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华裔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黄之瀚被特朗普免职。这位纽约出生的第二代华裔，凭借对中国的极端敌视态度跻身权力核心。2018年，他以国务院东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身份“窜访”台湾，推动美台官员互访制度化；2024年，作为副国安顾问，他力主对台军售升级至进攻性武器，并公开宣称“中美战争不可避免”，要求美国“永远为台湾撑腰”。其言论直接激化中美在台海、科技、军事等领域的对抗，甚至被《纽约时报》称为“特朗普政府中最危险的鹰派”。
黄之瀚
但黄之瀚下台与其政策立场无关，而是白宫内部权力清洗的必然结果。
表面上看，黄之瀚受他的上司前国安顾问沃尔兹“信号门”事件牵连，也就是，3月沃尔兹误将《大西洋月刊》主编拉入讨论也门军事行动的加密群聊，导致作战计划泄露，最终引发信任危机。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极右翼势力对黄之瀚“忠诚度”的质疑。尽管黄之瀚极力切割与华裔背景的联系，甚至以比白人官员更激进的姿态示好特朗普，但其家庭关系仍被极右翼评论人士劳拉·卢默（Laura Loomer）等人指控“与中国存在利益勾连”。这种基于种族主义的猜忌，最终让黄之瀚成为特朗普“忠诚度审查”运动的牺牲品——4月以来，已有至少20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因被列入“不忠名单”而遭解雇。
与黄之瀚同时被清洗的沃尔兹，其命运同样充满讽刺。尽管他因“信号门”泄密事件被迫转任驻联合国大使，但其下台的真正导火索是与特朗普外交理念的冲突。沃尔兹作为传统共和党建制派代表，主张强化北约、对俄强硬，甚至支持继续军援乌克兰，这与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路线格格不入。二者的矛盾在4月底爆发：沃尔兹公开批评北约盟友防务支出不足，直接触碰特朗普“勒索式外交”的红线。
总的来说，特朗普对权力巩固的新逻辑是，反华可以成为工具，但忠诚才是唯一铁律。接替沃尔兹的国务卿鲁比奥（Marco Rubio）身兼国安顾问，成为自基辛格以来首位同时掌控两大要职的官员，这就意味着外交决策权进一步向特朗普个人集中。而潜在继任者、中东特使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虽缺乏外交经验，却因与特朗普的私人关系（高尔夫球友）及“亲俄倾向”获得青睐。这种“强人集权”模式，正将美国外交推向“交易主义”深渊——鲁比奥主导的国务院重组已裁撤132个机构，将资源集中于“大国竞争”，实则服务于特朗普的短期政治利益。
对于中国来说，当敌人沉迷于“内斗外耗”的恶性循环时，我们更需以发展破围堵、以开放促融合，在历史的张力中把握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