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渣滓洞里多了一个老太太，审讯室里，酷刑器具用遍，情报却没有一句。
施刑的军官写下评语：“年逾四十，意志顽强。”
他没想到，这个老太太，是川东游击队的主心骨，组织里称“邓大姐”，敌人私下称“疯婆子”。
一锅热饭引来十几条枪口
1948年8月的一天，天气闷热，华蓥山脚下的大竹县新场镇，邓惠中悄悄回到了老家。
她戴草帽、穿青布褂，脚蹬草鞋，从灌木丛中绕过公路检查哨，手里提着一小袋干粮。
回家的理由只有一个——次子邓诚，在执行交通联络任务时失联，已有五天。
情报中断，联系不上，生死未卜。
再拖下去，支队的信息传送线可能全断，她必须冒险，查清楚儿子的下落。
中午前，邓惠中带着长子邓叶甲、女儿邓叶芸和儿媳张月英，悄悄潜入旧宅。
土墙屋多年未住，角落积灰，灶台荒废。
邓叶芸生火准备做饭，灶膛中燃起小火，正是这团烟，被远处邻居望见。
一个小时后，镇上的保警队带着十几个荷枪特务，围住了院子，没有叫喊，没有谈判，一进门就按倒了人。
屋里饭还未烧开，锅底只冒出点湿气，地上的碗是空的，灶台的柴还在燃，墙角，一只鞋子横着躺在灰里。
审讯很快开始，特务分开四人关押。
第一次提审时，邓惠中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只报了个假名，说是回乡探亲。
没人信，但也没人能找到她的确凿身份。
第二天深夜，军统情报科接手，有人认出她正是多次袭击据点、带队截杀便衣特务的“老太婆”——华蓥山上的“双枪女头目”。
重庆方面下了死命令：必须要从她嘴里，撬出游击队的电台位置，与骨干名册。
48小时内，未审出任何内容，她被转押入重庆渣滓洞，车子从大竹出发走山路绕行，一路小雨。
刮脚心、灌辣水、剥睡眠，没一句吐口
入渣滓洞当天，邓惠中戴着木铐，身上是浸水未干的粗布衣，脚上只剩一只鞋，另一只不知丢在哪个山坳。
牢房关押的是要犯，铁门厚实，窗户高悬。
每扇牢门都焊着编号，她被安排进三号牢室——两米宽，两张木板床，一盏永不熄灭的高瓦灯泡。
第二天拂晓，审讯开始。
先上的是老虎凳，传统方法，四肢反绑，木楔撬腿。
三十分钟后，血脉不通，膝盖肿胀如鼓，接着是灌辣椒水，用玻璃瓶插进嘴里，一瓶接一瓶地倒下去，连带生盐一起冲入喉咙，呛得鼻血直流。
特务试图借疼痛制造恐惧，换来的却是她一句：“给你们机会，是你们不中用。”
审讯记录写道：“精神顽强，拒不交代；后续需转换策略，剥夺睡眠与饥饿并用。”
接下来七天，牢房灯不灭，守卫每隔15分钟拍一次墙，喊醒她。
饭菜只给一碗稀粥，日夜不分，体力开始明显下降，站立不稳，走路靠墙，可上了刑架，依旧闭口不言。
负责刑讯的科长注意到细节：在用冷水泼她脚底时，她肌肉剧烈收缩，显出强烈反应。
一个小兵试着用鸡毛掸子扫其脚心，出现同样反应。
于是他们当场定制了新刑具：一根钢丝刷柄、一根猪鬃掸子，轮替使用，专刮脚底。
一厘米一厘米刮，皮肤破开，血渗出，毛细血管碎裂，脚趾剧烈抖动。
当晚返回牢房时，两名牢友扶着走路。
右脚脚背全肿，床上留下大块血印，管饭的牢头见状，悄悄给她多添了一勺米饭。
一个星期后，特务换招，剥去她上衣，将猪鬃扎入前胸皮肤，她低头不语，眼睛不看一人，有人从旁威胁：“再不讲，你儿子就等死。”
她慢慢抬头，一句话不说。
在之后的一次提审中，连带押上了儿子邓诚。
两人面对面被拉进审讯室，企图制造情感崩溃，可没想到母子都没出声，只用眼神示意对方：“别开口。”
审讯结束后，记录官留下批注：“意志极强，母子二人均无供词。”
牢房里，她接生、写密信、撑起一座精神堡垒
邓惠中从渣滓洞，转押至小牢房三号之后，再没被单独提审。
特务换了策略，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游击队员，可这位“老太婆”，始终是牢中醒目的存在。
身体被折磨得虚弱，脚掌常年无法站稳，但牢中犯人一说起“邓大姐”，没有不肃然起敬的。
牢中孕妇彭灿碧怀孕七个月，在一次例行搜查中突然腹痛，血流不止，情况危急。
邓惠中用破棉衣撕成布条，用一块木板垫脚，亲手为其接生。
那时牢房无药、无水、无剪刀，只能用牙咬断脐带，再用衣角缠紧。
婴儿哭声吓坏了狱警，他们破门而入。
邓惠中横身遮住母子，喊：“大人孩子都归我管，有事冲我来。”
守卫愣了两秒，最终没动手，孩子活下来了，后来，她把自己唯一的一件棉袄拆开，缝成了两套婴儿裹布。
彭灿碧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没有她，我死在那天，牢里没有药没有饭，可她就是让人看见一口气能顶下去。”
除了照料难友，邓惠中还成了牢房中的“教师”。
小号房的墙砖缝隙中，一块灰色瓦片松动。
她将瓦片撬下后，发现空隙足够塞进手写纸条，教年轻的李青林，用经血在墙砖上写下信息，滴在破棉布上，再卷成筒，藏进砖缝。
内容只有几个字：“西城码头有新联络人。”、“余家湾联络断。”、“小李守口如瓶，表现好。”
这些布条躲过搜查，一次次传出去，有人被转押，他就悄悄带出一卷，交给新的交通员。
同时，她也在牢里说事——讲国共内战形势、讲解中共对游击战的安排、讲敌后抗争手段，话不多，每晚靠墙坐着说十分钟，大家围着听。
有次，李青林偷偷问她：“邓大姐，要是出不去了怎么办？”
她答得很慢：“不出去，就留在这里把人撑住，有人在，线就不断。”
十一月的枪响，她和儿子最后一次相拥
1949年11月27日，风很冷，山间的树叶几乎掉光了，三天前，重庆地下党传出情报：特务机关已开始销毁文件，大屠杀极可能展开。
那天晚上，渣滓洞突然断电，灯灭的瞬间，牢房一片寂静。
几分钟后，远处传来机枪声与哭喊，持续数十秒。
守卫打开三号牢门，冲进来，把邓惠中和邓诚拖出去，路上没说一句话，两人被反绑双手，推进了刑场——歌乐山山腰的一处土坎。
枪手是国民党行动科，留下的最后一支死队，负责这些关押的人。
刑场没有多话，没有读判决，没有仪式，那时共产党军队已进入川东，形势彻底崩盘，对这些残余力量来说，只剩灭口一途。
邓惠中望着儿子，轻声说：“别怕。”
两人靠得很近，肩并肩站着，临行前，她喊出一句：“共产党万岁！”
枪响在这一刻掩盖了一切，现场记录员后来在供词中写下：“那女人喊完就被打中胸口，她没倒，手还抬着，直到第二枪打进额头。”
邓诚没喊，只是看着母亲，倒下时，他头向她一侧，姿势像是靠着她睡着了。
那天，渣滓洞里至少37人被枪决。
从红岩走出的“双枪女”，活成一尊雕像
邓惠中生前，外界对她知之甚少，死后，人们才发现，那位名叫“张惠中”的女人，是川东华蓥山最早一批妇女游击队骨干。
她曾带领二十余人袭击大竹据点，一日之内炸毁两座仓库，两把驳壳枪随身携带，善于山林夜袭，躲避跟踪。
她是真正的战斗指挥员，双枪是记录上，确凿在案的武器装备。
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人物原型之一，即取材自她，虽然创作中加入了艺术夸张，但在历史细节上，原型的坚韧早已超越笔墨。
更重要的是，她的家人没有解散。
长子邓叶甲在解放后参军，成为公安干警，女儿邓叶芸，毕业于教师学校，将母亲事迹写入乡土教材，
2005年，华蓥山革命纪念馆为邓惠中立雕像，高25.8米，手持双枪、身穿布衣。
当地小学每年组织学生登山瞻仰，有人哭着说：“她站着，就不让人忘。”
参考资料
1.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庆革命烈士传（第一卷）》，重庆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