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学富（下）：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造病的时代”，也是一个“找病的时代”

学人简介：王学富，南京直面心理咨询研究所所长，首席咨询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美国心理协会夏洛蒂和卡尔•布勒奖（2013 夏威夷）获得者。著有《直面者说》、《心理学无处不在》等著作。存在心理治疗译丛（安徽人民出版社）主编。译有《在生命的最深处与人相遇：欧文亚隆思想传记》。译作《治愈黑暗》推荐人。

采访人：韩宗洋、赵逸轩，学人Scholar团队成员

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不轻松，

我甚至认为它是一个“造病的时代”

学人：除了遭遇精神危机之外，很多人或许并没有经历特别极端的事件，但仍然会感受到强烈的压力或内在的危机，比如学业、失业、退休等阶段都会带来很大的精神负担。身边有些朋友，明明知道自己状态不好，却又不太愿意向别人倾诉，甚至不知道如何求助。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很多症状反而是身体对自身的一种过度保护和表达。那么，对于这些人，您有什么建议？他们该如何面对这种困境，或者有哪些可以帮助自己的方法？

王学富：我想谈一点不同于老生常谈的内容。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身体，很多时候都像一个指标，反映着我们生活或生命系统的某些问题。这些问题无法直接表达时，就会通过情绪或身体症状呈现出来。

比如，一个小孩如果无法用语言描述自己的情绪，他可能会用生病的方式表达。他或许并没有生理上的病因，而是因为情绪紧张、恐惧、压力过大，或者经历了家庭冲突、校园欺凌、被忽略、被强求等问题。他不会具体说“我害怕”或“我难过”的那些感受，他的身体就会借着潜意识替他说话，出现腹痛、头晕、反复感冒，甚至夜里梦魇不断。这种现象被称为“用身体说话”，也叫“躯体化”，其实是心理与生理的交互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传统医学——尤其是古典中医——在诊断时不会只看身体症状，而会询问患者的生活史、情绪状态、个人际遇。虽然中医有它自身的局限，但在整体观上，它比西方生物医学模式更注重“人”作为整体的存在。这一点，在心理治疗中同样重要。

我一直强调的一句话是：如果你有全面的生活，你就不会有症状。如果你能够充分地活出自己，你就不会活成病人。许多心理问题，其实不是生理上的疾病，而是生活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无法面对自己的生活问题，他会试图回避，而这些未能处理的问题就会在暗中累积，形成焦虑、压力，最终以症状的方式爆发出来。

有些心理症状，甚至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比如，我曾遇到一个人，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随身携带几个装满水的瓶子。他害怕自己会突然陷入无法获取水的困境，因此干渴而死。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行为，通过深入探究他的生活史，发现他自幼缺乏情感滋养，长期感受不到温暖的关系。他的内心深处一直“干渴”着，但他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匮乏，于是，这种匮乏被转换成了对“水”的渴求，并最终表现为一种强迫性的行为。

因此，我们遭遇的身体、情绪、心理、精神、人格等问题，往往反映着我们生命中未曾解决的某些部分。这可能是未满足的需求、未被梳理的关系、未曾面对的伤痛、长期压抑的愿望。我们需要了解自己：我是否在生活中经历了某种失落，却没有找到相应处理方式？我是否长期承受某种压力，却无处诉说？我是否渴望某种改变，但又感到力不从心？

如果一个人没有去审视自己的生活，甚至都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他只会感受到一种模糊的“难受”。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往往用“难受”来表达自己身体和情绪上的不适，对于身体，需要医疗的诊断，对于各种情绪，在心理治疗中需要帮助来访者做出清晰的分辨：这种难受的情绪究竟是什么？是愤怒？是恐惧？是孤独？是无助？是悲伤？是内疚？是焦虑？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首先，要意识到，症状背后往往有深层原因。与其只想办法让自己“别难受”，不如去追问：“我的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生命里，正在经历什么？” 有时候，我们关注情绪，却忽略了情绪背后的根源；有时候，我们过度关注情绪本身，却忽略了情绪其实是在向我们传递某种信息。

其次，要允许自己去寻找支持。一般来说，当一个人感到痛苦，他会自己努力去解决；如果持续痛苦，自己无能为力，他会进而向环境（如亲友）寻求帮助。如果你的状态已经严重到难以自我调节，亲友也无法真正理解你和帮助你，那么你可以考虑向专业人士求助。一个经验丰富的治疗师，可以帮助你整理你的生活，分析问题的根源，并找到合适的应对方式。

在根本上，心理咨询不是“有病才去做的事”，它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探索和自我理解的过程。很多人陷入心理困境中，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未曾面对的矛盾，而专业的咨询师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你去梳理这些矛盾，帮助你更好地了解和理解它们，并找到更健康的表达方式。

换句话说，你的症状并不是你的敌人，它可能是你内心最需要了解的事情。当你愿意去倾听它，而不是急于压制它时，你才真正开始走向疗愈的道路。

学人：我曾与初中、高中的学生有过较长期、较固定的接触，明显能感受到他们的精神压力。他们会向我倾诉，觉得父母不理解自己，感到困扰。而且，如您刚才提到的，一些人面对生活问题时无法言说，甚至难以直面，而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情况可能更为复杂。有些孩子能够清晰表达自己的困扰，但他们的父母却觉得这是一种耻辱，甚至完全否认问题的存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作为老师——不仅是我个人，而是所有有意识、有能力帮助孩子的人——应该如何回应孩子的求助？

王学富：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不轻松，我甚至认为它是一个“造病的时代”，也是一个“找病的时代”。“造病”的含义是：社会环境本身制造了太多压力，个体难以承受，最终转化为疾病；“找病”的含义是：许多青少年在无法获得喘息和调整的情况下，反而会主动“寻找”病——因为病可以成为他们暂时逃离高压环境的一种方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如今的孩子被逼得太紧了。他们的生活单一，缺乏乐趣，缺少同伴间的自由玩耍，缺乏跟自然的接触，也没有闲散的时光去随意探索。他们时刻被填满，被安排，被期待——在这种情况下，“因病获益”（gain by illness）机制就会发挥作用。

弗洛伊德早就发现，人在生病时，会获得额外的关怀、关注和特殊待遇。例如，父母不再那么严厉，作业可以减少，甚至可以请假、休息，家人和亲戚会送上礼物、细心照顾。病，成为他们喘息的机会和躲避生活重负的借口。当一个社会把孩子逼到只能通过生病来换取关心时，问题就已经非常严重了。

相比之下，我的童年虽然物质匮乏，但心灵世界却充满了自由。我与同伴在村落间嬉戏，夜晚在田野奔跑，抓蜻蜓、骑牛，享受纯粹的童年乐趣。而如今的孩子，很多时候是孤独的、无趣的、被围困的。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往往深陷“成人主义”之中，忘记了自己曾经也是孩子，也曾渴望自由和理解。

那该怎么办呢？

首先，社会、学校和家庭都应该对孩子好一点。比如，家长要学会成为孩子的缓冲地带。如果学校布置作业太多，家长要在家里给孩子营造放松的空间，让他们有机会自在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个孩子需要休息、需要充电，才能持续面对挑战。如果学校和家庭双重施压，孩子的精神就会被挤压到极限——要么崩溃生病，要么长期压抑，直到高中或大学阶段突然爆发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一生都可能郁郁寡欢，丧失动力。

其次，不要让孩子轻易被贴上病理化的标签。如今，许多孩子在网上搜索抑郁症、焦虑症等信息，并主动对号入座。有的孩子甚至会“学习”症状表现，让自己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倘若再接受医院的正式诊断，进入用药、住院的模式，这种病理化身份可能会被他们长期认同，甚至形成固定的心理模式，使他们更难恢复。

心理咨询和医院诊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医院以医学、生物学视角为主，强调诊断、用药和对症干预，而心理咨询则更关注孩子的生活经历、家庭关系、情感需求。一个合格的心理咨询师不仅要与孩子沟通，还与家长交流，让家长真正理解孩子的困境，帮助他们调整家庭氛围，用更新的文化观念与方式来养育孩子。

真正的心理问题，并不是人们一般理解的“生病”，它的根源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失去了快乐、自由、情感支持、社会互动、个人爱好和自我表达的空间。如果这些东西都被剥夺了，孩子怎么可能不“生病”呢？

学人：刚才我们讨论的内容，也与目前国内的调查数据相吻合。根据2023年10月10日中国麻醉药品协会精神卫生峰会发布的《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学生群体的抑郁比例惊人：小学生抑郁率10%，初中生抑郁率30%，高中生抑郁率40%。也就是说，每10个高中生里就有4个可能抑郁。而根据《健康时报》2022年的数据，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已占总人数的 30%，其中50%是在校学生。这些数据实在触目惊心，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统计？您觉得这些数据可信吗？

王学富：我对这些数据的准确性持保留态度，因为不同调查机构采用的标准不同，数据的差异可能会很大。但无论数据如何，学生心理问题的严重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并不赞同在学校普遍开展大规模心理测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测评本身可能并不精准，心理测评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取决于调查人员的专业素养。但在国内，许多心理测评项目的设计和执行并未达到足够的专业水准。错误的评估可能会导致误诊或夸大问题。其次，测评可能带来病理化标签，被筛查出的孩子，可能会被学校或家长贴上“重点关注对象”的标签，甚至影响他们的自我认同。长远来看，这会加剧他们的心理困扰。最后，数据的使用存疑，这些数据是否会被记录、存档？未来是否会影响学生的升学、就业？如果一个孩子因为一次测评被“认定”有心理问题，那这个标签会不会成为他一生的负担？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相比之下，西方精神治疗体系也存在局限，但至少在学术态度、研究方法、伦理规范等方面较为严谨。如果把这种模式简单复制到中国，而不考虑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就可能带来一系列负面后果。尤其是在当前专业人才短缺的情况下，如果一些机构为了盈利而滥用心理测评和诊断，那将会对孩子造成更大的伤害。

因此，我们需要警惕，不要让心理健康教育变成一场“数据化的运动”。心理健康工作，应该建立在真正的专业精神、实践经验和对生命的尊重之上，而不是为了“收集数据”“写论文”或“搞科研项目”而盲目推广测评和干预措施。

任何一种治疗方式背后都承载着一种价值观，

而这种观念直接决定了治疗方式是否尊重人的尊严

学人：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分享一个例子。我和一些在校生交流时发现，许多学生从初中到高中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梦魇，尤其是山东的朋友经常提起“再不听话就送你去电疗”这样的恐吓。这种说法来源于杨永信，他的“电击治疗”在网络上被戏称为“雷电教主”，甚至成为剪辑视频时的调侃元素。

最初，我只是把这当成一个网络笑话，直到身边有朋友真正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在一些书籍和报道中，这些手段也屡有展现。那么，从专业的心理学角度来看，如何看待这种做法？我们又该如何规范甚至优化心理干预的方式？

王学富：任何一种治疗方式背后都承载着一种价值观。你如何看待人的本质，就会如何对待人，而这种观念直接决定了治疗方式是否尊重人的尊严，是否真正符合心理健康的目标。

过去西方心理学中流行过行为主义治疗，它的某些方法确实能产生效果，但它的前提是有问题的——它将人视为可以被操作的对象。行为主义最早来源于实验室，对动物进行刺激-反应实验，继而推导出人的行为模式。于是，他们设计强化机制，通过条件反射的训练，期望塑造出“合适的行为”。然而，这种方法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将人等同于动物，把复杂的心理活动简化成对刺激的反应。

虽然它使用的一些方法的能确产生效果，但它在本质上呈现的是对人的不尊重。杨永信，包括一些家长通过威胁和刺激，让孩子受苦，然后从孩子身上得到他们希望的行为，这反映的是对人的操作与控制，导致的结果是，这些被操作过的孩子会丧失情感功能，对他人信任机制也会受到损伤，他们内在的价值观或人格也会异化，变成人提可以被操作的，因此，人与人的关系是操作与被操作。虽然也有极少数在操作性的文化里长大的人，他们可能表面会成为人类中非常成功的人，包括特朗普和马斯克这些人，他们的头脑里边差不多就是纯粹极端的行为主义观念，认为“人是可以操作的”，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可以控制人，这会给人类整体带来灾难。这样的教育模式不仅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也塑造了一种缺乏尊重与理解的社会文化。

所以过去的文化是需要被检讨和审视的，因为自己不被当作人，就把别人也当成工具。不理解也不体谅人性，不问行为背后的情感，而是诉诸专制，利用人性的弱点，刺激个体的创伤，让人感到恐惧，达到奴役人的目的。专制有时候非常有效，却是损害人性的。

有些家长严格控制子女，殴打他，威胁他，把外边的世界描述的很可怕，把世界描述为“只有父母爱你”，“没有父母，你怎么活得下去呢？”这个小孩会被弱化，会因为恐惧而依赖父母，对父母言听计从，这会影响他后来的心理和人格发展，要么用父母控制他的方式去操控别人，要么沦为别人的工具和韭菜。所以说，疗愈是帮助一个人“成为一个人”，这个“人”有平等的心，尊重人，有民主的精神，愿意付出，能够与人协商与合作。

养育与教育的目的，是培育一个独立的人，他有选择的能力，有判断的能力，也有文化的辨识力和勇敢的精神，足够抵抗那些试图操纵和奴役他的人和势力，他相信，我不被定义，我的人生是我的选择，我为我们选择负责。这是我们的疗愈要让人成为的样子，不是在控制的目的上“见效了”。要达到控制的目的，手枪大炮比咨询要见效得多。但那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方式。

我还认为，比起“怎么”疗愈，更重要的是“谁”在疗愈。这就意味着疗愈者要具备生命的品质，专业的精神，表现为对人性的尊重与关怀，有价值观和情感，对人有理解，有耐心，有信心，并不简单地追求立竿见影但短暂肤浅的效果，却损害了生命内部那些更看不见，但更重要的品质。

学人：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控制”与“理解”之间的区别，确实是心理学和社会治理中非常核心的议题。很多时候，人们追求的是短期见效，而不是长期成长，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所谓的“矫正机构”成了社会痼疾。

除此之外，大众媒体的影响似乎也在加剧这一现象。比如，心理学的一些概念在社交平台上迅速传播，但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它们的含义。最近，我发现“原生家庭”“NPD（自恋型人格障碍）”等心理学术语被大量使用，甚至成为解释各种问题的“万能钥匙”。但这些概念真的被准确理解了吗？

王学富：这是一个被信息冠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迅速接受各种信息，但往往在未对这些信息进行深度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输出和传播。多年前，关于“症状”的讨论已经开始，尤其是在最近的媒体中，关于NPD（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讨论不断增多。过去人们谈到“原生家庭”时，这个概念变得非常流行并且方便传播，但很多人并没有深入了解“原生家庭”，只是简单地用这些名词来对复杂的情况进行简单定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名词成为了争议的焦点，甚至有人产生了反感。无论是热衷传播的人，还是批评的人，其实都在传播这些并未深入探讨的话题，它们成了简化的标签。

今天我谈论的并不是社会上广泛传播的信息，而是原生家庭这一概念本身。原生家庭的概念来自于家庭系统理论，家庭系统理论被认为是四大治疗取向之一（其它三种分别是：精神分析，认知治疗，人本-存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发展起来，它的根源可能也包括客体关系心理学，如对母婴关系的研究，依恋理论等。在美国，核心家庭模式兴起，孩子与父母的关系紧密，但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联系疏远。美国社会意识到这一点，发展出了家庭系统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I am because we are”（我因我们而存在），即个体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一个关系中的存在，带着个人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孩子的困难不仅是个人问题，还涉及到整个家庭系统的问题，因此，心理治疗不只是针对个体，还需要关顾个体背后的家庭系统。

家庭系统理论对家庭关系模式，包括依恋关系这些很重要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对中国社会尤为重要。在中国，有许多孩子早早跟父母失掉了依恋关系，或者父母出去打工，产生许多留守儿童，或者父母工作忙，把孩子送往祖父母家寄养，或者父母把孩子送到亲戚家，因为那里好学校，这可能给孩子产生深刻的不安全感，甚至影响孩子的自我形象，例如，孩子会想：“因为我不可爱，不懂事，爸爸妈妈不要我了。”这也导致孩子对人缺乏信任，阻碍他发展出与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在成年后，这些早年经验可能让他们在亲密关系中感到深深的不安。

家庭治疗理论奠基人默里·鲍恩（Murray Bowen）

家庭系统理论中的“分化”（differentiation）观念，在中国社会特别值得关注。我们的文化中普遍存在父母与孩子之间没有明确界限、关系过于依赖的现象，这种关系模式叫做“混融”（enmeshments）。在这种关系中，孩子很难在情感、思维和行为上发展出独立性。他们在情感、认知、价值观上都容易依赖父母。当孩子讲话时，往往是在表达情绪而非理性思考；走到外面时，他们可能无意识地把别人当作父母看待。如果别人没有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他们就可能感到愤怒，甚至试图操控他人。这些行为背后，正是原生家庭中缺乏分化所导致的。

但我们要说明一点，家庭文化对孩子有很深的影响，但并不是注定的。这也是我在进行族谱图和文化分析时，特别关注这一部分，阿德勒有一句名言：“幸运的人一生都被他们的幼年疗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疗愈他们的童年。”几乎所有心理治疗学派都认同，家庭文化对一个人早年的影响很大，但这不是注定或宿命。

学人：的确，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当孩子出现严重的症状时，我们常常可以追溯到他的父母或原生家庭中去。虽然每个人都可能因社会、家庭或其他外部因素遇到创伤和问题，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和社会互动的扩展，孩子可能会获得某些资源和机会，帮助他们脱离困境。那么，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如何成为自己的疗愈者或自我抚养者呢？

王学富：这个问题非常好，提出这个问题意味着你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的确，我们会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注定的。虽然我们在幼年时未具备足够的文化辨识力，可能会不自觉地承袭某些负面的东西，但随着成长，我们会逐渐获得辨识能力，能够意识到自己携带的影响，并能做出新的选择——选择那些有益的部分，放下那些不好的部分，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二点是，尽管我们在幼年时生活在父母和家庭文化的影响下，但这并不是一个机械性的复制。随着年龄增长，我们逐渐接触更广阔的社会，与更多的人建立关系，形成更丰富的新的人生经验。这一切不仅拓展了我们的视野，还能够纠正与父母关系中的某些不健康模式。我们并非简单地复制我们与父母的关系，而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学习成熟的成人关系模式。

我在心理咨询工作中也鼓励父母做到以下两点：首先，开放家庭，接纳外部文化的影响，封闭的家庭会形成一个文化的困境，资源匮乏；其次，鼓励孩子多与社会接触，与他人互动，这样他们可以获得个人化的经验，丰富和拓宽他们的视野。

总结而言，尽管我们的原生家庭可能给我们带来了某些限制，但只要我们充分投入生活，我们的过去并不会注定我们的未来。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是可以被理解和调整的，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而不是将其视为注定的命运。

学人：在我们身边，有些年轻朋友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甚至进入社会的许多人，都对心理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如果一个人对心理学有爱好，或者希望成为心理治疗师，您对这类选择和职业发展有什么建议？

王学富：涉及专业选择和职业发展，我有一个基于个人经验总结出来的模式，虽然社会发展变化很快，这个模式依然适用。我会列举三个要素，让每个人自己排序：兴趣，才干，现实条件。我个人的排序是：兴趣，才干，现实条件。我把个人兴趣排在第一位，是因为，一个人真正喜欢某个领域，才会全身心投入，长久地去做。我把个人才能排在第二位，是因为，一个人选择的专业与他的才能是符合的，他就会把这个专业或职业做好。排在第三的是现实条件，就是你需要考虑所选择的专业或职业是否符合社会的需求，未来是否有发展前景，包括你有哪些在这个领域有助于你发展的条件，以及这个专业或职业会给你带来怎样的现实利益。

另外，我想补充一点，现在有一种人工智能叫deep seek，我觉得人需要一种思维能力，叫deep think，就是一个人需要深入思考自己，思考生活，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也思考不断转换的人生处境，还有超越环境的预见，也就是做一个有心的人，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不亦步亦趋。我们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有自己对文化的感知、判断与选择能力。我又要讲一个小时候的故事，它反映了我在小时候就开始有了这种这种思维的萌芽：在我15岁那年，家乡来了一个招兵的军官。我主动跟他打招呼，邀请他一起打篮球，跟他交谈，向他展示我的体能，在球场上做倒立、空翻动作。结果是，这个军官有意招我去当空军滑翔兵。这个消息是学校的语文老师告诉我的：“你这个娃子真有福气。团长看上你了，要招你去当兵了。”说完还加了一句：“苟富贵，毋相忘。”当然后来因为年龄等情况，我未能如愿。至今想到这件事，我意识到，这便是“有心”的表现，是“deep think”的初萌。这个能力或特质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许多发展的机会。

最后，我想一种叙事的能力，也非常关键。有一天，有两个企业管理者来我家做客。饭桌上交谈，其中一个管理者问另一个管理者：“一个人要在机构里获得好的发展，你认为他身上具备怎样的能力或特质最为重要？”这场谈话的结果是，他们得出了一个答案：叙事能力。一个人能讲述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生活体验，展示自己的独特见解，是他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学人：在我们国家，现在在心理学以及心理从业资格的获取方面，存在着一个客观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认证心理从业资格。这对于很多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来说，存在一定的障碍。之前市场中出现了良莠不齐的情况，现今心理学的管控开始收紧。由于之前的乱象，管控收紧带来了一些客观的问题。对于那些想要从业的人，特别是那些渴望寻求帮助的朋友，您有什么建议呢？对于心理从业资格的管控，作为长期从业者，您有什么期待？

王学富：是的。心理学是一个很广大的领域。我们今天主要谈的是心理咨询，心理学只是心理咨询的一个基础学科。所以说，心理咨询和心理学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大概是2003年或2004年开始，劳动部启动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认证，有一批人接受认证培训，获得了咨询师资格，开始尝试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一些年过去，确实有一部分人在从业过程中积累了经验，做得很好，但也有许多人没有持续下去。

现在，这个资格认证又取消了，对于这一点，我不好评判，好与不好都在其中，都有一些原因和利弊，没法细究。但总体而言，国家应该有真正的专业机构来实施认证，包括大学的咨询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教育，也需要与这个认证系统相符合，还可以容纳各家各派各具特色的专业训练与认证。

当然，要从事这个行业或专业，最好有一个自己的初衷与特别的资源。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我最初与心理咨询相遇，是完全被它吸引了，我发现，这是我不期而遇却又最符合我的一个工作，我简直想称它为我的事业乃至使命。因此，关于从业，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你首先要搞清楚自己为什么要从事这项工作，以及什么在支持你做好它。那些反复问自己并在内心确认了的人，才会在这个领域走得更远。

当初，罗杰斯在选择从业时，去问一位在这个领域从业多年的前辈。那个在业界很有名的前辈对他说：“别做这个，它没什么意思。”但罗杰斯并没有听从他的话，最终选择从事心理咨询，并把心理咨询做得很有意思，成了这个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创导者。

另一个例子是芮克最初在从业上犹豫不决，他向弗洛伊德请教，问他应该如何做。弗洛伊德对芮克说：“我不能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根据我的经验，一个人在人生中总要有大大小小的选择。如果是小的选择，他可以多问问别人，如果是重大的选择，如婚姻与职业，他就需要听自己内在天性的声音，然后做出决定。”瑞克最终做出自己的决定：从事心理治疗。

这样说来，我当年做出选择，也是听见了内在天性的声音，因此并不在意别人怎样理解和评说。

从事心理咨询，除了确认内在动机外，还要考虑其他方面的动机。如果是为了赚钱，大多也会失望。虽然从来这个行业久了，也能带来可观的收入，但真正赚到很多钱的人并不多。因此，最后不要出于赚钱的动机选择心理咨询。而且，心理咨询并非一个简单的职业，它充满了挑战与危险，责任与担当。你会面对成长的艰难，创伤与痛苦，人性的复杂，心理的执着，症状的堡垒。如果你不能耐心等待，不能充分共情，没有与勇敢，你可能在工作中遭遇很大的挫折。

我曾与韩国专门心理治疗院院长沈相权博士合作，印象很深的是他在直面讲的一段话：要成为一名治疗师，需要去寻找三个人：第一个人是一位理论家或教授，他教会你心理治疗的基本理论方法；第二个人是一位专业经验丰富的督导，他可以在实践上给你指导和引导；第三个人是一位治疗师，他在你有需要的时候，为你提供专业的治疗，帮助你处理成长中的创伤，情绪上困扰，认知的盲点等，让你最终成为一个经历分析而真正觉察的人。

学人：中国乃至人类的发展迅速，正在逐步进入后工业化的阶段，伴随着这种变化，社会中涌现出许多尚未解决的精神问题。前几年有一则非常震撼的报道，关于邯郸小窑子的现象。一些青少年聚集在一起，凑钱租房，通过药店购买精神类药物，形成药物依赖。这一现象让我震惊不已。您认为，心理学在这样的社会层面上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王学富：在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心理学中有一个核心概念：关系疗愈的关键。现在越来越多的心理治疗派别也强调关系，宣称一种“关系的疗愈”。这里所谈的“关系”，正是我们当下社会的需求。在这个信息复杂且快速流动的时代，人们变得越来越忙碌，也因此越来越缺乏深度的情感连接，关系也变得愈加疏远，人心淡漠。心理学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关注关系、情感，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与耐心。

此外，我提出了一个直面心理学的疗愈观念，叫“真相的疗愈”（It is truth that heals）。鲁迅当年选择文学，以它来揭示社会、历史、文化、人性的真相，发现人们遭受封建文化的压制和愚弄，陷入麻木、盲从、逃避的状态。而他揭示这些真相，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我认为，在当今这个充满变动、假象横生的时代，我们需要的心理学，是揭示和探索真相的心理学，促使人们反思自己和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各种现象，过觉察、真实、深刻的生活。

我所讲到的邯郸现象，是一种群体性的药物依赖或精神麻醉，正好揭示了我们社会的一些根本问题。这些青少年借着嗑药聚集在一起，反映的可能是他们心灵的空虚，没有人生目标，在情感需求上的严重缺失，才借着这种有害的方式寻求满足，也非常可能的是，他们在一个不被认可、没有价值感的生活中，寻找一种群体性的认同。他们宁愿选择这种伤害性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因为他们实在太渴望被理解、被接纳，获得一种归属感的满足。其实，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彼此伤害，就像叔本华的一个比喻：在寒冷的冬夜，有一群刺猬凑在一起取暖，因为靠得太近，它们彼此的刺会扎伤对方，拉开一点距离，它们又各自不抵冰寒。

这些现象也揭示了一个非常悲哀的现实。比如，一些抑郁症患者得不到真正的治疗，选择形成抑郁症群体，互相取暖，甚至把抑郁症当成自己的身份特征，仿佛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就给自己带来了一种身份感。其实，他们是在自欺性的安慰中继续丧失自己。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个体的精神困境，也揭示了当代社会的许多问题。因为缺乏真正的情感联系和支持，人们选择了这种虚假的、病态的集体认同。

在这个后工业化时代，社会的割裂非常严重。很多人生活在与世界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层面上。有些人依然生活在原始时代，处于被奴役的状态而不自知。也有人生活在更加自由的、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持守，具有超越精神的层面。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表面看似相同，实际上人性的异化与群体的分化严重，人们经历着不同的精神和文化层面，这种精神割裂使得多们难以真正理解彼此。这种割裂也反映了个体内心的撕裂。这也使我想起了特朗普和万斯在白宫的合影，有人把他们PS成了两只大猴子。按社会条件的眼光来看，他们是最富有的人，拥有最高的权力，但他们的心灵状态可能停留在野蛮时代，甚至如同动物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