明白指出英国军官们无法和史迪威合作，而史迪威又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放在缅甸战场，忽略了他对东南亚战区司令部的责任。
不管马歇尔如何努力抵制英国人压力，他在6月底不得不承认无法再拖下去了，因此只好告诉史迪威，美国必须采取某种相应措施。事实上马歇尔担心的是，英国人根本不容许史迪威继续在东南亚战区保持任何职务，包括缅甸在内。简单地说，英国人要史迪威从东南亚战区地盘彻底扫地出门，而马歇尔又必须在短期间给英国人一个明确答复。
可以想象的是，马歇尔的处境相当困难，因为一位美国陆军上将竟然被一个盟邦视为不受欢迎人物，而美国的陆军参谋长必须赶紧替他另外找一份有体面的工作。蒙巴顿对史迪威的指责几乎是中国抱怨的翻版，唯一的差别是蒙巴顿付诸行动，而蒋介石却不断承受内心煎熬，无法采取断然措施。
4、史迪威的工作
正在此时，中国局势当然也着实令马歇尔担忧。马歇尔很清楚，史迪威从来没有把心思放在中国战区事务上。因此他努力摸索，企图找出一个办法，让史迪威此时回心转意，把精神贯注在中国战区事务上。
马歇尔在电报里语气近乎赔小心地展开试探，征询史迪威是否可以考虑回到中国战场去产生一些正面影响。马歇尔甚至坦白承认，他并不知道蒋介石是否会允许史迪威再度过问中国军事。不过鉴于中国情况危急，他依然想听听史迪威的意见，以便能向罗斯福汇报。
马歇尔电报的语气和重点都非常明显。他想听听史迪威意见，然而并不知道想听何种意见，因为他自己心中并没有谱。鉴于史迪威在过去岁月里，一直只关心缅甸丛林里的战斗，对于中国战区的发展并不熟悉，再鉴于史迪威即将被英国人踢出东南亚战区，马歇尔探索的重点是，史迪威能否回到中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比如说，多花一点时间在重庆，更积极参与中国防务计划，更关心美援物资的分配等等。换句话说，“去做出一点成就”。但是马歇尔也有心理准备，蒋介石可能根本不欢迎史迪威回到中国。马歇尔肯定还在摸索答案的过程中，因此他欢迎史迪威提出任何看法。
马歇尔不得不回复英国人的最后通牒，因此只好向史迪威提出一些初步对策，那就是把打通缅甸路的计划依然放在史迪威名下，但是实际指挥交由一个部下行使。史迪威则把主要精力转到中国，致力于中国军队的重建和提供领导，同时在参谋长联席会的指导之下控制驼峰空运。
从马歇尔电文的文字和语气里明显可以看出，他绞尽脑汁是为了找办法对付英国人的压力，因为假如英国人不急，他将会乐意“拖下去”，而史迪威也可以继续留在缅甸丛林里作战。现在既然此路不通，最好的退路就是让史迪威名义上仍旧保留缅甸职务，减少他对美援物资的直接控制权，然后回中国战区履行他早已不闻不问的联军参谋长职权。
在电报结尾，马歇尔知道他的建议将逼迫史迪威作出重大自我调整，因此充满款意地邀请史迪威向他提供建议，并且恳求后者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情势而怒火冲天。
从史迪威的角度来看，马歇尔电报含义全然不同，并且令他痛苦不堪。因为他表示史迪威即将要失掉东南亚战区副总司令官的尊贵头衔，并且要交出辛苦两年多才刚得到手的缅甸战争主导权。更糟糕的是，史迪威除了回中国战区以外别无去处，而且即使回到中国战区也只不过是作蒋介石的部属，做那些他从来就不愿和不屑做的参谋工作，其中包括一些连马歇尔自己也说不清楚的重整和领导中国军队的工作。
自1942年6月第一次缅甸战争失败以来，史迪威最想要做的莫过于在缅甸丛林里击败日军重振英名。5月初才好不容易把中国远征军逼进缅北战场，而不到两个月，他的这个指望眼看就要落空，他的痛苦可想而知。在过去岁月里，他一再忍受和英国人及中国人难以相处的折磨，为的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在缅甸战场上扬眉吐气。
但是现在恐怕不但得不到这份应有的满足，而且还要眼睁睁地看到别人接收即将到手的战功。更糟糕的是，马歇尔建议的所有出路都逼他继续与蒋介石共事，也不再有机会指挥一支大部队打一场大仗。马歇尔的提议，只能逼使沮丧不堪的史迪威，不得不在最短期间内想出一个可以转败为胜的奇招，因为英国人等不及要把他赶走了。
事情的演变是，史迪威使出了起死回生的奇招，把马歇尔的双重头痛，转变成他军旅生涯中最令人目瞪口呆的神来之笔。马歇尔的电报只是表示对中国战局的忧心，要求史迪威予以关心。但是史迪威在24小时内所作的回复却是，他既坚持要在缅甸战争中继续产生一定的作用，也要得到中国战区一切部队的指挥权，主导中国对日战争。
无论用何种尺度来衡量，史迪威的想法都可谓出奇制胜，令人叹为观止。他侧身闪开即将被英国踢出印度的奇耻大辱，提出的对策却是意气风发，凯旋回到重庆，领导中国军民抗战。
5、对中国事务的漠视
依常理设想，史迪威之所以有胆量自告奋勇地要指挥中国军队，必定是他除了高度关心中国的安危之外，还有一番宏图，想要借着指挥权才能够得以大展。这个想法是否正确？
1942年中期以后，蒋介石对史迪威的主要抱怨之一，就是他长期忽视联军参谋长职务。史迪威尽管强烈批评中国军队的种种缺点，但是多半属于粗枝大叶的表相，对于这些缺点的深层来源，并没有深入独到的见解。事实上，他除了关心中国远征军事务之外，并不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中国部队的复杂性。从1943年12月20日到1944年9月6日，在中国战区遭受重大挫折的九个月期间内，史迪威待在中国战区岗位上的时间总共只有四天。
而每当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国战区时，其结果又是伤害多于帮忙。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44年4月12日，他突然发出指令，禁止陈纳德直接和蒋介石来往，并规定今后所有交往必须通过史迪威的管道予以转达。这个命令不切实际，因为陈纳德和史迪威一样，除了是（史迪威属下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官之外，也是中华民国的空军参谋长。再说，这个指令也没道理，因为史迪威既是在华拥有多重身份，而坚持享有可以任意和蒋介石以及中国其他官员直接来往的权利，但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禁止陈纳德以同样方式履行他的职责。
偏偏事有凑巧，史迪威订立新规矩之后刚过两天，蒋介石就按照老习惯向陈纳德咨询一个技术问题，而陈纳德也认为不得不赶紧提供答复。但是为了谨慎起见，特意先把答复送到史迪威在重庆的暂时办公室，却发现史迪威人在印度，而他的副手又在生病。陈纳德不得已把答复直接呈交给蒋介石，这就引起史迪威大怒，在陈纳德头上扣上一大堆罪状，包括不忠于长官、违背军纪、走后门，甚至是公然侮辱长官和蔑视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权威等。
5月27日史迪威决定启动军纪处分程序，要求军部免除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官职务。虽然史迪威的指控书被军部不予置评地退回，但是这个动作肯定激怒蒋介石。因为陈纳德是最能得到中国人普遍拥戴和赞佩的美国军人，而且是过去四年来为中国抗战出力最多的一位美国军官。
这个案件也很可能让蒋介石更加警惕，一旦史迪威正式获得中国兵权，他的粗暴横蛮作风不知将会如何变本加厉？
另外一个案例也发生在4月中旬。陈纳德不断请求史迪威批准使用库存油料，以应付河南前线的危急战况，协助中国步兵抵抗日军机械化部队。陈纳德的空军数量虽然只有日本的1/4，但是他并没有要求更多的飞机，只要求更多的油料，增加现有飞机的升空作战时间。须知日军正因为能够完全放心运用陆上和水上各种方式运送大量物资到前线，所以才敢在任何地点集结大量物资，准备攻击而不怕遭到损失。
陈纳德尽力想说服史迪威，这次“一号作战”的性质和往常日军攻势大不相同。这次日军不再有足够的兵力，像以往那样浪费在抢夺秋收粮食之上，而是想一鼓作气彻底摧毁中国的抵抗意志，从而让日本取得在亚洲大陆维持内线防御和补给的优势。换言之，在陈纳德眼中，“一号作战”代表一个崭新的威胁，性质和从前日军的攻击活动完全不同。
因此陈纳德请求史迪威同意拨出更多物资，从事更多的空中战斗。他在给史迪威的长信的最后一段，低声下气地说，他非常抱歉打扰史迪威，但是希望史迪威能够同意他的请求。
陈纳德的请求立即得到中缅印战区副司令官索尔登将军的支持，后者并向蒙巴顿建议(4月13日)把东南亚战区前次抽调走的20架C-46运输机，全数归还第十四航空队建制，作为支持之用。然而在中国战区的美军军官都遵照史迪威旨意行事，结果陈纳德等了一个多月还得不到答复，只好再度写信给史迪威(5月29日)，指出他的库存量已经大幅降低，急需史迪威援助，以便摧毁日军基地，切断其补给线并对中国地面作战部队提供空军支持。
对此要求史迪威依然无动于衷，蒋介石只好出面，紧急召唤史迪威飞返重庆协商，但是史迪威却不加理睬，蒋介石怒火中烧到什么地步不难想象。他此时终于承认，他去年10月改变撤换史迪威的决定，是重大错误。
1944年春夏之际，日军已经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总攻击，直接威胁到这些空军基地，而这场战争却并不是因为中美空军的挑衅而引发的，史迪威却依然对陈纳德和蒋介石支持空军的要求充耳不闻。
一个可怕的解释，那就是马歇尔是史迪威的同谋。
因为马歇尔在1944年6月6日曾经发过一通电报告诉史迪威说，在1944年中期进行意大利半岛作战时，英美盟邦动用了7000架飞机，而德国只有200架飞机。但是马歇尔特别叮嘱史迪威，此项消息绝对不许向陈纳德透露。显然是避免陈纳德据此要求增加对中国空军的援助。这个动作不免令人产生一些联想。
（1）同盟国和纳粹国在意大利战场的空军比例是35：1，即使抽调500架飞机去满足中国当时的全部需求，其比例依然是32.5：1，继续保持绝对性优势。
（2）美国军方（史迪威)一再训斥中国政府不可迷信空军，然而在其他战场却尽全力去争取绝对空中优势，甚至不惜从中国战区抽调飞机去满足其他战场的需要。而史迪威却在同时指责中国政府贪得无厌，对于美国的慷慨援助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感恩。
这个现象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互相矛盾，其实不然。说白了，美国军方和史迪威的说法只有针对中国战区才有效，因为中国战区在美国军方的心目中根本没有重要性。当然在此过程中，中国老百姓才是日军铁蹄下最大的遭难者。如果以上解释果然成立的话，那么史迪威（美国军方)的行为就只能令人发指了。
显然，即使中国面临崩溃，史迪威关心的也不是尽力挽回颓势，而是在和蒋介石打交道时占取上风。也就是这种心理让史迪威在6月中作出决定，中国的情况还不够糟糕到需要他批准，动用储存在成都仓库中的美军器材和油料。
从上述史实中不难看出，在1944年7月以前，史迪威极少关注中国战区事务，并没有发展出一套处理危机的独到见解，而在其偶尔作出干预时，其结果只能对中国战局造成更大的伤害。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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