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的长河中，技术的革新与进步无疑为革命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动力。正因如此，我党始终高度重视对专业人才的吸纳与培养。
1930年的龙岗战斗，作为红一方面军首次反“围剿”的揭幕战，其战果丰硕，更有些出人意料的收获。
当红军战士们清扫战场，整理战利品时，他们发现，在众多的武器弹药中，还藏有一部电台。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电台对于军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能迅速传递军事信息，减少不必要的战斗减员，还能协调部队行动，提高作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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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电台作为当时的尖端通讯工具，并非每支军队都能拥有，懂得操作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当毛主席得知缴获了电台时，欣喜之余也不免感到忧虑：没有专业的操作人员，这部电台岂不成了一件摆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主席决定从俘虏中挑选具备通信技能的人才。就在大家几乎要放弃希望的时候，一个名叫吴人鉴的人站了出来。
吴人鉴出身于江苏武进县农民家庭。他的父母身处社会底层，但也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于是全力支持他求学。凭借着努力和坚持，吴人鉴在1924年考入工专学校。之后，他又积攒的学费，于1928年考入交通学校通信科，踏上了通信技术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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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原本普通的交通学校并入黄埔军校，他也从一名普通的农家子弟一跃成为黄埔军校的学员。在军校的严格训练下，他接受了全面的军事教育，毕业后加入国民党，并被分配至第18师担任通信员。
1930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新一轮“围剿”打破了吴人鉴原本的生活。在红军的反击下，国民党第18师败北，吴人鉴也沦为战俘。面对红军的优待政策与革命理想的感召，这位黄埔军校的高材生陷入了深思。
红军参谋部部长郭化若深知留住这些技术人才的重要性。他召集了所有被俘的无线电人员，向他们阐述了红军的政策和革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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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留不留下来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郭化若说，“如果你们想回家，我们可以提供路条和路费。愿意留下来加入我们红军的，请现在举手。”
吴人鉴被郭化若的话所打动。他曾听国民党宣传过红军如何残忍对待俘虏的谣言，但此刻他感受到的只有真诚和热情。他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
“我会操作电台，”吴人鉴从队伍的最后举起了手，“如果需要的话，我愿意加入你们。”
王诤
郭化若看着这位举手的人。“你叫什么名字？”他问道。旁边的士兵迅速查阅了被俘名单，“他叫吴人鉴。”
就这样，吴人鉴（后来改名为王诤）和他的徒弟刘达瑞一起加入了红军的行列。毛主席对这些新加入的同志表示了欢迎，并抽出时间接见了他们。
当毛主席与王诤、刘寅等人初次相见时，他的热情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说道：“欢迎你们！能加入红军队伍，是我们共同的荣幸。你们在无线电方面的专长，将为我们的革命事业注入新的活力。我期待着你们为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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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王诤对缴获的电台进行了检查。他发现发报机已经遭到损坏，无法正常使用，而收报机则仍然完好。他对大家说：“这部电台现在只能算是半部了，但我们依然可以发挥它的作用。”
郭化若问道：“那这半部电台还能有什么用呢？”
王诤沉思片刻，回答道：“虽然我们不能用它来发送电报，但它仍然可以接收国内外的新闻电讯和情报。这将为我们提供外部信息，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敌情和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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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这半部电台在王诤的利用下，成为了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他利用它收听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并挑选重要内容抄录下来，呈递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到这些抄录后，说：“这简直就是报纸中的精华啊！王诤，你做得非常好！”
不久之后，红军在东韶战斗中再次取得了重大胜利，并缴获了一部完好无损的15瓦电台。这让整个红军队伍都为之振奋。
1931年1月中旬，红军的第一个无线电通信队正式成立，毛主席亲自任命王诤为队长，并每月给予他50银元的技术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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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他得知毛主席每月的津贴仅有5块银元时，他感到十分羞愧。他立刻向上级请求免发自己的技术津贴，希望与战友们共同分担革命的艰辛。
随着蒋介石再次发起对中央红军根据地的“围剿”，王诤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他日夜不停地监控着国民党军的行动，生怕遗漏任何重要情报。
一天深夜，他成功截获了一份国民党电报，并立即进行破译。当看到电报内容时，他明白这份情报对于红军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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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诤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将情报上报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原来这是国民党“围剿”部队第五路指挥长官王金钰发给何应钦的紧急电文，内容透露出部队因水土不服出现大量不良反应的情况，并请求向富川移动以策安全。
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迅速部署了突袭王金钰部的战斗任务。在红军的打击下，王金钰部和公秉藩部损失惨重，上万人被歼，大量重型武器被缴获。这一胜利再次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计划。
事后，毛主席高度评价了王诤的功劳，并在总结大会上表扬道：“如今我们有了千里眼、顺风耳王诤同志的助力，这可是我们制胜的法宝啊！”同时，这次战斗中红军又缴获了一部电台，使得红军在战场上的通信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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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的八一建军节，党组织为了表彰王诤在几次反“围剿”中立下的重大功劳授予了他2级红星勋章。
面对荣誉王诤并未沾沾自喜反而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红军在电台方面的薄弱之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带着徒弟们多次前往各个军团向战士们传授收发电报的技术知识提升红军整体的通信能力。
1934年，王诤随着红军队伍，踏上了长征路。他背着那沉甸甸的电报机，不仅要保持与队伍的同步，还要确保24小时不间断地与其他部队保持联络。他的每一步都显得那么艰难，但每一步都又那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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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征途中，红军的电台数量锐减，每一部都显得弥足珍贵。为了保护这些电台，王诤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周旋，只为确保电台的安全。在他的努力下，他负责的电台始终完好无损，为红军的通讯联络提供了有力保障。
不仅如此，王诤还发出了上千份电报，这些电报如同红军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为红军成功摆脱国军的围追堵截，最终取得长征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征结束后，王诤跟随大部队抵达了延安。当时的延安，各项建设刚刚起步，电台建设更是面临着重重困难。而这并没有难倒王诤。他每天废寝忘食地工作，只为早日建立起无线电通信网络。
毛主席
为了解决原材料短缺的问题，王诤带领通信员们上街“捡垃圾”，寻找那些因战争而废弃的金属制品。他们将这些制品进行拆解、重制，最终变废为宝，制作成了无线电通信网络的原材料。
在王诤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延安的无线电通信网络逐渐成形，为后续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提供了有力的通讯支持。
在解放战争期间，王诤更是成为了中央电报的“守护者”。每个月，他都要负责发送超过140万字的电报，这些电报发往各个战场，为解放军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毛主席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扬王诤，称他是“电报战线的英雄”。
王诤
解放战争胜利后，王诤被任命为通讯部部长。新中国成立不久，王诤再次踏上了战场，这次他的对手是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面对敌人的电磁波干扰，王诤亲赴战场进行研究，并制定了有效的应对策略。
他通过不断调整电台雷达频率和添加防干扰装置，成功破解了美军的电磁波干扰。这大大提升了我军电台的抗干扰能力，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5年，新中国举行了第一次授衔仪式，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王诤将军于1978年逝世，为了纪念这位开国中将的成就，江苏省武进区洛阳镇在他出生的地方竖立了一座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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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铜像生动的展现了王诤将军的风采，他面向远方，神情庄重而坚定。铜像的基座上镌刻着他的生平简介和功勋荣誉，让后人能够永远铭记他的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