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名昭著的“重庆集中营四大杀手”分别军统重庆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杨进兴、渣滓洞监狱看守长徐贵林、“催命判官”张界（张宝兴）、“四一”部队警卫大队长漆玉麟（宋玉成），这四个杀手，有三个是在1958年经公审枪决的，死得实在是有点晚了，只有《红岩》中“猫头鹰”的历史原型，在渣滓洞有“大黑熊”绰号的徐贵林是在1950年5月18日被枪毙——猫头鹰被枪毙，可把还关在白公馆的一个上将一个中将两个少将吓坏了：徐桂林是我们的爪牙，剁了爪子掰了牙，该轮到我们这些虎狼了！
毕业于第二野战军军大三分校，在重庆军管会公安部第二处担任侦察员的孙曙参与了抓捕“重庆集中营四杀手”，也在白公馆等战犯管理机构当过管理员，跟很多将军级战犯都比较熟悉。但是这段文字中有两个 问题却需要解释一下：其一，重庆军管会确实是下设公安部的；其二，白公馆在解放后也曾用来羁押高级战犯，并不是所有的高级战犯一开始都进了北京功德林高级战犯管理所。
重庆解放后的第四天，就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张际春，副主任陈锡联、张霖之，秘书长罗士高，公安部部长刘明辉。老蒋败逃，在重庆埋下了一万多名潜伏特务，那些潜伏特务分三个体系，那就是保密局（原军统）特务、党通局（原中统）特务、“国防部”二厅特务。
我们在电视剧《风筝》中看到的郑耀先，以“留用警”身份潜伏在重庆公安局，就应该属于“二厅特务”——郑介民授予他少将军衔，那就只能是二厅特务，因为二厅是“国防部次长”郑介民直接领导的，当时保密局局长已经换成了毛人凤，毛人凤宁肯跟宿敌中统合作也要做掉郑耀先，自然不会晋升他的军衔。
且不管郑耀先是二厅特务还是保密局特务，这个“既没有上线也没有下线的少将”，本身就有很多问题说不清楚，所以咱们还是来听听侦查员、管理员孙曙是怎么记录渣滓洞看守所的“猫头鹰”所长之死对其他将军级战犯的“刺激”吧。
孙曙在《重庆战犯管理所纪实》（刊发于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2003年第8期）中回忆，1950年5月，西南公安部四德村看守所（第一看守所）、白公馆看守所（第二看守所）和嘉陵大队（集训机构）先后成立，第七绥靖区上将司令兼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少将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兼督察主任周养浩、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兼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沈醉，都是1950年5月到12月先后从各地送到白公馆看守所的，宋希濂、徐远举等人比沈醉“先到一步”。
这些将军级战犯，被捉前主要在西南活动，所以这回又扎堆进了白公馆。
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回忆：“我同宋希濂、钟彬、王陵基等被关在白公馆多年，我和徐远举、周养浩来说，都记不清楚这十多年中，究竟抓过、杀过多少人，我和徐远举的态度和想法都是一样，认为要是根据我们过去的行为来办我们，杀一个也是死罪，杀一百一千也是只能死一次，不如痛痛快快地记得多少全部交出。周养浩是学法律的，他交代问题便字斟句酌，能推卸责任的尽量推。他总是‘我奉命怎样怎样……’好像自己没有什么责任，都是奉命而行。”
沈醉和周养浩徐远举并称“军统三剑客”，但他们的关系，却不像表面上那么好，就连徐远举周养浩这对“搭档”，被抓前互相撕咬，被抓后还是互相揭发。
这一切孙曙都十分清楚：“徐远举和周养浩，解放前就是针尖对麦芒，此事已为军统上层特务所周知。被关押后，两人依旧是一个钉子一个眼：徐贬周‘有少将的牌子，没有少将的风度’，是‘巴结毛人凤的裙带关系’；周也反唇相讥说徐远举‘五大三粗，不学无术’。于是，所方尽可能安排两人背靠背写材料、谈情况，使门户之见不面对面交锋。”
徐贵林是1950年5月18日被枪毙的，那时候除了沈醉，咱们今天要聊的几个将军级特务基本到住进了白公馆，孙曙回忆：“大屠杀的刽子手、渣滓洞监狱看守长、绰号猫头鹰的徐贵林被公审处决。一天下午，预审员找徐远举核对审讯笔录，徐以为是公审处决的日子临头，心情十分紧张，当晚两次做噩梦惊出一身冷汗，呆坐在铺上很久才回过神来。这件事，使王陵基、宋希濂、徐远举、周养浩等背上了等待公审处死的思想包袱。”
看来电视剧《特赦1959》中宋希濂“揭老底”说徐远举吓得湿了裤腿，那还真是有史料依据的，不但孙曙这样说，沈醉在回忆录中也有提起：“数以千计的群众在囚禁我们的白公馆附近烈士陵墓祭扫时，爆发出的雷鸣般的口号声，吓得我们这三个（沈醉、徐远举、周养浩）血债满身的元凶首恶，都面色惨白，缩成一团，靠在地铺的墙上。徐远举不时用袖子轻轻揩擦由于惊恐而不知不觉从他那鹰嘴尖鼻内流出的清水。”
徐远举认为自己必死无疑，而且认为他交代完罪行就会被判处死刑。他和沈醉在白公馆楼上走廊里散步时，经常对沈醉指着解放前军统屠杀革命烈士的那片山沟说：“你我将来就和过去被我们杀害的人一样，倒在那里罢了！”
徐远举知道以自己的罪行，枪毙一百次都不多，周养浩在息烽集中营也是恶贯满盈，沈醉在回忆录中没少揭发他们。
即使不看沈醉回忆录，了解军统内幕的读者，也知道徐远举周养浩百死莫赎，所以他们认为徐贵林被枪毙后，下一个轮到他们，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陵基也算徐远举周养浩的“长官”，他们“合作”的也很密切，这一点沈醉可以作证：“当时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和徐远举关系相当好，徐除促使他在反共方面全力以赴外，并请他在成都举行乙种汇报时，连所有在四川活动的民主党派也予以逮捕。王同意他的意见，先后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川南负责人李宗煌和川康地区负责人周从化等都抓了起来，送给徐远举去审讯，以扩大破坏民革在四川的组织。”
王陵基绰号“王灵官”，在解放前那可是一个能让重庆小儿止啼的恶魔：他曾在重庆的闹市街头，让卫士用驳壳枪将几个女学生戳得下身流血，痛得在地上乱滚。
王陵基在《无可奈何花落去——解放前夕的四川官场》一文中也承认，他一手制造了成都“四九血案”：“警卫队长照着我的指示，爬进一个捆一个。在捆的时候有不少学生被警卫打伤。更严重的是有个女生受伤，下身血流不止。”
王陵基承认，华蓥山游击队、岳池县新三中学起义、王屏藩武胜起义、王蕴滋川西崇宁起义，都是他亲自指挥镇压的。
王陵基和徐远举、周养浩一样，被抓后都不服从管理，对预审人员经常出口不逊，所以在猫头鹰徐贵林被镇压后，他们也觉得自己的末日来临 ，吓得惶惶不可终日。
上将王陵基、少将徐远举周养浩自知罪孽深重，误以为会被枪毙情有可原，中将宋希濂为什么会认为自己也会跟前三个一样被判处死刑？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去看宋希濂的回忆录，他除了自传体的《鹰犬将军》，还写了《我在西南挣扎和别歼灭经过》、《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谋》：“如果蒋介石同意了我和胡宗南商定的计划，我们两部至少有三十万人退到滇缅边区去，必然立即被美帝国主义所利用，给予各种装备和接济，来不但地危害祖国的安全，并使边区人民饱受痛苦，那真是罪恶滔天，万死不足以蔽其辜！”
宋希濂在抗战时打得很不错，跟王耀武一样都是抗日有功，功是功过是过，但不管怎么说，宋希濂跟王陵基、徐远举、周养浩还是有很大 不同的，却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认为自己也会被判处死刑。
据孙曙回忆，宋希濂的惶惧，随着陈赓将军的“到访”烟消云散了：“陈赓将军亲自来看望同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的宋希濂钟彬、曾扩情，回到住所，酒后谈兴正浓的宋希濂等当作殊荣，绘声绘色地向‘同学（在管理所战犯的互称）’介绍会面的全过程，包括吃什么菜，喝什么酒都讲得津津有味。”
我们查阅相关史料，也会发现宋希濂认为自己会被判处死刑确实是“过虑”，但王陵基、徐远举、周养浩认为自己不该活下去，却似乎理所应当：渣滓洞看守所的猫头鹰所长都枪毙了，命令猫头鹰杀害那么多烈士的徐远举、周养浩，是不是也应该明正典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