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寅恪在研治中国中古史时,尤其是在分析武周政权的科举制度对中国历史走向影响时提出了“文化阶级”的概念。剖析“文化阶级”这个概念, 对于了解传统史学向现代转型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文章在陈寅恪著作的基础上, 分析了“文化阶级”的提出背景、使用状况和重大意义。
关键词：陈寅恪；文化阶级；历史哲学
陈寅恪是二十世纪中国的著名史学家,按余英时先生的说法, 他是中国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近年来, 陈寅恪的思想、气节与学问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但是, 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阐发其史学思想, 尚属未见。实际上, 陈寅恪作为一个出身于士大夫家庭, 长期在国外求学的复杂人物, 感应时代风气, 其对历史的关注和研究, 与他对中国史家传统精神的继承, 形成了其独特的历史哲学。本文试图从其“文化阶级”这一独有概念, 揭示其独特的历史观念。
一、 什么是文化阶级?
家族、地域、血统的关系,形成陈寅恪所谓的文化阶级。文化阶级一词对于了解陈寅恪思想的全貌,极为重要。因为陈寅恪不从物质生产的角度来揭示历史变化的原因,也与传统史家的正统说不同。文化阶级有类于马克思所谓的由于物质资料的占有产生的阶级,对于陈寅恪而言, 历史的发展, 为文化阶级的冲突、分裂、融通而导致的。
文化阶级, 天然的具有历史性。文化阶级的构成部分, 在魏晋年间, 是“家族”,是历史的产物。从周朝分封制度以来, 所谓的姓氏、五服和爵位、礼乐和律法, 均与“人”或者说士人有直接关联, 尤其是“汉代学校制度废驰, 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文化阶级, 是由于血统、政治地位不同、信仰不同, 所受的教育不同而导致的。家族群体的分化聚合, 分成数个阶级, 有时也叫做集团。这些集团占有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 他们之间的斗争和分合, 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
文化阶级, 似首见于陈氏论音韵的著作中,
凡东晋南朝之士大夫以及寒人之能作韵者,依其籍贯, 纵属吴人, 而所作之韵语则通常不用吴音, 盖东晋南朝吴人之属于士族阶级者语者, 其在朝廷论议社会交际之时尚且不操吴语, 岂得于其摹拟古昔典雅丽则之韵语转用土音乎?
士族本与庶族或寒族对称,于士族前所加之定语正是表明其文化属性。陈寅恪曾说:
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徵,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它诸姓。
在陈寅恪的观念中,政治和社会地位, 远不如其所师受之学对人的社会阶级分野影响重大, 如言:
魏晋之际虽一般社会有巨族、小族之分,苟小族之男子以才器著闻, 得称为“名士”者, 则其人之政治及社会地位即与巨族之子弟无所区别, 小族之女子苟能以礼法特见尊重, 则亦可与高门通婚, 非若后来士族之婚宦二事专以祖宗官职高下为唯一之标准者也。
虽然陈寅恪以魏晋之时为例分析士族阶级,只可谓对于魏晋之时有意义, 但是, 家门学业, 学术途径, 文化渊源的影响在划分阶级时无法消除。所以即便是在社会地位、血统和出身一致的人中, 由于其文化渊源不同而分属不同的阶级。如唐时山东豪族内部亦渐渐分化为词赋科举出身的新阶级和凭借本身家学礼法门风占据重要位置的旧阶级。
陈寅恪在其著作中多处运用了文化阶级来阐发中古历史的发展,文化阶级之间的统合斗争, 成为决定历史趋向的主要支配力量。
在分析牛李党争中,陈寅恪首次将起因归结于文化阶级之争,即由词赋科举出身的新阶级一派, 抑制凭借本身家学礼法门风占据重要位置的山东旧豪的另一派。党争的结果是新力量将山东旧豪李党集团打压于下风。
文化阶级的斗争,有其独特的斗争工具, 且这种斗争工具有浓厚的文化特征。在党争中, 新派压制旧派的力量便是科举。科举制在武周、唐高宗之后成为至关重要的统治工具。这个阶段被陈寅恪视为“革命”, 是前所未有的历史解读方法。
二、冲突与融合
各个民族在历史上的冲突,很多时候都是文化上的冲突。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将少数民族对中原的侵入描述成为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冲突。中国绵长的历史上,战争和冲突层出不穷。其中涉及民族冲突的不在少数。陈寅恪学说的特点,就在于其对民族之冲突, 乃至民族内部的冲突, 分析为文化的冲突。
陈寅恪并不关心冲突本身,重点是对“抽象理想”寄寓之地的文化进行跟踪, 分析和批判。
1、 文化阶级的文化状态
各文化阶级,由于其所聚集的家族各异, 人物各异, 每一人物身上又师授有别, 所以文化阶级大如统治阶层, 小如在野学人, 其状态各异。汉武帝时依经立博士官, 此时便已奠定文化阶级的相异性。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各相竞争, 成为学术史、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因此, 对各文化阶级进行考定, 有利于分别各种力量, 考察其变化发展道路。
陈寅恪在考究隋唐典章制度、政治史时,典范性的运用了这种方法。《庄子》的《天下》篇曾解“道”的分裂, 尔后墨、法、名、阴阳、道家各相纷争。抽象理想也宜有这种分裂。尤其在西晋大帝国分裂之后, 士人颠沛流离之间, 人文分散。儒家重要的制度, 如“礼”,也处流散之态。虽然“礼”自三代以下, 徒为空名, 但六朝人礼学极精, 与古相违不远。所以陈寅恪说道,
唐以前士大夫与礼制之关系如是之密切,而士大夫阶级又居当日极重要地位, 故治史者自不应以其仅为空名, 影响不及于平民, 遂忽视之而不加以论究也。
因此, 研究礼仪、职官、刑律、兵制、财政, 必须与研究士大夫阶级, 或曰文化阶级联系起来。仅举数例以证明之。
如论隋唐制度渊源,以结论居先, 首言出于三源,
一曰 (北) 魏、 (北) 齐;二曰梁、陈;三曰 (西) 魏、周。
尔后对各源进行分析。将南朝典章制度分配入魏、齐、梁、陈,以先期纳入魏、齐, 后期纳入梁、陈, 而重点以王肃北奔为关节点。此关节点之前为江左所承汉、魏、西晋制度及东晋南朝前半期至南齐发展之一部分, 而为北魏孝文帝采用最后于北齐结集的主干, 另亦包含永嘉之乱中别走凉州之汉文化, 可称河西一脉;王肃北奔之后南朝之制度发展无法纳入魏孝文帝囊中, 别为梁陈一系。至于关陇区内所存之少量汉族文化与鲜卑六镇环境下衍生之文化混合为魏、周一系, 影响甚微。
为分析复杂问题,陈寅恪从北魏文成帝俘虏萧齐时南朝人物如崔光、刘芳、蒋少游等出发,重点分析孝文帝优待王肃的问题, 说道,
夫肃在当日南朝虽为膏腴士族,论其才学, 不独与江左同时伦辈相较, 断非江左第一流, 且亦出北朝当日萧齐俘虏之下, 而卒能将南朝前期发展之文物制度轮输于北朝以开太和时代之新文化, 为后来隋唐制度不祧之远祖者, 盖别有其故也。
主要原因与王肃本人并无最大关系,实际上是由于王肃本人传述的对象, 乃是其北奔之前所薫习之宗贤王俭的著作, 因王俭本人著作为前此制度的结集。
同书对府兵制的渊源沿革进行剖析,指出起初兵之源初出大族,亦即文化阶级之高层, 而后才发展为兵农合一的府兵制, 纠正了欧阳修的一些见解, 既有学术上的价值, 也贯穿着对文化的追踪。
2、 文化阶级之间的斗争
上文已经简单描述陈寅恪对牛李党争的描述,兹不冗述。在所回答的牛李党中, 李党有进士第的大批人员, 牛党也不乏士族之后, 陈寅恪曾明确说:
牛李两党既产生于同一时间,而地域又相错杂, 则其互受影响, 自不能免。
对于牛李两党因何发生冲突,他说,
一曰:牛李两党之对立, 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
二曰:凡山东旧族挺身而出, 与新兴阶级作殊死斗者, 必其人之家族尚能保持旧有之特长。
三曰:凡牛党或新兴阶级所自称之门阀多不可信也。
斗争之惨烈,此处不细述。山东士族门风优美, 憎恶浮脱的进士科新兴文化阶级, 这种见解上的差别, 正是山东士族对这种“抽象理想”的坚守, 而导致的重大的政治变化。若李商隐这等才士, 出身牛党, 因为与李党王氏联姻而遭两派鄙弃, 终其一生于辞章之中, 为党争的牺牲品。陈寅恪于上篇提出的一个见解:
关陇集团本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故文武不殊途, 将相可兼任;今既别产生一以科举文词进用之士大夫阶级, 则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学士中选出, 边镇大帅之职舍蕃将莫能胜任……是以论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为时代划分界线……
至此便得到很好的说明。追索兴废之道,本是传统史家的职责。唐朝兴衰, 固然有外族兴衰的影响, 更有本身的内在渊源。陈寅恪对于历史发展的内外两个因素的分析, 颇为类似马克思主义所谓内因、外因之说。然而, 兴废之道的追踪, 往往是为当下的政治、社会服务的。这就要探讨陈氏学说的“今典”了。
3、 陈氏民族与文化研究的今典
王永兴曾指出,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作于30年代末40年代初, 那时学人南迁, 都有保存学术文化的责任。故陈寅恪藉此书以“唤起今世学者之注意也。”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国土, 但“中国学术文化可以保存于西南西北偏隅之地, 抗战胜利收复国土后, 学术文化可以不坠。‘国可亡而史不可灭’, 一个国家有独立的学术,乃能真正独立。”王永兴为陈寅恪亲传弟子, 并了解当时南迁情况, 所说自然不虚。此处亦不对此问题赘述。但这种有所为而著述的方式, 与当时的历史情景对照, 可以看出在民族文化面临灭亡的时候, 民族精神的追问、保存显得分外的重要而意义深远。这也是西方一般史学或史家所不具备的一个职能。传统史家的担当, 对陈寅恪的影响, 以及陈寅恪对“抽象理想”流布传承的描绘, 合而为一了。
三、文化阶级提出的意义
英国哲学家沃尔什的著作《历史哲学导论》一书,将历史哲学明确区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思辨的历史哲学探讨历史本身的意义,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都是这一类型的历史哲学家;分析的历史哲学则对历史认识的性质和方法的分析, 对人的认识历史的能力进行批判, 又可称之为批判的历史哲学。
格鲁内尔更将现代的历史哲学分为千禧年论和可臻完善论。“千禧年论预见到末日或历史的终结”, 而“对可臻完善论者而言, 未来是开放的:不可能实现最后状态, 它只能被无止境地接近。”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学思想, 却不能严格套入这种区分。在论及历史发展趋势时, 中国传统的史学思想总表现出强烈的循环论特征。但韩愈、朱熹等诸多思想家, 却表现出对三代强烈的向往, 对当下采取否定的态度, 这与西方近代关于历史趋向于进步的观点形成明显的对比。
循环和退化兼有,与中国留存的大量文本性史藉, 思辨和分析两种特征同时存在, 却正是中国传统史家精神显现的地方。史家具有浓烈的思辨型的历史哲学的特征, 但是其史家精神, 却往往蕴藏于修史活动中所产生的史学记载里。儒家所言孔子改订《春秋》, 事虽少征, 但说史家注重文字用语, 有意识地通过史笔来褒贬人物, 借古道今, 没有太大问题。但是, 史家精神到了近代, 随着中国文化所面临的西方的严厉挑战, 也面临着消灭或者变更范式的选择。提倡全盘西化者直接采用西方观点和方法来整理哲学史和历史, 也多见采用儒家经典来附会西方的进化观点 (如胡朴安的《周易古史观》) , 但直到陈寅恪, 才从传统史家的史家精神本身, 从文本分析中提出合乎中国历史的概念和范畴。使用“文化阶级”这个概念, 分析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体, 是十分恰当的。陈寅恪的“文化阶级”这个概念, 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研究传统史家之现代转型的窗口。
转自《安顺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以上内容纯为公益性分享，侵删
编辑：彭琪皓
审核：李中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