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黄巢者，唐季之枭雄也。其以盐商之子，屡试不第，遂聚众倡乱，破长安，屠门阀，焚典籍，劫财帛，虽一时撼动唐室江山，然其行止之暴戾，动机之私狭，实难称义举。
今世有妄议者，或赞其“锄强扶弱”，或誉其“荡涤门阀”，殊不知此乃以暴易暴之祸，非真为民请命也。
余故考其生平，析其行事，证其所谓“替天行道”者，实为私怨与权欲之私，非天下苍生之福祉也。
黄巢出身盐商，虽富甲一方，然士族门阀之制下，商贾之流终为末流。其五试不第，非才学不足，实因门阀垄断科举之弊。
据《唐摭言》载，主考官尝轻慢之曰：“贩盐之子，安敢论经？”此等羞辱，非独伤其一人，实为寒门士子千年之痛。
然黄巢不思科举之弊在制度，反以“冲天香阵透长安”为誓，将一己之挫归咎于门阀全体。其攻入长安后，尽毁五姓七望之族谱，屠戮士族子弟八千余人，更焚毁崔氏藏书楼，扬言“圣贤文字本无种”，此非文化革命，实为泄愤之举。正如《资治通鉴》所评：“巢之屠戮，非为苍生，乃以血洗门阀之辱耳。”
考其动机，可见三端：
其一，科举屡败，怨恨科举制度之不公，遂以暴力摧毁门阀掌控之仕途；
其二，盐商之业屡遭士族打压，劫掠门阀财帛以偿私利；
其三，自诩“草莽豪杰”，欲以屠戮显其威名，博取流民拥戴。
此三者，皆出于私欲，与“为民除害”何干？
门阀之弊，确在土地兼并、赋税不公，然黄巢既以“均平”为号，其行止却背道而驰。据敦煌文书载，黄巢军入长安后，尽劫世家粮仓，掠夺金银绢帛，凡藏粟三百万石者皆焚毁，美其名曰“分粮济民”，实则中饱私囊。
更甚者，其军以活人捣肉为粮，行“人相食”之暴举，此非救民，实为灭绝人性。宋人司马光评曰：“巢之暴虐，甚于豺虎，岂有仁心哉？”
再观其经济政策，非但未革除门阀之弊，反使民生更困。门阀庄园虽毁，然流民无地可耕，反为黄巢军驱迫为盗；赋税虽免，然民间存粮尽遭劫掠，饿殍遍野。此等“均平”，实为以暴易暴，与门阀之剥削无异。王夫之谓之“以乱制乱，乱益甚矣”，诚不虚也。
门阀之文化霸权，确为士族垄断知识、压制寒门之工具，然黄巢毁世家典籍、焚士族著述之举，非为破除垄断，实为摧毁文明根基。
据《旧唐书》载，黄巢入洛阳，尽焚裴氏、崔氏藏书，典籍灰烬扬于黄河，美其名曰“涤荡腐朽”，实则断绝华夏文脉。
更可叹者，其军中设“科举场”，逼世家子弟答策，错者立斩，此非选拔人才，实为以杀立威。
韩愈后裔韩偓《香奁集》有诗叹曰：“满城尽带黄金甲，不见诗书只见刀”，道尽文化浩劫之悲。
反观门阀之弊，虽需改革，然当以兴学、广开言路为道。如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均田制缓矛盾，以三长制抑豪强，终使胡汉交融，国势复振。黄巢不思制度之变，徒以暴力毁禁，岂非饮鸩止渴？《新唐书》评其“暴虐无谋”，岂虚言哉？
后世论者或曰：“黄巢虽暴，然终结门阀，功在千秋。”此论大谬。门阀之衰，非因黄巢之屠戮，实因科举日盛、经济重心南移、藩镇割据之必然。五代以降，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重用寒门将领；王安石变法，科举取士不问出身，方使门阀余孽荡然无存。此皆制度渐进之功，非暴力可致。
且黄巢之乱，反致生灵涂炭。据《旧唐书·黄巢传》，其军所过之处，“杀人如麻，千里无烟”，关中户口减半，河南饥民相食。此等惨状，岂是“推翻旧制”可掩？司马迁论陈涉曰：“天下苦秦久矣，非一人之罪也。”同理，唐末之乱，非门阀独罪，亦因天灾连年、宦官专权、藩镇割据。黄巢不察病根，专攻门阀，犹扬汤止沸，终致玉石俱焚。
呜呼！黄巢之乱，可为后世鉴：暴戾之举，虽能逞一时之快，然终难成治世之功。其以私愤为名，行夺权之实；以屠戮为术，毁文明之基。
门阀之弊，当以改制革除；民生之苦，当以仁政缓解，若效黄巢之流，以血洗门阀为义，则天下必陷于混乱，百姓永无宁日。故曰：暴戾非义，智者不为；仁政为本，方为正道。
注：本文论点皆据史料，黄巢之暴虐，门阀之弊，皆有实证。然历史复杂，不可一概而论。门阀制度之终结，实为唐宋变革之果，非一人可定。黄巢之乱，仅为其间一环，且代价惨重。今人论史，当以史为鉴，慎思明辨，勿以暴力为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