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16日中午，上海曹家渡有两个人抬着一只沉甸甸的竹篓，由南朝北，从三官堂桥上走下来。走在前面的人年龄稍轻点，走在后面的人年龄稍大点。他们迈着匆匆的脚步，“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虽然累得满头大汗，但也顾不得歇脚。
由于临近春节，人们都到三官堂桥农贸集市购买年货准备过阴历年，行人较多，摩肩接踵地来往着，这两个人抬着沉甸甸的竹篓，并没有引起来往行人的注意。
两个人抬着抬着，突然在路边停了下来。年龄稍大的人说：“我去看看路怎么走，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说完，把竹篓放在地上，就往直朝前走去。
留在马路边的小青年见竹篓一边的绳子结松了，便低头整理起来。
这时，恰巧有个税务局收税的人路过此地，他叫朱惠庭，上午在三官堂桥附近收完税正准备回家吃午饭。见路边有个小青年正低头摆弄着半人高的竹篓，以为这个小青年为了逃税故意避开他。他在税务局干了好多年，碰到偷税漏税的事真是太多了。
小朱走到那个小青年身旁，劈头问：“喂，你的竹篓里装的是什么？”
那个小青年不防，猛抬头，见面前站着一个收税的人，顿时张口结舌道：“装……装的是……咸肉。”
“咸肉？有没有税单？！”
问者无意，听者惊心。“有……我……”小青年惊愕，愣住了。
“拿出来看看。”小朱见小青年这副慌张神态，心想，八成又是个逃税的人。
“好，我拿给你看。”小青年在身上从里到外摸了半天，最后面露愁容。
“同志，实在对不起，刚才出来匆忙，税单放在家里忘了拿出来，我这就去拿。”说完，小青年转身想走，小朱把手一挥，厉声道：“慢走！”
“怎么？”小青年脸色煞白。
“还有一个人呢？”
“解溲去了，我在这儿等他呢。”
“你家住哪儿？”
“就在桥对面的弄堂里。”
“好，你要快去快回，没有税单要罚款的。”
“我懂，我懂。”小青年低头哈腰，快步走开了。
小朱心想，一根扁担两人抬，即使小青年不回来，小便的人总要回来。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这筐咸肉足有百来斤，不怕他们不要货。
可是，小朱怎么会想到，就在他笃笃定定守候在竹篓边的时候，那个小青年在桥堍碰到了年龄稍大的抬筐人，他气喘吁吁地说：“小黄，不好了，竹篓被收税的人扣住了。”
“怎么会呢？”
“鬼才知道。”
“收税的人有没有打开竹篓检查？”
‘没有，光要看税单。”
“你怎么说的？”
“我说的是咸肉。”
“嗯。”
“那怎么办！”
“咱们快逃吧。”
“好。”两人说完，登上三官堂桥，一下子便消失在集市贸易熙攘的人群中。
三官堂桥，跨于苏州河之上，由于水道畅通，曹家渡口农船拥挤，农副产品不经税卡，可从这里直接抬到街上去卖，所以偷税漏税的人特别多。税务局为了不让不法分子钻空子，派了大量的税务人员在这里收税。
小朱站在竹篓旁，足足等了半个小时仍不见有人前来，他！觉得奇怪。联想到刚才那个小青年慌慌张张的样子，他自语道：“难道这篓威肉是偷来的？”想到这儿，他觉得有必要去向派出所报告。
小朱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派出所，向值班民警反映了情况，民警听后，也觉得事情蹊跷，于是，民警跟着小朱匆匆地朝竹篓方向走去。
两人走近了，小朱见竹篓原封不动地停放在那儿，小朱手指竹篓，说：“就是这篓咸肉。”
民警是个细心的人，他并没有急于掀开篓盖，而是先朝竹篓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一番，然后问道：“朱同志，你怎么知道这篓子里装的是咸肉？”
“我是听抬筐人说的”。小朱不解地回答。
“你有没有打开来看过？”民警问。
“没有动过。”小朱摇头道。
“嗯，只要没有动过就好。”民警一面点头，一面轻轻地掀开篓盖。
随着民警的手慢慢地把篓盖打开，腾地，凝神观看的小朱猛然惊叫起来：“啊，里面装的不是咸肉，是人！”
小朱惊恐地倒退一步。然而，民警却没有惊骇，仿佛思想上早有准备似的。
“不错，是具尸体。”
“哎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小朱在一阵惊愕之后，表现出一种后悔不已的样子。
“是啊，要是你早就想到了，那个抬篓人也就逃不掉了。”民警为了打破恐惧的场面，又断然对小朱说：“这样吧，我在这儿看着篓子，你赶快到派出所去报告。”
“好，我这就去。”小朱像逃避瘟种似地拔腿就跑。
小朱连做梦也不曾想到会碰上这种奇怪而又倒霉的事，他惊吓得半晌没转过神来。
很快，20多岁的端木宏峪接受了任务，带着法医和侦查员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现场。
现场位于苏州河北面的光复西路1185号中纺二厂后大门8.5米处。竹篓仍然停放在原地，只不过多了些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
端木宏峪站在竹篓前，双目锐利地扫视着竹篓。然后，他询问了小朱和民警有关发现竹篓的经过。接着，又亲手把压在竹篓上的篓盖打开。呈现在他面前的是装在篓子里的一具屈踡着身子的男尸。死者脸色黝黑，瞪着一双因剧烈的痛楚而变了形相的眼睛；死者头发新剃，上身着黑色列宁装。端木宏峪凭着眼睛的直观，从死者的貌相和衣着判断，被害者很可能是个外地人。
现场很简单，没有任何可取的痕迹，这使端木宏峪伤透了脑筋。
根据候处长的指示，由他们处和普陀区公安局联合组成了一个专案组，由端木宏峪挂帅。
晚上，在普陀区公安局刑侦队底楼的一间办公室里，端木宏峪跟侦破组的同志围坐在一起，首先对竹篓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分析。
这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竹篓，做工十分粗糙。在竹篓的一处表面上，用肉眼隐约可见散状形的红颜色。接着，又在竹篓里面的密缝里发现了几片虾皮和几根染着红颜色的竹叶。紧接着，又在竹篓的底部发现了两根麦苗。随着竹篓里这些遗留物的发现，大家的情绪显得特别兴奋。因为大家心里明白，在案件没有侦破之前，任何线索对他们来说都是有价值的。
从竹篓里发现的虾皮、竹叶及麦苗推断，大家对竹篓的来源有了统一认识，一致认为，这只竹篓不是本地所产。
就在大家仔细地观察，认真分析的时候，端木宏峪的脑海里却反反复复地跳跃着这样的一系列问题：这只曾装过虾皮的竹篓是外地什么地方的？凶杀现场到底是在市内还是在农村？是外地人杀外地人，还是本地人杀外地人？至于两个扛竹篓的，可以推定是凶手，但在茫茫人海中去哪里找呢……
第二天上午，王法医风尘仆仆地从验尸所赶到普陀区公安局向端木宏峪汇报。
端木宏峪望着熬红了双眼的王法医，一面请他坐，一面问：“尸体解剖结果怎么样？”
“从死者的胃里来看，临死前曾饮过酒。死者头颈里的勒痕是被凶手用死者身上列宁装的腰带勒的。另外，从死者的裤腿里发现几粒脱力草草籽，从死者的裤袋里还搜到一副扑克牌”。王法医汇报道。
“死者有没有外伤？”端木宏峪插嘴问道。
“没有发现。”王法医肯定道。
“脱粒草籽带来了没有。”端木宏峪又问。
“带来了。”王法医点头道：“还带来了死者的上装和扑克牌。”
王法医说着，打开一只布包，然后取出用纸包着的几粒脱力草籽递给端木宏峪。端木宏峪用手指捻起一粒，说：“这种脱力草籽只有农村田里才有的！”
“嗯。”王法医点头道：“凶杀现场很可能在农村田里，因为还有二根新鲜麦苗。”
“难道说，凶手用酒把被害人灌醉，再用带子把他勒死，装进竹篓，然后想销尸匿迹？”
“我看这种可能性很大。”王法医赞同道。
端木宏峪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心里一步步地推想着：从侦查心理学的角度看，移尸案都是由人多的地方向偏僻的地方移，哪有农村向市区移的道理？而且朱惠庭亲自看到竹篓是由南向北抬来的。那么脱力草草籽和麦苗的来源怎么解释呢？他逐步意识到，杀人现场很可能在市区某个荒地上。
端木宏峪跟王法医一面探讨着，一面推理着。
就在这天上午，侦查员老冯和小邱两人，根据端木宏峪布置的任务，带着竹篓，先是跑了几家篾竹店。据有经验的老师傅告诉他们，这种竹篓一般是装虾皮和竹笋用的。它的产地在温州一带。接着，两人又急如星火地赶到十六铺上海水产批发部。他们把竹篓让批发部的几个店员辨认，其中一个店员一眼便认出了这只竹篓，说：“这篓子里装的是虾皮，我们批发站前几天刚从浙江温州运来16篓。”
“站里还有没有货？”老冯问。
“没有了，都批发到下面店里去了。”店员回答。
“师傅，请你查一下，都批发到哪些店里去了。”小邱接着问。
“好。”那店员一面说，一面拉开办公桌抽屉，拿出了一叠发票，说：“曹家渡茂丰南货店要了10篓，咸瓜街咸货行要了6篓。发票都在这里。”店员说着，把发票递给了小邱。
小邱翻着发票，一一记下了地址和数量，接着又问：“师傅，还想打听一下，这竹篓上面的红颜色是什么东西？”
那店员看了一眼,脱口说道：“这是发货人在竹篓上用红颜色写下的货物到达地点的标记，有时候篓子遇到海水，写的字冲掉了，竹篓上就染上了红颜色。”说完，那店员随手拿起了放在墙角一只矮脚竹篓说，“你看，这只篓子上也有。”
小邱接过竹篓，仔细地看了一眼，然后，又递给了老冯。
摸清了竹篓的产地和寻到了竹篓的货主，两人离开水产批发部，直奔茂丰南货店。
来到了茂丰南货店，店老板热情地接待了他俩，并且指着堆放在墙角的10篓虾皮说：“这货进店没几天，如果你们要的话，我可以便宜点。”
老冯和小邱听了老板的话，真是哭笑不得。两人见10篓货原封不动地堆放在墙角，二话没说，扭头便走。
两人再寻到咸货行。店老板见他俩拿着竹篓进店，以为他们还要买虾皮，双手一摊说：“你们来晚了，虾皮都卖完了。”
老冯向店老板说明了来意，店老板恍然大悟。当老冯问他是谁买了6篓虾皮时，店老板连忙解释说：“这6篓虾皮，3篓是连篓带虾皮卖的，还有3篓是卖完虾皮，空篓被人买走的。”
老冯和小邱听了老板的话，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请你回忆一下，这6只篓子的买主是谁？”心急火燎的小邱问老板。
店老板在店堂里来回走动着，想了半天，只有名有姓地说出了5只篓子的买主，还有一只，他怎么也回忆不起来。
老冯和小邱离开了咸货行，看天色没暗，就又按照店老板提供竹篓买主的地址，挨家挨户地寻到了5只篓子的买主，并亲眼看到了5只空篓子。
整整奔波了一天，老冯和小邱感到精疲力尽。老冯望着手里的第6只篓子，对小邱苦笑道：“没想到,查来查去，这无主的第6只篓子就在我们手里。”
案子发生了，调查工作是大量、细致而艰苦的。端木宏峪根据警力，把侦察员分成5个侦破小组，他们凭着一腔热情，即便是踏破铁鞋也要从调查中发现线票。然而，调查工作进展并非一帆风顺。
第一侦破小组的侦察员根据税务员小朱提供抬筐人的身高、貌相、口音等特征，到三官堂桥附近的里弄和集贸市场调查，结果，没有一个人敢肯定自己认识抬筐人。查了近半个月，侦查员接触了对象近百人，最终，仍然没有查到抬筐人和被害人的下落。
第二侦破小组的侦查员带着死者穿的列宁装，走访了几十家裁缝店，无论是中帮或洪帮裁缝师傅，他们都说这件列宁装是最蹩脚的裁缝师傅做的，上海裁缝师傅不可能会做出这种衣裳。中帮师傅还说如果经他们手做的衣裳，针脚过了十几年都认得出。
第三侦破小组的侦查员拿着死者新剃头的照片，跑遍了上海所有的理发店，请理发师傅辨认死者新剃头发型的特征。有经验的理发师傅一眼便看出，剃这种头型的人是上海摊上最蹩脚的剃头师傅剃的，凡是上海店里的剃头师傅都不剃这种头型，一般都是摆摊头的人剃的。侦查员又去请教摆摊头师傅，据他们讲，这种发型一般碰到乡下人才剃，碰到上海人来剃头，他们都不剃这种头型。死者照片请他们辨认，他们都一口否定自己曾为照片上的人剃过头，调查毫无结果。
现在剩下的线索只有那副从死者身上查到的52张旧的扑克牌了。
端木宏峪仔细端详起这副旧扑克牌，和侦查员们开始分析起来：这副旧扑克牌死者究竟是派什么用场的？是随身带在身上白相呢，还是另有用途？这52张旧扑克牌上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有三分之二的牌上画着乱七八糟的红、蓝圆珠笔痕；二是有4张牌上写着阿拉伯数字；三是有2张牌上各留有两个小孔。
大家面对这副既熟悉又陌生的扑克牌束手无策，坐在一旁沉默不语的端木宏峪更是感到这起案件的棘手。
案子搁浅了，所有可调查的线索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端木宏峪感到自己和侦查员们一时都陷入了艰难境地。
很快，大年三十了，整个上海城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就在人民群众欢乐之际，专案组的同志们却在度过一个难熬的除夕之夜，大家围绕案子进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只要死者和凶手在上海露过面，就一定会有人认识他们。
端木宏峪却对死者遗留的扑克牌甚感兴趣，他推断既然牌在死者身上，知道这副牌的人绝非死者一人。至于牌上留下了奇怪的数字，正说明这副牌非同寻常，牌上的特征，很可能是我们破案的重要线索。
新春佳节，对侦查员来说，并无心思去探亲访友，要知道，这是接触群众的最好时机啊！但是，几天的调查仍无结果，端木宏峪和侦查员个个都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有劲没处使，有力没处用，案子一时破不了，大家的心里真不是滋味。
一天下午，侦查员小顾像以往任何一次一样，兜里装着那副又脏又旧的扑克牌外出调查，他心里想，只要有人群的地方，我就不放过一个询问的机会。
那天，他来到曹家渡附近的一家中药店门口，把牌拿给一个小青年看，那小青年接过牌一看，脱口就说：“这副牌是变戏法的人玩的。”
小顾听后喜出望外，连忙问：“你怎么知道？”
那小青年指着其中一张黑桃皮蛋，说：“你看牌上写着1、4、7、10、老K、2、5、8、茄钩，3、6、9、皮蛋……，这种戏法叫“听电话”，数字是循环的，只要你任意抽出一张牌，变戏法的人根据循环数字就能马上说出来。”
原来那小青年业余时间喜欢耍牌变戏法。小顾马上请那小青年变了几副，果然如此。随即，小顾又拿出照片让那小青年辨认，那小青年却摇了摇头。
那小青年虽然不认识照片上的死者，却道出了牌上的“秘密”。这偶然的收获使小顾十分高兴，他马上返回专案组向端木宏峪汇报。
端木宏峪听了小顾的汇报，仿佛眼前火光一闪，觉得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线索，决定要紧抓不放，一查到底。于是，端木宏峪跟小顾一起来到了上海街头艺人协会，请内行们辨认。内行们看了这副扑克牌，一致认定这副牌是变戏法的人用的，而且指着牌上面划着的红兰颜色，进而断定说，这副牌是街头卖圆珠笔的人变戏法用的，他们身背小包，走南闯北，见到人多的地方，就摆下摊头，人围成圈后，先变几套戏法以吸引住群众，然后拿出圆珠笔叫卖，在随意拿出圆珠笔出售时还在扑克牌上习惯地划上几划，以证实笔的质量。
端木宏峪听后，觉得说得很有道理。但当他拿出死者照片请内行们辨认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
既然这副扑克牌是卖圆珠笔人变戏法用的，端木宏峪就请上海街头艺人协会以他们的名义召集变戏法卖圆珠笔的艺人开会。会上，端木宏峪并没有介绍案情，而是把死者照片分发给他们，请他们带着死者照片到各地叫卖圆珠笔时请人辨认。
端木宏峪的这一决策，给濒临困境的侦破工作带来了根本的转机。
十天以后，普陀区公安分局门口来了两个中年人，他们说有急事要见端木宏峪。
端木宏峪来到分局门口，他一眼就望见其中一个人就是十天前参加艺人协会开会的人，端木宏峪连忙把他俩迎到办公室，没等坐定便问：“同志，找我有什么事？”
那人说：“我叫翁胜义，这位是我的同行，也是卖圆珠笔的，那天我们开会，他正好到浙江去，我在外地碰到他，给他看了照片，他说认识照片上的人。”
端木宏峪一听此话，眼前顿觉一亮，忙问站在他旁边的人：“同志，贵姓？”
“我叫陈炳文。”
“你认识照片上的人？”
“嗯。”陈炳文点头说：“这照片上的人是我老乡，叫陈吉钦，住在浙江余姚渚巨村。”说到这儿，陈炳文神情紧张地问：“陈吉钦他现在怎么了？”
“陈吉钦被人害了。”端木宏峪直截了当地说：“你既然认识陈吉钦，我们想请你配合我们抓到凶手。”
“他人挺老实的，怎么会被人杀了？”陈炳文惊疑地问。
“是啊，究竟怎么被害现在情况不明。”端木宏峪说。“我们想请你辨认一下尸体。”
“好的。”陈炳文半信半疑地答道。端木宏峪把陈炳文带到验尸所，陈炳文见到死者，便一口认定：“就是他。”接着，端木宏峪把死者的衣物给陈炳文看，陈炳文指着死者穿的袜子说：“这双袜子还是我借给陈吉钦的。”
案情路转峰迥，死者终于有了下落。
端木宏峪带着几名侦查员，跟着陈炳文，日夜兼程地赶到浙江余姚渚巨乡死者家里。经询问陈吉钦母亲，她说陈吉钦春节前跟着一个人到上海去了，连过年也没有回家，家里正急等着他回来。
进一步调查，陈吉钦是跟着个叫黄顺潮的人到上海去的。
黄顺潮是否就是凶手呢？
端木宏峪带着侦查员，先在浙江余姚青港乡查到了黄顺潮。跟踪找人，黄顺潮却由于偷窃被当地公安机关关押。端木宏峪又与当地公安机关取得联系，突击审讯黄顺潮，并且出其不意地拿出了死者遗物。
这下黄顺潮慌了手脚，以为杀死陈吉钦的情况已被公安机关掌握，于是，黄顺潮把罪责推向他的同伙黄忠水。
端木宏峪又连夜逮捕了黄忠水。
端木宏峪跟侦查员们把黄顺潮和黄忠水两犯押解到上海继续审讯。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黄顺潮和黄忠水不得不交代了他们合谋杀害陈吉钦的经过。
1954年农历5月间，乡缝纫店接进行联营，影响了案犯黄忠水开设的缝纫店的营业，黄忠水嫉意在心，唆使表弟黄顺潮深夜带了作案工具潜入合兴缝纫联营所，窃得快乐牌缝纫机头四只，三只藏于二姐家中，一只带到上海销售，由于没有证件，故未售出。
案犯黄顺潮，无家无业，解放前后一贯进行偷窃。1953年缴农业税时，黄顺潮在稻谷中掺入大块石头，企图陷害农会，后怕拆穿，因此于1953年农历10月25日带了做圆珠笔生意的陈吉钦潜逃来沪居住于黄忠水在上海租借的临时房中。
因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生活难以维持下去，黄顺潮就将偷来的缝纫机叫陈吉钦卖给了在上海的同乡人，得款后两人化用。黄忠水得知这一情况后，怕陈吉钦告发，于是他跟黄顺潮商量谋害陈吉钦，企图灭口。
一天，黄顺潮假惺惺地将陈吉钦带到了永兴路44号黄忠水住处请客吃饭，饭后，三人到大世界游乐场去看京戏，散场后，三人又来到云南南路万全昌酒店，黄忠水和黄顺潮用白酒将陈吉钦灌醉。接着，把醉意朦胧的陈吉钦架到偏僻地方准备用刀把陈吉钦戳死(黄忠水事先备了刀)，因黄顺潮不敢下手，黄忠水无奈，两人架着陈吉钦，把他弄到一家通商旅馆，准备在旅馆里把陈吉钦弄死。旅馆服务员见陈吉钦酒醉不省人事，拒绝他们住进旅馆。
黄忠水见一计未成又来一计，喊了辆三轮车，三轮车驶到中山南一路鲁班路口，三人下了车，黄忠水和黄顺潮架着陈吉钦朝中山南一路的荒地走去，在荒地里，黄忠水推倒了陈吉钦，黄顺潮仍不敢用刀下手，黄忠水见陈吉钦上身穿的列宁装上有根腰带，于是把带子抽出来打了个活结，套进陈吉钦头颈里，要黄顺潮拉住带子一头，两人一个朝东，一个朝西，活活将陈吉钦勒死。
这时正值凌晨二时，两人搜走了陈吉钦身上值钱的东西，裤袋内的旧扑克牌却未搜走。之后，两人将尸体扛到不远处的篱笆下隐藏起来，黄忠水叫黄顺潮到附近一个朋友家里借来了一只装毛竹丝用的篾篓(这只篾篓就是从咸货行买来的)，又把尸体装进篾篓，黄忠水捡来一只破缸罩在篓口，两人又把尸体隐蔽在篱笆下，接着便回住处睡觉。
凌晨5时许，黄忠水和黄顺潮拿了扛棒从家里出来，两人抬着尸体，途经制造局路新新茶园，朝黄浦江边走去，准备将尸体抛入江中，因路上来往行人甚多，怕被发现，黄忠水提出将尸体抬到他以前做临时工的郊区乡下去。于是，两人抬到复兴东路西藏路口又喊了辆三轮车乘到曹家渡五角场大昌锅瓷店前停下，他们将尸体从车上搬下，两人抬着，由梵皇渡路向西过三官堂桥沿苏州河再向西到中纺二厂侧门停下，由黄忠水前去察看路线，黄顺潮停在马路边等候，谁知抛尸不成，却被税务员小朱碰到，于是，天机泄露。
至此，三官堂桥“咸肉”案真相大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