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夏天，太阳像火炉一样烤着干裂的大地，我们村已经连续三年闹旱灾了。地里的庄稼蔫头耷脑，麦穗干瘪得像是老太太的牙齿。我家那三亩薄田，往年还能收个千把斤粮食，那年却连种子钱都没挣回来。
父亲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母亲在灶台边抹眼泪，锅里煮的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
"建军啊，你大哥托人捎来半袋红薯干。"母亲把那个灰布口袋递给我时，我摸到她手上厚厚的老茧。大哥在县城机械厂当工人，每月那点工资要养活自己的小家，还要接济我们，实在不容易。
我捏着那袋红薯干，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那天傍晚，公社大喇叭突然响起："广大适龄青年注意了，今年冬季征兵工作开始了……"我站在院子里听着，心里像揣了只兔子。高考取消后，我这条"鲤鱼"算是彻底跳不过"龙门"了。
村里老支书常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可眼下这光景，当兵倒成了条出路。我攥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的肉里也不觉得疼。
报名那天，公社院里挤满了和我一般大的小伙子。我仗着高中学历和一米七八的个头，在体检、政审中一路过关斩将。
临行前夜，父亲破天荒地打了二两散酒，就着咸菜跟我对饮。他醉醺醺地说："儿啊，到了部队要像旱地里的高粱，越旱越要往高里蹿。"
火车咣当咣当开了两天一夜，把我们这些新兵蛋子拉到了太行山脚下的军营。下车时天刚蒙蒙亮，冷风像刀子似的往棉袄里钻。
带兵干部扯着嗓子喊："都给我站直了！你们现在是军人，不是老百姓！"我冻得牙齿打架，却硬是挺直腰板。
分到新兵连后，我才知道什么叫"新兵怕号，老兵怕哨"——天不亮就紧急集合，半夜三更搞突击检查，五公里越野跑得我肺都要炸了。
我们住的是五十年代建的土砖房，冬天漏风夏天漏雨。最要命的是训练，单杠上磨得满手血泡，青蛙跳累得双腿直打颤。同村的李二狗第三天就哭着想回家，被班长罚做了一百个俯卧撑。
我咬着牙坚持，心里默念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老班长叫孙大勇，山东人，黑脸膛上一道疤从眉骨划到嘴角。他带兵像熬鹰，非要把我们这些"新兵蛋子"熬出军人样儿不可。
有次我射击考核打了49环，得意地跟战友吹牛，被他听见了。当晚他就让我在靶场加练到半夜，临走时甩下一句："骄兵必败……"这话像盆冷水浇醒了我。
新训结束，我因为文化程度高、军事素质好，被安排到我们连队的一排一班，班长说我们班是排头班，也是标兵班。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抄了句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1976年春节，我回家探亲。村里变化不大，只是多了几间砖房。母亲见我穿着军装回来，笑得合不拢嘴，张罗着要给我说媳妇。
她神秘兮兮地说："邻村王木匠家的闺女王秀兰，比你小两岁，人勤快，家里还打了口压水井。"
见面安排在正月十五的庙会上。王秀兰穿着件红格子罩衣，两条麻花辫垂在胸前，见了我脸红得像煮熟的虾子。她说话细声细气的，倒是勤快，不停地给我剥花生。
可我心里嫌弃她长相平平，不符合我选媳妇的标准。临走时我敷衍道："部队有规定，暂时不考虑个人问题。"后来听说她哭了好几天，第二年就嫁给了公社供销社的会计周志强。
回到部队后，我像上了发条似的拼命干。孙班长退伍那天，拍着我肩膀说："你小子是块当兵的料，别辜负了这身军装。"
我接替他当了班长，带着新兵训练时，也学着他的样子黑着脸喊："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有次实弹演习，新兵王强紧张得手抖，是我一把按住他的肩膀说："把靶子当成欺负你家人的坏蛋！"结果那小子打了个优秀。
1980年，我已经是副连长，在师部组织的参谋业务竞赛中拿了第一。颁奖台上，师长亲自给我别上三等功奖章，台下掌声雷动。
那天晚上，我借着月光给家里写信，突然想起王秀兰——要是她看见现在的我，是不是还要大哭一场。这念头冒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赶紧甩甩头继续写信。
当上连长后，兄弟连队的指导员赵大国的妹妹赵晓梅跟着指导员家属一道来队里探亲。她在县城小学教书，扎着马尾辫，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
赵大国喊我到她家吃饭时，我一见赵晓梅，但觉得我们一定有缘。饭桌上，我们聊《青春之歌》，聊《红岩》，她还能背整首《沁园春·雪》，让赵大国夫妇俩好一顿戏说。
我与赵晓梅结婚那天，战友们起哄让我唱军歌，我扯着嗓子吼《打靶归来》，赵晓梅在红盖头下笑得直抖。
转年儿子出生，我给他取名"志军"，取"立志从军"之意。
1995年，军队"百万大裁军"的风吹到我们团。组织上找我谈话时，我正带着战士们修训练场。听到"转业"两个字，我手里的铁锹咣当掉在地上。
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像放电影似的在脑子里闪回：新兵连的汗水泥水，演习场的硝烟弥漫，抗洪时手挽手筑人墙……
政委拍拍我："老张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地方上同样需要你这样的干部。"
转业安置到县财政局，我是副团职，县里却只给了个副局长位置。
报到那天，办公室主任老刘神秘地说："咱们周局长可是个能人，媳妇还是县一中的副校长。"我整了整西装领带，心想只要踏实干，总会有出头之日。
第一次班子会上，我见到了周志强局长。他四十出头，梳着大背头，说话慢条斯理却滴水不漏。散会后他叫住我："张局长，我爱人听说新来的副局长是部队转业的，非要请你来家吃饭。"我推辞不过，周末拎着两瓶酒登门。
开门的是个系着围裙的女人，圆脸小眼，两条法令纹深深嵌在嘴角。我愣在原地，手里的酒差点掉地上——这不就是王秀兰吗？
她倒是落落大方："建军啊，快请进，老周在书房呢。"屋里飘着红烧肉的香味，电视机旁摆着他们女儿的艺术照，墙上挂着"家和万事兴"的十字绣。
饭桌上，周局长笑着给我倒酒："当年秀兰还相过亲呢，差点就成了军嫂。"
王秀兰夹了块鱼给我："建军现在不是更好？晓梅老师教过我们闺女，可负责任了。"
我嘴里鱼肉突然没了滋味，想起当年嫌弃她长相时那股傲慢劲儿，脸上火辣辣的。
回家路上，街灯把影子拉得老长。我想起新兵连时孙班长的话："人这一辈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初我嫌弃的王秀兰，如今住着三室两厅，丈夫是我的顶头上司；而我这个"转业军官"，转业后反倒成了人家下属。命运这东西，真像太行山里的雾，看着在前头，伸手一抓又散了。
到家时，赵晓梅正在批改作业，台灯把她的侧脸镀了层金边。儿子志军在里屋背英语单词，声音清亮得像山涧溪水。我突然明白，人生哪有什么"如果当初"，每个选择都是必经之路。就像我们山里人常说的："哪块云彩下雨，哪棵树上结果，老天爷早安排好了。"
如今退休在家，偶尔和老战友喝酒，还会说起这些往事。有人感叹"造化弄人"，我却觉得，命运就像打靶，你以为瞄的是十环，可能子弹偏到隔壁靶子上去了。但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每一枪都认真瞄准，人生就不会脱靶。那些曾经的遗憾、得意、失落，现在想来，不过是岁月长河里的几朵浪花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