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分级是个老话题了。很多年前，就有人推动这项所谓的改革，并已形成分级及分级出庭的初步方案稿，开始征求中央各部门意见。印象中，是要根据执业年限、社会影响、头衔等因素，把律师分为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再把出庭律师分为一二三等，一等可以在最高法院及下级法院出庭，二等可以在高级法院及下级法院出庭，三等仅可以在基层法院出庭。当时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各方面的态度既是坚决的也是鲜明的：断然拒绝，并感觉匪夷所思。“这种稿子是谁推动的，怎么还能拿出来征求意见？”
前段时间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律师法修改列入2025年立法工作计划。修法过程中，一定还有意见会倡导律师分级及分级出庭。对此大可不必担心。法律不是谁家的私人领地，更不会成为哪个人垄断既得利益工具。律师分级及分级出庭，决不会成为立法的考虑因素和内容。
但考虑到律师分级涉及到对律师本质、律师职责定位等方面更深层次的认识，且倡导分级的意见还会时不时冒出来扰乱视听，作为曾经的立法工作者和现在的律师，我认为我有义务，就这一问题写篇稿子，删繁就简的明确问题，由表及里的击破实质。
一、律师要不要分级？
我们的社会很复杂，复杂的不仅是利益，更是人心。对于再简单的社会现象，总能生出千奇百怪的不同意见。对于律师分级这样涉及重大利益的问题，更是如此。
推动和赞成的意见总是以道貌岸然的形式呈现的：
比如：现在有些年轻律师，玩的转互联网，但没有办案经验也不会办案子，通过互联网截流了案源。案子做不好，还扰乱了市场。
比如：有些年轻律师到高级甚至最高法院开庭的表现不好，整体不利于维护律师形象。
再如：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需要时间累积和经验积累，分级以后，有利于律师间的传帮带和青年律师的培养。
又如：现在律师市场混乱，律师出庭表现杂乱不齐，分级以后可以发挥高等律师的示范作用，维护律师市场秩序。
还如：分级是推动法治进步的重要步骤和方法。法治发达国家，如美国、欧洲等，均有律师分级和分级出庭制度。
以上，统统是胡说八道。我原来认为，对于人的判断，“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经受了市场历练后，我更倾向于，“不要听其言，而只要观其行。”因为，只有行动才会不背叛利益。而语言，会，经常会！
判断律师要不要分级，就只看一点就行：保障了谁的利益。
我们的社会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赢者通拿”：掌握了一个领域的话语权后，不仅要为自己攫取利益，而且还要掌握别人命运和利益。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满足私欲。
律师分级的话：
“由谁分级？这个“谁”怎么选出来，靠的住吗？”
“依据什么标准分级？标准由谁定？定的标准是不是合理？”
“分级与收费高低间有没有关系？怎么确定这个关系的配比？”
“分级与招揽案源有没有关系？怎么防止以分级之名，行招揽案源之实？”
“分级与律师意见的高低有没有关系，级别高的律师的意见，是不是就比级别低的律师的意见高？如果不仅不高，反而低了怎么办？”
“分级与平等是什么关系？市场机会平等，提出意见的权利平等，以及对待意见的态度平等，怎么实现？”
以及最终的，“分级到底是悖离了法律要求还是满足了法律要求？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通过上述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对比，可以清晰看出，律师分级，说着好听，实际就是既得利益者，上车以后焊死车门的霸车运动。“车在往前开，司机是我的，售票员是我的，车上的人都是我的。想上车，那得看我怎么分配站点和车上坐席。”这是市场该有的样子？这是法律该保障的形态？这是应该追求的方向？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二、律师能不能分级？
前面谈了律师要不要分级的问题，答案是确定的，就是俩字：不要！这个问题还是浅层次的。仅靠两方面意见的对比，没有触及问题实质，还会陷入实质性争论。“你说分级不能规范市场，我偏说能。而且各自还都能举出些个例来。”这样就陷入永无休止的无效争论。
抓住律师能不能分级的关键，需要既明确制度上规定的律师本质，又把握实践中律师工作的特点。
首先，从制度层面看，律师不能分级。律师是市场主体。而市场的最基本要求是自由竞争。为律师设置的一切标签，均为自由竞争的障碍。
我常感慨律师市场的混乱，也曾对此愤愤不平。但现在回头想想，自由竞争就该有一定程度的乱象。没有乱象，就不叫市场了。“你会铁腚开砖，我会银枪锁喉。”而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需要开砖的，用你；需要锁喉的，找我。
开砖和锁喉的过程，本该是用行动彰显实力的过程。但贴上“一等铁腚”或者“二等钢喉”的标签，你让别人怎么再收门票？更重要的是，用标签、包装和封号替换“实力彰显”，这分明是在扰乱市场，而不是维护市场。
其次，从实践中律师工作的特点看，律师也不能分级。
讲到实践，就必须讲个实际的案子，否则没有说服力。
前段时间，我们有个民事案件在调解。这个案子，初始看是必输的。经过多轮的过招和折腾，现在换来了调解空间。法院积极做调解，原被告双方也都同意调解。但因对调解数额的要求差距太大，而导致调解过程举步维艰。
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是严格依照己方当事人的意见，坚持数额不变，还是洞察形势后，及时说服当事人降低预期数额？当事人不同意，而且很坚持怎么办？当事人的心理预期与他给你说的具体数额不一致，而他又不给你说出心理预期怎么办？怎么判断法院在调解中的态度，法院认为哪边的数额更合理？怎么判断对方当事人的心态和实力？对方当事人能不能拿得出预期数额？拿不出来，法院会怎么判？判决后，如果输了，还有没有补救空间？补救的成本有多高？
最关键的是：当事人疑神疑鬼怎么办？律师要求他降低调解数额，他就认为律师被对方买通或者被法院施加压力，怎么办？如遇这种情况，还要不要要求当事人降低调解数额？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
上述这些所有的疑问，均是因案因人因事时因势而变的情况。世界上没有两个相同的案子，更没有两个相同的当事人。正因为有这两个“不同”，所以才有律师工作的个体化、个人化、个性化特点。
律师工作的特点就是个体色彩极浓，你有你的办法，我也有我的手段。今天你赢了，到了明天，即便是类似案件，你会被我斩于马下。
这种工作特点，谁高谁低？谁是一级、谁是二级？对这个工作，怎么分级？
对律师不仅不要分级，而且也不能分级。分级既缺少制度依据，更与实践情况完全相悖。
三、律师分级的前提能不能为人接受？
我看到有学者在研究律师分级的问题，并提出：凡是带有“师”这一称呼的，好像都有些分级。比如：医师、教师。当然，这位学者我很尊重。立法征求意见过程中，见过一面，感觉上是出于真心而说真话的。他没有得提出“凡是有“师”的称呼的，都该分级”的观点；反而从独立辩护的角度，得出不宜分级的结论。
但我认为，因保障独立辩护权而不宜分级的观点，还没有触及灵魂和实质。等哪天分级的意见占了上风，而后大嘴一咧说：“分级也可以保障独立辩护权嘛。身份分级，而意见不分对错与高度，不就可以了嘛。”你还真不好应对。
所以，刨一种错误的观点，摒弃一种扭曲的现象，你得“刨根儿”。的确，医师、教师都有分级。医师分为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等等。教师也有类似的分类。
但医师和教师都是事业编制，属于体制内。这还真需要分级，以保证上传下达、统一标准、组织有序。而律师是市场主体，属于体制外。律师分级，不是不可以，只是要加个前提：那就是转回公办律师，领取体制工资，分级只与工资的略微区别有关。而与市场没有任何关联。今后我们分为局级律师、处级律师各主任科员律师。也挺好。关于分级的这个前提，你能否接受？不能接受的话，就是要与市场挂钩。那不还是利用分级，摆脱竞争和垄断市场吗？
得有多大的危机感，多大的生存压力，多大的竞争恐惧感，又是多么没有实力和竞争力，才能提出律师分级这样荒唐的观点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