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刊登了郭沫若发表的《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无独有偶，作品发表不久后，郭沫若本人陆续收到了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著名爱国将领张治中的两封来信。
究其原因，无非是对回忆录第十五章中关于“长沙大火”的内容描述产生了争议。按照张治中的说法，最初他是想让周总理来当二人的“和事佬”，但又怕被对方认为自己是在“告御状”。
反复思忖后，他提笔给郭沫若去了一封信。不过，正所谓无风不起浪，事情最终还是传到了周总理耳中。在对方的安排下，统战工作负责人向张治中转述了最终的处理意见：
事情至此也算是尘埃落定了，不过，张治中接连两次致信郭沫若，建议更正作品内容的经历却依旧被人们津津乐道。
1938年10月底，距离弃守武汉过去大约一个周时间，老蒋在长沙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对国军撤离武汉前未能坚决彻底的执行“焦土政策”而使大量财产落入日军手中提出了严肃批评。
1938年11月12日上午9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接到老蒋侍从室主任林蔚的电话，对方向他传达了老蒋的“焦土政策”指示，随后将拟好的密电也一并发出：
按常理来说，执行这样的重大行动应该交由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来执行，但老蒋却选择了主政湖南的张治中，除了对后者的信任外，大概又影射出对前者未能贯彻自己对武汉“焦土政策”的失望。
接到具体指令后，张治中便和警备司令鄷悌、保安处长徐权等人一同商定具体执行方案。
尽管张治中本人对所谓的“焦土政策”是持有异议的，但在紧张严峻的战时情况下，似乎既身不由己，同样也容不得他有些许迟疑。
当天下午4时左右，在长沙城“焚城准备纲要”和相关人员安排准备妥当的同时，张治中又着重强调了最关键的两点指示：一是必须在军队自汨罗撤退后再开始行动；二是在行动前先发出空袭警报，待民众逃避后再正式行动。
准备工作做好后，张治中照例进行其他会议、巡查和外事接待活动，紧张忙碌到11月13日凌晨近2时左右方才就寝。不料，刚刚入睡的他随即就被副官王建成给紧急叫醒了。
原来，长沙城中已有多处地方起火，且火势大有蔓延全城的趋势。随后，张治中立即制定了包括“严拿放火者”、“救济伤兵难民”、“维持秩序”等在内的紧急处置措施。
好在有同驻长沙的周恩来全力协助，张治中一边将这场定性为意外事故的“文夕大火”责任全部归咎自己，以此为基调形成对老蒋的书面汇报；另一边在我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长沙受灾民众暂时得到救济安置，各项工作也都在善后恢复中。
另一边收到张治中情况报告的老蒋，于11月14日也赶到长沙“视察”，对张治中的报告内容以及现场担责的态度，老蒋还算比较满意。
留驻长沙的几天时间里，老蒋除将长沙警备司令鄷悌、保安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个直接责任人明正典刑外，还顺带宽慰了张治中几句：
此后，张治中虽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但不久即被调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参与军机要事的处理，而后又接替陈诚出任军政部长，成为国军中名副其实的“近臣”。
可能张治中本人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段差点令他毁誉参半的“文夕大火”，在20年后将会以另外一个视角和说法再度呈现在世人面前。
1949年北平和谈破裂后，张治中接受教员和周恩来等人邀请，选择留在北平参与新中国建设。同年冬天，在教员本人的建议下，本着“真实、不夸张、不掩饰”的主旨，张治中开始着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
在涉及“长沙大火”的章节里，张治中毫不避讳的将事情来龙去脉完整的叙述复刻，对自己监管失职的责任也都公开予以承认，算是与自己回忆录开篇序言中的“真实”二字呼应上了。
纵是如此，在1958年12月公开发表的《洪波曲》中，还是有几处内容格外引起了他的关注，以至于令张治中辗转反侧：
当然，这些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的节选，是最让张治中意难平的一段内容。为此，他提笔致信《洪波曲》作者郭沫若，对自己经历的真实历史事件重又作了一次回顾和阐释。
首先，张治中对“蒙着了陈诚和周公”进行了一番解释：陈诚是九战区司令长官，既同自己住在一处，又和自己交换过“焦土政策”的意见，根本谈不到蒙着他。
退一步讲，自己是个手无寸铁的文官，陈诚是手握重兵的战区司令长官，又怎么可能实现扣留对方交通车的目的？
自己在长沙大火发生前还与周恩来通过一次电话，约定次日中午一起吃饭交流。突发情况出现后，周恩来又始终忙前忙后的帮助自己处置善后工作，连自己嗣后发表的《告民众书》，都是经周恩来逐字逐句斟酌修改而成的。
如果自己是故意欺骗或存心陷害这位老朋友，大火发生后对方又怎能如此通力配合，共同去处理好这样一件棘手的事情呢？
最后，张治中在重申自己应负长沙大火责任的态度后，也向郭老表达出一份真诚友善的愿望：
第一封信寄出后，张治中也很快收到了郭沫若的来信。除了对得罪之处表达歉意外，郭沫若的回信对此前涉及到执行老蒋焚城计划和建立奇勋的“他们”又进行了重新定义：
前者的“他们”是突出焚城事件的始作俑者是老蒋，后者则是暗指当时国军的其他将领。
不过，这番解释过后，张治中又再次寄来了自己的第二封信，对其中两个“他们”的事情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理解和看法。
先是“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这句话。在张治中看来，“他们”虽是被动执行者，却也是这次焚城计划的主导者，用他本人的话讲：
而后，张治中又对“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中的“他们”并不专指自己一人的说法吐露出自己的看法，即与自己位列“他们”的潘公展在大火发生的前一天已经和湖南省府及部门成员撤到沅陵，对“焚城计划”一无所知……
随着张治中的第二封信发出，外加周恩来从中发挥了“调停人”作用，郭沫若最终在按建议作出修改的同时，复信张治中表示“蒙您进一步指出我的一些错误，谨向您表示感谢”。
二人都同意将两次往来书信作为《洪波曲》附录一并出版发行，也算作是这次“笔墨之争”的一大成果。
张治中和郭沫若二人关于“长沙大火”的论争，当然有立场、位置、角度不一致的因素，但他们都是坦诚的，抱着探讨交流、还原历史本相的态度来进行的，因此取得了较为良好的结果。
而这也是我们今天回顾并记述这段论争情况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