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和平协议，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由于最初其纸面实力占据绝对优势，我方无奈只能以防御为主，直到1947年才逐渐开始有了反攻的迹象。
不过困难归困难，大多数根据地还是能保存一部分，唯有中原和华中，全部丢失了。两者相比，华中又比中原好一点，至少是七战七捷后主动放弃的，主力基本还在，后续也打出不俗的战绩。
但中原就是一路损兵折将，不仅跳出包围圈时伤亡巨大，后来试图建立鄂陕和鄂西北根据地的企图也未能成功。最终导致这一战略区被放弃，直到1948年5月才由刘邓重建。
中原军区当初好歹也有5万人，为何会打得那么狼狈呢？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个主心骨，当初甚至出现过两位副司令员拔枪争吵的情况，可见内部之混乱。
一、尴尬的军区配置
1945年10月30日，中原军区正式成立，李先念担任司令员，王震和王树生都是副司令员。此时军区的武装力量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原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根据地最初由他们发展开辟；
二是王震带领的359旅南下支队，抗战胜利前后赶来会师；三是王树生豫西根据地部队，抵达时间与王震所部差不多。
也就是说，正副三位司令员都有自己的部队。这种情况，要么就是给一定的时间让大家融合统一，要么就是出现一位战功、资历等各方面都足够的人来镇场。
可惜，当时的中原军区两项条件都不具备。仅仅成立几个月，解放战争就打响了，他们磨合程度不高。
而司令员李先念在土地革命时期职务不及二王，他在红四方面军中还做过王树生的下属，缺乏绝对的权威。一支部队缺乏核心决策者，后果极其致命，中原军区很快就面临了关键抉择，可军区却有三种不同的声音。
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主张向东突围，这样比较靠近新四军主力部队，打起来互相有个照应。然而，他在会议上说出自己的想法后，却遭到两位副司令员的反对。
王震更希望向北突围，此处相距刘邓大军更近，到时可让刘邓从南向北打，会师难度就没那么高；
王树生却摇头，说往北要经过平汉线，敌人调动兵力速度更快，向东也是如此，敌人有所防备下很难奏效。不如打破常规思维，向西转移，穿越平汉线，抵达鄂西北武当山区和陕南地区。
他一说，王震立即反驳：“到武当山干什么？去当和尚吗？”王树生回：可以跟当地的武装会合，不行的话就钻入山区打游击...
还没等话说完，王震就着急地打断：“游击，游击，你就知道打游击。”王树生也不是好脾气的人，当即就跟王震吵了起来。两人情绪越来越激动，甚至最后都拔了枪出来。
李先念一番苦劝，才把大家安抚下去，可他这个司令员做不了主，只能将三种意见都上报中央。
几天后，中央复电，更认可向西突围的决策。觉得只要用一支疑兵做掩护，就能为主力争取到突破封锁线的时间。届时中原主力部队在川陕边界大有可为，还能对胡宗南起到牵制作用。
中原军区根据这一指示，决定让皮定均伪装成主力向东前进，为了逼真，又用独二旅伪装成掩护大部队（皮旅）的小部队。
至于真正的主力就分为南、北两路，各有万余人，南路由王树声率领，越过平汉线后进入鄂西北；北路则以王震为主，经桐柏山区直下陕北。
皮旅的掩护行动很成功，拖住大量敌人后成功与新四军的部队会合，自身实力并未怎么受损，堪称一大奇迹。而主力这边，其实一开始也没大问题，反倒出了封锁线后没发挥好。
二、士气低落的突围部队
一个多月后，突围的北路军抵达陕南，还有七千人左右；南路军在鄂西北也跟江汉军区部队会合，仍存10个团建制，人员过万。
这时敌人还在尾随，危机没有解除，但有一个很好的破局之道，即抓住敌人空隙，集中局部优势兵力打一个反击歼灭战。
这样敌人就无法再肆无忌惮地追赶，我军也才有喘息的机会，争取出更多的空间。可惜，两路的主要负责人都将敌情看得过于严重，采取部队高度分散、敌进我就退的应对方法。
他们是担心如果遭遇了敌人会被全歼，分成小股部队的话，即便被歼灭一部分，还能存活一部分。
在那样的环境下，其实越分散就越糟糕，小股部队势单力薄，往往会感觉四面八方都是敌人、怎么甩都甩不开。长此以往身心俱疲，开小差的情况会日益增加。而人数变少，部队越不敢跟敌人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就现实而言，敌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鄂西北军区7团的遭遇印证了这一点。当时7团要向松香坪进军，但被国民党军挡住西去道路，他们只好折返向东，又在阳日湾遭追兵夹击，最终被赶到了人烟稀少的石板河。
眼看到处有敌人，再不拼一把迟早是死，7团便在石板河打了场伏击。结果敌人战斗力也不强，迅速被歼灭。而7团在清点战场时发现，追兵其实就一个营。
此战暴露了两个很重要的信息，一是我军对战场形势判断出错，不被逼到绝境都没了作战的勇气；二是敌人为了追击我军也开始分散，兵力亦是不足。
鄂西北军区不久后向中央汇报时说：3个月来，我军区与追兵作战百余次，共毙伤敌1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6挺、步枪1259支，子弹2万发。
这里面最大的战果来自石板河伏击战，除此之外的百余战，平均下来每战歼敌不过近百，明显就是你追我跑的遭遇战。打到这种地步，局势已相当严峻。
鄂西北军区司令员王树生其实已经发现这些错误，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直言：
“由于我们未能事先预防与及时纠正干部思想上的毛病，如不敢硬战、决战。我单纯跑反、避战等偏向与错误，致遭受了重大损失。共计损失达2000人，武器损失长短枪1000支，连伤亡、掉队、非战斗减员，约占30%。”
但他已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只坚持了几个月，鄂西北军区就难以生存，军区众领导化装转移，军区部队分散突围。
如果在突破封锁线后，有一个敢打的主心骨，如粟裕在华中那样，就是打一个时间差，抓住敌人各部脱节的机会，集中兵力先吃掉一股。这样整个局势就会不同。
奈何，中原军区就是缺少了一个这样的主心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