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夏天，我初中毕业了。那时候，全国上下都在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和姐姐马英华也响应号召，从繁华的上海一路颠簸到了皖北农村。
我还记得，刚下火车时，眼前是一片陌生的黄土地，风吹过来，卷起一层薄薄的尘土。我和姐姐拎着行李，跟着生产队的人往村里走，心里既紧张又忐忑。
刚到农村的日子，当时是真的不适应。我们住的是茅草房，屋顶漏风，下雨天还会滴滴答答地漏水。吃的呢，是大锅饭，一碗稀粥配咸菜，偶尔能吃到一点荤腥，那简直是过年了。
干活更不用说，我和姐姐从小在城里长大，哪里干过农活？第一天跟着社员们下地，锄头都拿不稳，手上很快就磨出了水泡，后来慢慢结成了茧子。
晚上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浑身酸痛，姐姐有时候会偷偷抹眼泪，我倒是没哭，就是觉得日子太单调了，除了干活就是吃饭睡觉，连本书都难找。
插队的第二年春节，我和姐姐被生产队队长邀请去他家过年。队长家条件比我们好一些，至少能吃上一顿像样的年夜饭。
也就是在那天，我认识了吴宇龙。
他是队长的侄子，个子高高的，皮肤晒得黝黑，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他话不多，但手脚勤快，见我和姐姐不太会包饺子，就主动过来帮忙。
他包的饺子又快又好看，我忍不住夸了他两句，他挠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算什么，我还会擀面条呢！”
从那以后，吴宇龙就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他知道我和姐姐吃不惯粗粮，就偷偷给我们送白面馒头；农忙的时候，他总会“恰好”路过我们的地头，顺手帮我们干点活。
姐姐一开始还警惕，悄悄跟我说：“这小伙子是不是对你有意思？”我嘴上说“别瞎说”，心里却忍不住偷偷高兴。
1972年，吴宇龙报名参军了。临走前，他找到我，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红着脸说：“英兰，我……我喜欢你，等我回来，行吗？”
我愣住了，心跳得厉害，脸也烧了起来，最后只是轻轻点了点头。他走后，我们开始偷偷通信，我在信里写农村的生活，他告诉我部队里的趣事，字里行间都是藏不住的思念。
1975年，吴宇龙退伍回来了，而我和姐姐也接到了回城的通知。
姐姐高兴坏了，连夜收拾行李，说终于可以离开这个穷地方了。
可我却犹豫了——吴宇龙站在我面前，眼神里全是期待和不舍。他拉着我的手说：“英兰，留下来吧，我们一起过日子。”
姐姐一听就急了，拽着我说：“你疯了吗？好不容易能回上海，你留在这儿干嘛？”
那几天，家里吵翻了天，姐姐甚至骂我“没出息”，可我的心早就定了。
为了让父母接受这段感情，我撒了个谎——我写信告诉他们，我怀孕了。父母气得直跺脚，可木已成舟，他们也只能默认。
就这样，我和吴宇龙订了婚，办了简单的婚礼，正式成了夫妻。
后来，我们生了一儿一女，孩子们都很争气，先后考上了大学。女儿当了大学老师，儿子则接替了我们的事业，把家里的物流公司经营得风生水起。
说起创业，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了。吴宇龙退伍后先是开大货车，因为他当过汽车兵，技术好，人也靠谱。后来，他攒了点钱，自己承包了一个小车队，慢慢越做越大。
再后来，机缘巧合之下，我们开了自己的物流公司，什么物流公司我就不写了，免得说我是打广告。
我呢，原本在村里当小学老师，看他忙不过来，索性辞了工作，跟着他一起打拼。那些年，我们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可心里是甜的，因为每一天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事业很成功，公司总部搬到了深圳。
如今，我和老吴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孙子孙女绕膝跑，日子过得和和美美。有时候，我们俩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回忆年轻时的点点滴滴，他还会笑话我：“当年要不是我死皮赖脸追你，你现在说不定在上海当阔太太呢！”
我笑着捶他一下：“咱现在也是阔太太啊，虽然不在上海，但咱们也不比谁差啊。”
是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从没后悔当初的选择。青春就像一场冒险，有人选择安稳，有人选择热烈，而我和老吴的故事，或许不够惊天动地，却是我最珍惜的平凡幸福。有时候想想，人生就是这样，重要的不是走了哪条路，而是和谁一起走，以及走得是否心甘情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