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书法以狂怪著称，书写性不突出，属做字一路。他作为画家重书法，视其为中国画基础。早年投身革命与美术学习，晚年对书法兴趣更浓。曾练各种书体，尤在颜体、魏碑下功夫，对 “瘦金体” 兴趣浓厚。其书法风格奇崛刚硬，不拘成法，面目突出，与绘画 “野、怪、乱、黑” 呼应，彰显桀骜刚硬性格，笔划肥瘦多变，个性表现力强 。
新中国美术史的重要人物中，石鲁占据着关键一席 。其绘画创作极具开创性，对美术语言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时代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他暮年所创作的书法作品，在风格上独树一帜，技法运用别出心裁，屡屡成为书法领域众人探讨的焦点。
回顾他早期的作品，题跋极为罕见，这从一定层面反映出彼时他对书法有所忽视。然而，步入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文人意识的觉醒，石鲁对元代以降的文人画传统有了全新的认识，并展开效仿。
石鲁暮年书法创作，在用笔、架构、谋篇布局上引发讨论。从书法美学的标准来看，该作品的外在表现确实达标。然而，倘若仅着眼于其表面形式，是难以对它做出精准的理解与评判的要对石鲁的书法作出评判，关键在于深入探寻隐匿于其作品背后的思想情感发展脉络。只有将创作成果与艺术理念融会贯通，才能体悟到其独有的韵味以及背后潜藏的深刻内涵。
石鲁所绘人物的笔触意韵，与画面题跋的风格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运笔间散发着汉碑魏版的古朴意韵，足见其深入研习汉篆之体势、魏碑之笔法，并将二者精髓融于笔端。他尊崇研习传统书法，却未被传统束缚，反获创新灵感。
在艺术创作领域，石鲁秉持这样的观点：生活与传统在其中均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师法古人而言，关键在于娴熟掌握古人的技法，同时深刻领悟古人创作时的心境 。他认为书法创作手法并无绝对的好坏之分，应当传承经典之作，同时紧密贴合时代发展。“师法古人之心”，其要点在于对古人的精神内涵与思想境界展开深入研习，而这恰恰构成了书法创作的关键内核 。石鲁这一艺术理念在其书法作品中体现，还为后世艺术家指引方向。
在石鲁的理念中，书法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国画笔墨所展现出的独特神韵，追根溯源，实则来自于书法。他提出 “书之结体，乃受具体而抽象画”“画之结体，则以抽象而具体化”，强调书法与绘画的内在联系及相互转化的可能。他还说，书法和绘画创作的目标都是传情达意、彰显个性，即 “文笔与画笔、书笔皆贵通情达性”。
石鲁投身艺术实践，书法对他意义重大，远超提升绘画笔法与完善画面构成。他投身书法领域，主要目的在于挖掘并实现绘画作品在构图层面的美学价值 。他钻研吴昌硕、齐白石等在花卉画中融入书法章法结构的规律，汲取灵感，构建个人特色构图理念。石鲁注重整体感知，认为每个汉字都是完美构图元素，这在其《中国画造型的问题》一文中有体现 。
石鲁书法风格独特、内涵深，刘曦林觉得有魅力。刘曦林说，石鲁行楷学北碑笔力，看似方正实则圆润，更显刚劲；草书不简化字形，增加折转，阳刚外露，少阴柔。石鲁的书法有何特点，又有着怎样的艺术追求？这番言论，恰对其进行了总结与揭示 。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段，历史因素和个人健康不佳，让石鲁艺术创作沉寂。1然而，由于长时间被精神疾病纠缠，大量用药对身体健康、思维能力以及手指的灵活程度均产生了负面作用 。
即便如此，石鲁艺术仍有新生机。1971 年，他在家调养，从花鸟画练笔法，也创作书法。这段时期，他的创作挣脱一切束缚，笔下作品的风格尽显恣肆奔放之姿。这种风格不仅是他艺术个性的鲜明映照，更是其对生命真谛与艺术内涵深刻感悟的生动体现 。
石鲁凭借自身勇于革新的精神与独树一帜的风格，毅然投身书法创作领域。在创作过程中，他大胆突破传统规则的禁锢，以一种肆意纵横、洒脱不羁的方式，展现出别具一格的美学旨趣 。创作时，他从颜真卿楷书、赵佶瘦金书吸纳灵感，挖掘艺术元素，探寻线条疏密、方圆变化，追求字形抽象表达，提升书法艺术境界。
石鲁书法佳作，不止形式大胆尝试，笔墨运用也技艺超凡。他琢磨笔画转折的浓淡、墨色渗化，让作品于干涩中含苍劲润泽之韵，像抽象画作，给观者震撼视觉冲击与深刻艺术感受。
从传统定义出发去评判石鲁的书法艺术，这种方式并不适宜。石鲁推动书法与绘画交融参照，构建独特艺术语言体系。他先将书法笔法融入绘画，后把绘画元素引入书法，经实践从自然获取灵感，转化为艺术表达，创造出独特笔法。
石鲁书法风格成型晚，70 年代后期确定，从早期瘦长、瘦硬发展到晚期浑圆、厚重，融入颜体、魏碑和 “瘦金体” 特点。他追求创新，不拘泥传统，被誉为画家中的 “书法大师”。但他的书法能否在书法领域站稳，要打个大问号。总之，石鲁书法被肯定难，被否定也不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