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粤军将领中，张发奎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
他全力投身国民革命，与叶挺、叶剑英、贺龙等人建立起深厚交情，却又多次拒绝对方的起义邀约；他倾力打造出北伐时期名噪一时的“铁军”，却又亲手将全部心血推向内战深渊；他曾被老蒋视为重点拉拢对象，却穷其半生都奔走在“反蒋”路上……
当然，提起张发奎，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和同为粤系出身的汪精卫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情仇。
张发奎是1919年加入孙中山援闽粤军队伍中，虽说资历算不上深厚，但凭借此后征讨陆荣廷旧桂系和平定陈炯明叛乱中立下的战功，升迁重用还是水到渠成的。
彼时的孙中山，刚刚摆脱了依靠地方军阀进行国内民主革命的束缚，正集中精力将粤军经营成一支独立且忠诚的国民革命军部队。站在这个风口上，能征善战的张发奎前途自然是顺风顺水。
即便在孙中山去世后，张发奎依旧能在粤军中得到信任重用，先后担任由大元帅府警卫团、铁甲车队组建成的第四军独立旅旅长、12师师长等职务，再加上与我党交往密切，张发奎的部队里不仅共产党员力量居多，整体战斗力也比其他友军高出一筹。
北伐开始前，张发奎已经是粤军中冉冉升起的“明星”了。
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毋庸置疑，出名后的张发奎很快就面临着各方势力的积极拉拢。这其中，最先出手，也是出手最阔绰的当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老蒋了。
对老蒋来说，仅靠自己手创的嫡系部队第一军，显然无法完成北伐统一的目标，更难以助自己走上权力舞台中央。为此，他使出了一如既往的“杀手锏”——金钱收买。
除了北伐途中偶遇张发奎后大笔一挥拨给对方3000大洋那次经历外，老蒋在1927年初还单独召见过一次对方并直接奉上5000大洋的军费支票。而接下来他对张发奎说的话也十分耐人寻味：
这话要是说给别人听，估计对方内心在抗拒之余，难免会对老蒋的操控打压手段嗤之以鼻。可偏偏职业军人出身的张发奎本就对“军人干政”的话题不感兴趣，对老蒋的这番言论也就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一边是老蒋的春风得意，一边是张发奎的风头正盛，两个人就这样达成了一种尽在不言中的默契。
见张发奎这么上道，老蒋也就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将同为第四军出身的粤系将领陈明枢免职，由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兼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军长。
一人同时手握两个主力军，这在当时的北伐军将领中算得上首屈一指的存在了。不过，张发奎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刚刚尝到雄兵在手的甜头，转而又要面临“众叛亲离”的苦果……
张发奎兼任第11军军长不久，老蒋就在上海发起了“四·一二政变”，将屠刀挥向了昔日并肩战斗的共产党人。
这样一来，老蒋不仅将我党推向了武装反抗的一面，也同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这个时候的蒋汪二人，谁能掌握更多军事力量，谁就拥有日后问鼎中原的话语权。
此时的张发奎，几乎毫无悬念的站到了汪精卫这边。从表面来看，似乎是自己手中的第四军和第11军全都驻军武汉，不过是近水楼台的选择而已。
但如果只这么单一看待的话，又未免太低估张发奎的头脑了。他本人虽说对政事没有浓厚兴趣，但也并不代表他缺乏清醒的头脑和判断。
在张发奎看来，汪精卫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又是对方临终遗嘱的见证人，无论从资历还是“正统”地位来讲，都比当时半路杀出的老蒋有优势。
更关键的一点，汪精卫手中并无可以直接掌控的军队，凭借粤系出身和“铁军”威名，张发奎在汪精卫这边所受到的倚重程度自然是拥有嫡系部队的老蒋无法满足的。
因此，张发奎当时对老蒋的拒绝有多义正言辞，对汪精卫的追随也就多么死心塌地。
不过，除了汪精卫之外，张发奎其实还有一个可供选择的合作对象——共产党人。但在这个问题上，张发奎本人却表现出了模棱两可的态度。
一方面，他掌握的军队中遍布共产党员和组织力量，这在当时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而张发奎对待这些昔日的挚友、下属本着一种“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态度，在九江将他们礼送出境。
另一方面，对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前夕我党争取加入起义军队伍的意见，张发奎却直接表示了拒绝，对汪精卫的支持态度也颇意味深长。尽管南昌起义时贺老总连这位老上司的“总指挥”位置都提前预留出来，可终究还是没能动摇张发奎的意志。
话虽这么说，但张发奎接下来的日子也是水深火热。周恩来、叶挺、贺龙等人成功组织南昌起义后，张发奎身边近三分之二的部队被拉走，自己成了名副其实的“残军”。
关键时刻，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借机向张发奎建言献策：与其追赶并同起义军拼斗，倒不如直接返回广东与李济深争夺霸权。一来可以趁势恢复部队元气，二来借助大本营积累力量，日后无论老蒋还是汪精卫，必然会进行新一轮的拉拢争取。
这话算是说到张发奎的心坎儿上了。回师广东后不久，张发奎与黄琪翔一同发动了轰动一时的“张黄兵变”，计划以此夺取对广东的军政控制大权。
但很快张发奎就遭到了李济深与新桂系李宗仁的联合军事讨伐，加上叶挺、张太雷等人在广州境内发起的起义冲击，内外交困的张发奎就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起义前，叶剑英与恽代英曾主动联系张发奎一道起义反蒋，但张发奎却有些不耐烦的回复：
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张发奎拒绝加入起义大军固然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和多重考虑，但就现实发展情况来看，损兵折将、拥汪失败的结局又侧面印证了张发奎的抉择实在算不上多高明……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用在这一阶段的张发奎身上显得恰如其分。
这边张发奎铁了心的追随的汪精卫，为此甚至公开宣称“不管是非、一直崇拜”等言论。但另一边，汪精卫的态度却显得不是那么友好。
张发奎在“拥汪反蒋”的过程中不仅消耗着自己手中本就有限的兵力，同时也将北伐时“铁军”的名号抵消殆尽。
如果不是朱毛会师井冈后继续沿用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称号，以及好友叶挺在抗战初期使用的“新编第四军”番号，估计这支北伐铁军的战斗精神将过早的被那一代革命者们所抛弃。
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发奎与李宗仁结成两广同盟，出兵北上湖南增援。因战事进展不顺，部队处处被动挨打，打到最后，整个第四军仅剩下2个团的兵力。
这样一来，第四军成了名副其实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部队，张发奎不想将队伍直接解散，但此时又没有话事人站出来替自己“美言”，索性借“九一八事变”后抗日形势紧张而申请北上抗日。
经他这一折腾，老蒋反而下令将残缺不全的第四军调往江西“围剿”前线参加内战，部队番号暂时保留下来了，可如同无源之水、无根之树的第四军早晚又势必沦为老蒋的战争“殉葬品”，张发奎苦不堪言，更心有不甘。
但更令他心灰意冷的，是自己一心拥护支持的汪精卫本人的敷衍塞责态度。彼时作为国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虽说手中没有实际权力可供驱使，但毕竟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有些话说出口，老蒋在情面上还是会照顾一下的。
可问题就在于，张发奎处处维护汪精卫，但汪精卫却将他和第四军弃如敝履，恨不能早日与之撇清关系，这可就有点不太地道了。
张发奎去找汪精卫谈事情，汪精卫找夫人陈璧君借口生病而阻拦。事后张发奎也知道汪精卫是故意躲着自己，毕竟同一时段对方跑去杭州见老蒋时可是一点不拖泥带水。
但随后登门探访汪精卫时，对方的一句牢骚话语却深深中伤了张发奎。原来，心直口快的张发奎不等佣人通报完便径直向汪精卫办公室走去，却在临近门口时听到对方脱口而出一句“又来了，讨厌，讨厌”。
汪精卫的话未必是直接对号入座张发奎，毕竟饱受老蒋压制的他看谁都没有什么好心情，但说者无意，听者却有心。
加之此后张发奎请求汪精卫安置第四军散落在京沪一带的军官一事上，再次被对方的敷衍态度所中伤。一气之下，张发奎在推心置腹后也算公开与汪精卫撕破了脸：
感到理亏的汪精卫虽然在事后有所行动表示，但与张发奎的关系裂痕却再无修复的可能了。
及至抗战初期汪精卫变节投敌，成立伪政权同亿万国民站在了对立一面，张发奎亦痛心疾首，但了解汪精卫秉性的他对这一行为并未感到太多意外。多年以后，当与身边人谈及汪精卫的叛国行为，张发奎曾有着一针见血的评价：
民族大义历来高于一切，在全国上下投身抗日救亡的关键时刻，汪精卫走上一条与之背道而驰的路径，于公于私，于情于理，他都无法得到张发奎的谅解，更不会得到民众的宽恕。
不知道晚年的张发奎是否因昔日大革命时期的冲动追随而心生悔意，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追随汪精卫“革命”对他来讲是一件并不光彩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