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的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在苏州河北岸活动频繁，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办公室里，一份来自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的文件被反复传阅。
文件中要求中国军队后撤30公里，这让军政部长何应钦非常担忧。这时距离九一八事变仅仅过去4个月，目前东北三省仍然在日本侵略者的霸占之下，而现在的上海又面临新的挑战。
在闸北宝山路的驻防阵地之上，十九路军78师师长区寿年正拿着望远镜观察虹口那边的情况。士兵们挖工事时铁锹发出的声音，和远处日本海军陆战队营房传来的操练声，一阵一阵的交替着，听着非常的诡异。他看到日寇在四川北路新装了探照灯，那灯光完全覆盖了偌大民居的屋顶。
参谋送来的情报说道：最近日军经常更换驻防部队的番号，第三舰队的旗舰“出云”号也偷偷摸摸来到上海来了。还有件更奇怪的事：日本侨民突然都搬到租界里去了，公共租界工部局还在偷偷地大量存医疗物资。
这些不正常的情况让区寿年想起半年前沈阳北大营那奇怪的安静，那时候关东军也是在相似平常军事演习的时候突然就偷袭了我们。
而南京那边发来的指令却让人挺费解。1月23日军政部打来急电要求：“忍辱负重，避免冲突”，而在同一天又有个传言说：宪兵第六团要到上海来接防，这消息很快在军队里到处传。
后来蔡廷锴军长试探性的问区寿年师长关于换防的事，区寿年一听，手紧紧握着腰上中正剑的剑柄，气呼呼地说道：要是真要让咱们放弃防守，那我宁可不当这官，回家种红薯去！
这话一出来，指挥部里所有军官都愣住了，大气都不敢出。1月24日，何应钦坐着专列到了真如车站。这个平时看着非常文雅的军政部长，在十九路军指挥部摊开了一幅军用地图。
他手指在蕴藻浜、江湾、闸北这些重要地方划来划去，说要把防区交给宪兵团。蔡廷锴军长一看，发现地图上标的宪兵第六团集合的地方在昆山，离现在的防线有50多里远。
蔡廷锴军长的质问道：“彼等换防需3日行程，日军若趁隙突袭怎么办？”这让何应钦非常尴尬，议室里一下变得非常安静。
窗外日本海军航空兵的侦察机正低低地飞过龙华机场，飞机翅膀上那太阳徽看得清清楚楚。何应钦扶了扶他那金丝眼镜，转述蒋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却始终不回答沪上日寇这些天的异常行动。
那天夜里，区寿年师长去宝山路的街垒那边查看情况。他看到士兵们正拿沙包加固四行仓库的墙体。有个从广东来的炊事兵叫阿炳，把家里祖传的关刀磨得亮闪闪的。
他问区寿年：师长，听说日本领事让咱们往后撤30里吗？那撤到苏州河那边行不行啊？
士兵们听了都哄笑起来，可这笑声里透着一股悲凉。这些广东来的年轻士兵啊，好多人都经历过省港大罢工，对那些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那是恨到了骨子里的，有切身的痛苦感受。
1月28日晚上11点3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说为了“保护侨民”，分成3路朝着闸北就打过来了。当第一颗炮弹落到天通庵车站的时候，区寿年师长正琢磨着日军新弄来的八九式装甲车有什么弱点。
这一炸把墙灰都撒到了作战地图上，他抄起电话就给军部报告：那些小日寇开始动手了！
八字桥争夺战成为整场战役的缩影。日军的伊藤大队连着冲了3次都没成功。阵地前面扔了好多钢盔。区寿年亲自带着敢死队，用捆成一堆的手榴弹把两辆装甲车给炸了。
这时士兵们这才发现，这些战车的钢板接缝的地方是用铆钉固定的。原来他们吹嘘的“新式装备”，就是着急改造出来的这破玩意儿。
最惨烈的拉锯发生在虬江路。三连上士林耀祖带着20个士兵，死守着永安纱厂的仓库。他们用马克沁重机枪，一天就打死了100多个敌人。
后来日军放了烟幕弹，这个以前是纺织工的林耀祖靠着记忆精准地开枪点射。到最后他被火焰喷射器给击中，但身子还是保持着射击的姿势是没倒下。
这场持续33天的血战，十九路军4万人对抗日军9万人硬是扛住了，粉碎了日军的四小时占领上海那种大话。当国外观察人士在上海破墙烂瓦发现了日军留下的《上海事变作战预案》时。
上面明明白白写着“1月28日全面占领闸北”，这场看着像是突然打起来的冲突，其实是日寇早就预谋好的。而那位扬言解甲归田的区寿年师长，最终在抗日战场上7次负伤，致敬区寿年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