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是一个绝妙的假说（其实任何科学理论本质来讲都是假说）。
与其他科学理论不同的是，进化论或许是被误解最多的一个。这种误解若不加以澄清，即便是那些不相信造物主创造论的人，也会对进化论的准确性产生质疑，误以为其谬误很多。
但如果你对进化论有了深入的了解，就会明白进化论把看似不可动摇的神创论打破得有多彻底。
正如物理学中的牛顿引力定律，进化论同样以简洁的理论模型，阐释了自然界错综复杂的现象，这一切都不需要超自然力量的介入。
在历史的长河中，曾有两次划时代的环球航行撼动了人类的核心信仰。
众人皆知麦哲伦的壮举，证明了地球的球形结构。但鲜为人知的是另一次航行，它发生在1831年年末。当时，道光皇帝在东方安享着帝国的繁荣，未曾预料到九年后鸦片战争的炮火将肆虐中华大地。与此同时，英国皇家海军的“小猎犬”号军舰开启了其第二次航行。这趟旅程的重要性在百年之后依然被人们铭记，以至于英国人将他们的火星探测车命名为“小猎犬2”号。
航行中，船上有位年轻的博物学家，名为达尔文。
那时的博物学，是那个科学热情高涨时代的产物。人们痴迷于科学探索，对于自然界的兴趣空前高涨，加之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新奇物种，博物学成为了当时的热门学科。达尔文，像其他博物学家一样，每到一地，便会搜集各类动物标本，挖掘化石，并详细记录所见所闻。
当时没有人能预见到，这些看似平凡的活动将改变整个世界。
随着时间的推移，达尔文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沉淀与思考后，终于公布了进化论。这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一个理论首次遭遇了来自宗教人士的猛烈抨击，如同暴风雨一般。
今日我们习以为常的“人类是由猩猩进化而来”的说法，在当时听起来如同异端邪说，令人难以置信。更不必说进化论直接与《圣经》的记载相矛盾。
因此，进化论的发布立即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其中一次最为臭名昭著的指责是，一位宗教人士讥讽维护进化论的赫胥黎，问他的祖先是来自祖父还是祖母一方的猿类。赫胥黎则回击道，如果必须在猿和这位宗教人士之间选择一个作为祖先，他宁愿选择猿。
“小猎犬”号的船长是一位虔诚的信徒，他认为搭载达尔文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荣耀，反而是对他信仰的冒犯。他甚至公开声讨达尔文的异端邪说，号召人们不要轻信。
然而，无论遭受多少非议，进化论依旧屹立不倒。
达尔文的伟大，正如欧几里得一样，不仅因为他构建了一个强大的理论体系，还因为他的理论在后世的数百年中，经历了无数的挑战与讨论，却愈发证明了其正确性。
最初，有人质疑按照达尔文的理论，地球生物的进化需要漫长的亿万年，而当时地质学认为地球年龄远不足以支持这一论断，因此进化论似乎站不住脚。但随着地质学的发展，人们发现地球的年龄远比想象的要长，足以支撑进化的全过程。
此外，有人提出疑问：生物每代之间的遗传与变异如何实现？当时的技术条件尚无法给出答案。然而，多年后，当人类发现了携带生物全部特性且会发生随机变化的基因，这个谜团才得以解开。
还有质疑者指出：如果生物是进化来的，那么过渡型化石应该大量存在。当时达尔文只能解释称，由于化石保存稀少，过渡型化石自然难以找到。这似乎是一种托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化石证据，包括过渡型化石如“始祖鸟”，陆续被发现。
接下来，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耳熟能详的理论。
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进化论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科学理论。我们所讨论的进化论，是以达尔文主义为核心，经过后续科学家不断修补完善的主流观点。
进化论的核心内容有以下几点：
首先，生物的基因信息能够传递给下一代；
其次，遗传过程中，基因会发生不可预测的随机变异；
第三，生物种群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新生代的数量往往超过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导致大多数新生物无法存活；
最后，生物后天的变化大多数情况下不能改变基因。
生物进化的历程如下：
遗传变异导致每代新生物中有一些个体的生理特征与前辈有所不同。这些“怪异”的特征，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只有那些能适应环境的才有更大的存活概率，这些“怪异”基因便得以保留，成为生物基因的一部分，实现了微小的“进化”。
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总是让人叹为观止，每一种生物的独特性状仿佛都彰显着造物主的巧手匠心。为什么斑马有条纹，为什么猫有胡须，为什么鸟有羽毛——这些仿佛都是上帝精心设计的结果。然而，当我们深入思考时，会发现这些生物特征无一例外地与它们的生存需求息息相关。
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用简洁的数学公式描述了行星绕太阳运动的复杂现象，但它对于生命的复杂性却显得力不从心。牛顿力学能解释肌肉如何收缩，却无法回答为什么生物会呈现特定形态或特征。
当我们观察大自然，会发现每个生物体的每一部分都显得恰到好处，仿佛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以确保个体的生存（如果你对此没有感觉，看看《动物世界》就能体会到了）。
但是，进化论打破了这种神秘性。它像牛顿力学一样，以简单的理论解释了复杂的现象，且逻辑严密，自圆其说，无需上帝等超自然力量的干预，比牛顿力学更易于人们接受。
不过，进化论也常被人误解，我们需要澄清这些误解。
误解一：进化论意味着生物从「低等」进化到「高等」。
实际上，「进化论」这一名称并不十分准确，更精确的说法应是「演化论」。
演化论的核心理念是，那些适应环境的基因被保留，不适应的被淘汰。这其中并没有「高等」与「低等」之别。
有人会认为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类是一种从「低等」到「高等」的进化过程，人类比单细胞生物「高等」。然而，人体结构的复杂性和人类智慧的提升，并不代表这就是进化的方向。
如果「高等」是指结构更复杂的生物体，「进化」应是从「低等」到「高等」的过程，那为什么历经千万年的「进化」，现今还会有细菌和昆虫存在？为什么结构更为复杂的恐龙却灭绝了？实际上，许多生物为了生存，结构从复杂演变为简单。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绘制了一幅插图，以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形象描绘生物的演化，树根代表原始生物，向上分支越多，生物结构越复杂。这幅图似乎暗示了生物从「低等」到「高等」的进化路径。
然而，这幅插图并不准确。现在，生物学界更倾向于将所有生物绘制成一个圆圈，越靠近中心的生物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越早，人类与当今所有动植物平均分布在圆的边缘，看不出谁「高等」谁「低等」。
这幅圆形图意味着，无论生物体结构是否复杂，它们都是演化的幸存者。
有人认为生物在演化过程中有种从「低等」到「高等」的趋势，这种观点在基督徒看来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在叔本华看来是生命意志的证明。澄清了这种误解，这些论断就不成立了。
还有人问：「为什么现在的猿类不能进化成人类？」这种观点错误地认为进化过程像大树一样，低处的生物要努力向上生长，误以为猿类随时可能进化成人类。
如果采用圆形图，这种误解便不存在了。人类并不比猴子「高等」，因此猴子的进化不一定会朝着人类的方向。进化的方向取决于它们所受到的生存压力。
误解二：生物后天的努力可以改变基因。
这种观点被称为「拉马克主义」。
众所周知，「用进废退」的道理，如一个人经常使用左手，左手就会比右手更粗壮、更灵活。拉马克主义认为这种「用进废退」会影响下一代。也就是说，长颈鹿因为够不到高处的树叶而努力伸长脖子，后代的脖子会更长。
而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长颈鹿并非通过自己的努力伸长脖子，而是因为新生代长颈鹿基因变异导致脖子有长有短，短脖子的长颈鹿难以生存，只有长脖子的基因得以传承。长此以往，长颈鹿的脖子自然越来越长。
拉马克主义为进化论加入了「生命意志」的色彩，为进化论增添了方向感。生命为了生存而努力，因此某些部位就「进化」了，进化成为生命意志的体现。
这个假说很容易验证。有人连续几代剪短小老鼠的尾巴，但新生的老鼠尾巴依旧。
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反驳：如果拉马克主义正确，那为何人类会有处女膜？
虽然理论不成立，但拉马克主义在情感上更易被接受，因为它赋予了生物在进化中的主观努力，让人觉得生物在进化中是「奋发向上」的。相反，在达尔文的理论中，生物的进化完全是被动的、无知的。基因并没有「想要」变成什么样，完全是随机变异，之后由残酷的淘汰——即生物个体的死亡——来淘汰不适应生存的基因。
尽管达尔文的理论显得冷酷，但其简洁明了，进化完全是客观发生的，没有主观因素的介入。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拉马克主义，目前还出现了一些新理论，认为某些性状的后天改变是可以遗传给下一代的。这一理论仍在发展中，即便成立，对我们的结论也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从个体来看，基因进化的方向完全是无序的、随机的，物种完全不知道自己该进化到什么方向。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宏观领域，观察世代繁衍的生物整体时，基因却似乎展现出了一种目的性，仿佛它们正努力确保自身的延续，不断进化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
当然，这种目的性实际上是一种错觉，但在探讨进化这一宏观议题时，这样的解读并无不妥，不会导致误解。不过，我们始终要铭记，这种所谓的“意志”实际上并不存在。
误解三：动物为何未能进化出机关枪这样的器官呢？像眼睛这样复杂的器官，真的只是通过基因突变而进化出来的吗？
此问题实际上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首先，回答第一部分问题，像机关枪这样复杂的工具，如果仅凭偶然的基因突变在单个生物体内出现，并不会赋予该生物显著的生存优势，反而可能成为其生存的负担，并因此遭到自然选择的淘汰。
另一方面，基因突变的能力并非无边无际，基因能做的是微调下一代的生理结构，比如让骨骼稍长或稍短，但无法在一夕之间创造出机关枪这样高度复杂的新器官。
因此，尽管不同物种之间的特征千差万别，我们仍能在它们之间找到许多相似之处，比如脊椎动物普遍拥有类似的骨骼结构。陆生动物向鸟类进化时，它们只能逐渐增加羽毛的厚度，慢慢地将前肢演变为翅膀，而不可能突然间长出全新的翅膀。
这进而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像眼睛这样高度复杂、缺少任一部分都无法视物的器官，是如何进化而来的？解释在于，仔细分析眼睛的各个部分，在进化过程中，它们都曾起到了特定的作用，不存在完全无用的进化环节。
误解四：雄孔雀的尾巴呢？这似乎是一种纯粹的负担！
乍一看，这似乎是对进化论的有力质疑，以至于达尔文也感叹：“每当我看到雄孔雀的尾羽，总会感到一阵反感。”
然而，进化中不仅有生存选择，还有生殖选择这一重要因素。
简而言之，决定某种基因能否传续下去的，首先是前述的生存压力——携带非实用基因的个体将面临淘汰。除此之外，影响因素还包括拥有该基因的个体与异性交配的机会多寡。
对于有性生殖的动物而言，雄性的交配成本较低，而雌性在成功受孕到幼仔出生的期间，无法再次受孕。因此，在生殖层面，雌性是相对稀缺的资源。也可以说，雄性个体想要传递自己的基因，最佳策略是与尽可能多的未孕雌性交配；而雌性个体的最佳策略则是仔细挑选，寻找最优质的雄性。
这样一来，雄性要实现基因的传承，就必须与其他雄性展开竞争。竞争手段常见的有武力对抗，也包括用华丽的外表、精致的巢穴等吸引雌性。因此，在有性繁殖的动物中，我们往往看到最绚丽的往往是雄性，这与我们当前的社会现象形成鲜明对比。
你可能还会问，那为何雌性会对拥有华丽外表的雄性感兴趣呢？例如，为何雌孔雀会对有大尾巴的雄孔雀产生兴趣？这样的雄孔雀难道不会因此生存能力减弱吗，这符合进化论吗？
实际上，这样的进化过程可能是这样的：起初，雄孔雀的尾巴并不那么长，雌孔雀之所以偏爱尾巴漂亮的雄性，是因为漂亮的尾巴表明了它们体内没有寄生虫，身体较为健康。因此，雌孔雀的基因促使它们对拥有漂亮尾巴的雄孔雀产生兴趣（那些对漂亮尾巴不感兴趣的雌孔雀，因为与不健康雄孔雀交配的几率更大，导致其基因被淘汰）。既然雌性是稀缺资源，那么在尾巴同样漂亮的雄孔雀中，只有最亮眼、最引人注目的那一只会被雌性选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雄孔雀的尾巴就像长颈鹿的脖子一样，逐渐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华丽。
但别忘了，决定基因传承的有两个关键因素，其中生存压力最为重要。正因为孔雀生存压力相对较小，其尾巴才能进化到影响生存的地步。如果生存压力大，当雄孔雀的尾巴进化到影响逃脱的程度时，大尾巴的雄孔雀可能就会被天敌捕食。所以孔雀的尾巴只能进化到一个不会妨碍逃脱的适度大小，便不再继续增大。就像公鸡的鸡冠、公狮的鬃毛，它们虽然吸引异性，但不会过分夸张，以免影响生存和捕食。
与孔雀例子类似的是，为何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毛发会逐渐减少？众所周知，毛发有防磨、保暖等诸多优点。但人类毛发的减少可能是因为，只有毛发稀少的人类才能向异性更好地展示自己的身体优势：体态匀称、肤色正常、无皮肤病等。
当然，这还与地球气候变暖、人类学会用火和衣物保暖等因素有关。如果大部分人类因寒冷而死，那么毛发稀少的人类自然也无法生存下来。
误解五：进化论是一个未经验证的假说。
宗教人士特别喜欢称进化论仅仅是未经验证的假设。然而，有两条反驳这一论点的证据可以提出。
首先，科学的理论本质上都是以假设的形式提出的。正因如此，我们之前花费大量篇幅详细阐述了进化论的种种细节，就是为了强调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不仅是目前最合理、证据最充分、反证最少，同时也是最为简洁、智慧的科学假设。
其次，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不断增强了进化论的说服力。除了能够观察到的现实生活中的进化实例外，化石记录在不同地质层中的分布情况也符合进化论的预测。
另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来自人工选育。
如今，我们接触到的大多数生物，无论是粮食、蔬菜、瓜果、家畜还是宠物，都是经过人类精心选育的成果。比如现代的小麦和家养的宠物狗，如果放归野外，它们将无法生存。人工选育的过程就像是进化论的加速版，不仅是对进化论的应用，也为进化论提供了证据。
在研究生物学时，我们还会遇到许多似乎设计拙劣、功能不明显的实例。如果生物真的是由一个全知全能的神明设计的话，它们原本可以设计得更为精妙。这一点也可以作为反驳神创论的依据。
误解六：将进化论错误地推广到社会学领域。
关键在于，无论是秉性自私论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它们都犯了一个错误，即将“我们为何会成为现在这样子”和“我们应该如何行动”混为一谈。
这些观点认为，既然人类的基因是在生存竞争中形成的，那么人类社会也应该持续这种竞争精神，通过竞争筛选基因。但问题在于，为何一定要如此呢？
进化论只是阐述了一套基因变化的规律，其中并不包含任何道德含义。而且恰恰是进化论将神创论驱逐出了生物学领域，从而将生物学中的道德成分降至最低限度。
在进化论的整个学说中，没有任何观点可以说明进化论本身是道德的、高尚的或是人类不应干预的。
事实上，正如人类运用力学原理改造自然一样，人类早已经介入了生物的进化过程。这导致了不适应野外生存的家畜和农作物的出现。
因此，将进化论的观点与道德联系起来，实际上是思维混乱的表现。那么，进化论对哲学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首先，它对基督教的权威构成了严重打击。可以说，在所有的科学发现中，进化论最让基督教感到厌恶。
《圣经》中用了大量篇幅描述上帝如何创造万物，洪水来临时的诺亚方舟，以及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故事，由此引出了人类灵魂比其他动物更为高贵的观念以及原罪的概念。
但如果人类和其他生物都是通过逐步进化而来的，那么《圣经》的这些说法不就站不住脚了吗？
在接受进化论之后，一些人试图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其他领域，就像哲学家将力学应用于机械论世界观一样。其中造成最大危害的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简而言之，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我们的社会应该仿效自然世界优胜劣汰的法则，淘汰不适合生存的人，以实现最有效的进化。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纳粹种族主义。
纳粹认为，只有“优秀”的种族才应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上生存，而“劣等”的种族必须被淘汰，以免他们与“优秀”种族争夺资源，或通过通婚“污染”优秀种族的基因。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纳粹迫害犹太人提供了理论借口。
在这种理论的支持下，纳粹还杀害了老人、残疾人和精神病人等弱势群体，因为他们不再具有竞争力，对国家的需求超过了贡献，拖慢了国家的发展步伐。
毫无疑问，这种观念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人道主义相悖。我们可以先放下道德谴责，看看这个理论是否还有其他可以反驳的地方。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为了集体（优质基因）的利益，无条件牺牲个体的利益。为了延续“优秀”的种族，牺牲更多的个体。
这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然而，根据进化论，我们还可以得出另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
进化论不是说基因的遗传——即个体的生存和繁殖——是最重要的吗？换句话说，人类基因的本性就是自私的，这是无可争议的，因为不自私的基因无法遗传。
那么，自私难道不是人类的天性吗？这样看来，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也是理所当然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就形成了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截然相反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英国作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解释了生物种群中的利他行为。
例如，一些蚂蚁为了其他蚂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这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应该把某个生物群体视为一个基因单位。
当生物种群以群体方式生活时，基因中可以携带一些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他人的“利他基因”，这样更能促进整个种群基因的延续。
当个体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时，就等于通过他人延续了自己的基因，这并不违背进化论的原则。
因此，“人类天生自私”的观点可以被否定。人类是典型的社会性生物，人类的基因中，不一定不存在“利他基因”。
然而，《自私的基因》难道不正是符合社会达尔文主义吗？它难道没有说明，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体是符合进化论的吗？
在今日的美国，一个基督教影响力巨大的国度里，进化论在一些州的教科书中竟无立足之地，或者只能与神创论平起平坐。位于美国辛辛那提州的神创论博物馆，由一群基督徒建立，用众多的模型和文字试图证明进化论的错误。
例如，他们展示了一个史前人类与恐龙和谐共存的模型，以此为据，宣称恐龙和人类生活在同一时代⋯⋯
在基督教信仰与进化论的冲突中，涌现出一些颇具讽刺的言论。某些神创论者提出，地层中出现不同进化阶段的化石，是因为地球上每个时期都曾发生过与诺亚方舟故事类似的大洪水，导致生物灭绝，紧接着是一次类似《圣经》所述的上帝创造的过程。
还有观点称，化石不过是上帝在创造生物时留下的实验样本，或者干脆认为，进化论本身就是上帝为测试信徒而设的陷阱。
然而，并非所有基督徒都对进化论持否定态度。基督教的教派众多，基督徒不一定就等同于神创论者。对于《圣经》中与进化论相抵触的段落，也有进行调和性解释的空间。
例如，一些人认为上帝创造了最原始的生命，之后由生物自行进化；或者上帝就是通过进化过程来创造万物；又或者《圣经》中的许多叙述仅是寓言，不能从字面意义上解读。
一种较为普遍的基督教观点认为，生物的确遵循进化论的路径演变，但在人猿进化到一定阶段时，上帝将人类的灵魂注入人猿体内，从而诞生了人类。
进化论的第二个影响在于，它进一步削弱了人类的独特性。
古人曾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然而日心说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幻想，告诉人们人类不过是居住在辽阔银河系边缘、一个不显眼星球上的一种生物，没有任何特权。
人类曾自视为万物之长，与其他生物截然不同，因此在基督教中，唯独人类拥有灵魂。
然而，进化论抹去了人类的优越感。人类不过是自然选择和随机变异下的产物。在进化过程中，人类既无高贵性，也无神圣性。
去神圣化的过程也导致了第三个影响，对过去被认为神圣或神秘的人类特性作出了解释。所以，当康德和叔本华声称审美是无私欲的，他们的观点是否仍有讨论空间？还有一些其他的推论。
例如，叔本华认为生物拥有生命意志，其中生殖是最为关键的。生物的一切行为皆以繁殖为终极目标。这个观点与进化论不谋而合。进化论同样认为，生物应以保存基因为宗旨，一切行为都应服务于繁殖。因此，许多生物过了繁殖年龄后会迅速衰老死亡。人类女性进入更年期后，一旦雌激素停止分泌，身体会迅速衰老，疾病增多，这正是上述观点的佐证。
再如，尼采所提的权力意志，认为人人渴望成为强者。在一定程度上，这与进化论也是相通的。因为在进化过程中，生物必须不断变强，才能增加种族延续的可能性。雄性动物具有强烈的领地意识，通过激烈的竞争，筛选出最强者与雌性交配。
还有观点认为，劳动是人类的天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劳动会给人带来肉体上的痛苦。痛苦和愉悦是人类进化出的一套奖惩机制，指导人们如何提升生存概率。在古代，带来愉悦的行为是有利于生存的，是人类的天性；而导致痛苦的行为则是不利于生存的，违背了天性。
在远古时期，能量是生命中最珍贵的资源。劳动会消耗能量，因此基因让人体在劳动时感到疲劳和痛苦，以警告人们尽量减少活动，节约能量，增加生存几率。
所以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劳动是逆天而行。
但这是否意味着劳动的价值被否定？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认识到劳动违反了人的本性，是痛苦的，劳动者才更值得我们尊敬和赞美。他们忍受着天性带来的痛苦，为人类创造价值，因此显得无比伟大。
如果认为劳动是人类的天性，那么劳动者又有何值得称颂的？我们可能会说，你劳动了？这不正是你的本性吗？这不是你所期望的吗？我休息一会儿，把劳动的机会让给你，你是不是应该心怀感激？
但在认识到劳动违反天性，是痛苦的事情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尊重劳动者的伟大，才能深切地赞美他们的无私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