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旭辉举办境外债重组方案说明会。
旭辉的境外债务重组投票进入倒计时。
这场涉及68亿美元债务命运的博弈，不仅牵动着债权人的神经，更折射出中国房地产行业从“规模狂飙”转向“生存哲学”的阵痛。
处于漩涡中心的林中——这位曾以“周期研判高手”闻名业内的战略家，正试图用一场“刮骨疗毒”式的重组，为旭辉争取重生的机会。
壹
时间回溯至2013年，彼时的林中意气风发，宣称“保持高周转模式，纯利能做到12%-15%。”
他口中的高周转，是要求每块土地“8个月预售、14个月清盘”，并创新推出“储蓄卡”模式提前锁定客户资金，确保60%-70%的去化率。
这套打法在2014年楼市寒冬中大放异彩：当多数房企收缩战线时，旭辉以40%的复合增长率逆势冲入行业TOP30，被业内称为“弯道超车教科书”。
2017年，林中喊出“五年冲击3000亿”的豪言，土地储备从2013年的920万平米激增至2019年的5070万平米，土地购置费用占比一度高达68%。
为追求规模，旭辉还化身为“合作之王”。这么做的利弊都很明显，表面上旭辉的销售额节节攀升，却埋下表外负债的暗雷。
当2020年“三道红线”政策落地，行业急转直下，旭辉的“虚胖”体质暴露无遗——2022年销售额同比腰斩，境外债违约终成定局。
高周转的“蜜糖”终究变成了“砒霜”。
贰
林中本人专业光环加身——厦门大学科班出身、长江商学院EMBA，曾精准预言2014年楼市调整。
这位“战略家”在2014年就指出，高周转不是房企的核心竞争力，而是基本能力。实现真正的高周转不是用价格策略来实现的，而是靠土地储备和投资布局，产品结构，以及系统能力三方面去实现的。以上三点不具备的时候，降价也做不了高周转，因为降价卖不动，而靠卖低价去做高周转不是开发商。具备以上三点，就具有了高周转的能力。
然而，知行难以合一，也正是这套理论支撑的扩张逻辑，最终将旭辉拖入深渊。
究其根源，林中低估了政策周期的“长尾效应”。
2020年后，当行业集体转向“降杠杆”时，旭辉仍延续“逆周期拿地”惯性，错失收缩窗口期。
更关键的是，高周转模式与品质管控的天然矛盾逐渐爆发——北京商住限购政策让旭辉的很多商办项目陷入困境，厦门、上海多个项目因质量问题遭维权。
旭辉，这个林中眼中以“不做最快，但求最久”为目标的“行者”，终究被速度反噬。
叁
面对危机，林中展现出“刮骨疗毒”的决绝。
历时900多天打磨的境外重组方案，本质是一场“风险再分配”：短期债权人承受30%-50%本金削减，中期债权人接受4年期零息可转债，长期债权人则需忍受利率从8%-12%骤降至3%以下。
貌似近苛刻的条件却能获得近90%债权人支持，既因旭辉手握一线城市2760亿元未售货值和460亿元持有物业的“安全垫”，更因林中团队保住了27万套交付的底线，维系了市场最后一丝信任。
但这场手术的“后遗症”同样明显：重组后信用债规模虽压降至300亿元内，但2027年起利息支付压力将再度攀升；转股方案虽优化资本结构，却可能稀释现有股东权益；而“向铁狮门看齐”的轻资产转型，目前资管收入占比不足4%。代建业务方面不仅利润低，占比低，而且在旭辉的相应团队还没有稳定下来的情况下，这块蛋糕绿城已经营多年，更有超90家企业涉足代建领域，竞争激烈。
旭辉能否脱颖而出尚是个未知数。
历史总是充满隐喻。
2014年，林中凭借“高周转+精准布局”穿越周期；
2025年，他试图以“削债展期+轻资产转型”再演奇迹。
但两次“弯道超车”的语境已截然不同：十年前的城市化红利与金融宽松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70%的城镇化率天花板与持续萎缩的改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