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合作所”最出名之处是在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
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剧，反映的都是真实历史场景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共产党员如何在狱中与敌人做斗争的经历，也因为其真实性，因而几十年来经久不衰。
这也让所谓“中美合作所”更加深入人心，在大众普遍心理中，中美合作所顾名思义，就是国民党特务在美国特务的指导和扶持下屠杀共产党人、民主人士以及革命群众的地方。
就连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特务头子徐鹏飞在酷刑审讯江姐时，都有一句特别出名的话：
“别忘了，这里是中美合作所，真想尝尝中美合作所几十套刑法？”
徐鹏飞（艺术形象，原型来源于沈醉、周养浩）这话的意思，倒好似是美国特务与国民党特务共同研究了这些刑罚。
在真实的历史环境里，中美合作所以及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白公馆集中营并不是一回事儿，只是因为在一个地方，所以混淆在一起。
这一切的起源，都要从戴笠的野心讲起。
一
戴笠是以告密、反共起家的，后来蒋介石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情报机构，很自然的就想到了他，从1928年开始，戴笠就从事了情报工作，影视剧里面提到的“南京鸡鹅巷53号”，就是军统的前身复兴社早期的办公地点。
这里要专门说明一点，军统、中统都是后来抗战时期才慢慢成型的，二者在职能上相似，但又有不同。
中统是二陈的“CC系”建立的，二陈在国民党内主要负责党务工作，因此中统主要是对内的，特别是国民党内与蒋介石敌对的派系（比如汪精卫），这是中统不出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中统与军统在职能上一个很大的重叠，就是他们也对付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以及民主人士。
军统主要是对外的，整个抗战时期搞情报、搞暗杀，一般都是军统。
戴笠这个人能力毋庸置疑，军统在抗战时期发展特别快，
也正因为如此，军统在抗战时期发展的很快，到了四十年代，戴笠的手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特务系统，而是涉及到军事、警察、交通、治安、财政等多个方面。
军统的过快发展，引起了蒋介石警惕。
蒋介石对特务系统的把控一直是比较严格的，具体说来就是，他对特务系统的负责人，一般都急于大权而不给其政治上的高位。
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戴笠至死都不是国民党党员。
蒋介石后来曾两次圈定戴笠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但因为戴本身不是国民党党员而作罢，戴笠对蒋的心思把握的很到位，所以他也并不刻意谋求这个位子，而是通过讨好蒋介石，进一步的谋求权利，对这一点，郑介民看的非常透彻：
“雨农（戴笠的字）的鬼把戏，总是讨得老头子（蒋介石）的欢心。”
戴笠是个非常有野心的人，他心里很清楚，过去替蒋干了许多脏活儿，蒋是很难让他从幕后走到台前的，所以戴笠也做了两手准备。
第一手准备就是花费大力气整顿军统，使之成为自己手下精干的力量；
第二手准备，就是交好美国人。
二
戴笠与美国人搭上关系，纯属是偶然。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猝不及防的美军损失重大，而日本仅损失飞机29架，大型潜艇1艘，袖珍潜艇5艘。
愤怒的美国人第二天就宣布对日作战，正式介入到二战中。
不过，据说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前，美国人就从国民党当局手中收到过情报。
早在抗战爆发初，国民党当局就致力于破译日军密电，并于1940年4月成立军委会技术研究室，1941年5月，池步洲发现日本外务省与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之间的密电往来突然增多，其中涉及到了有关珍珠港在泊美国舰只的数字，到这年12月3日，池步洲截获由日本外务省致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的一份特级密电，在结合之前的密电内容，推断日军可能突袭美军，而突袭的地点可能就在珍珠港。
后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人意识到在情报工作方面，国民党当局可能有独到之处，因此产生了合作的打算。
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迪帕丝与中国积极联络，并就情报搜集积极合作，而负责对外情报工作的军统自然就被抬到了台前。
1942年初，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萧勃受邀出席美国海军在华盛顿大饭店举行的宴会，期间代表戴笠同美国海军交涉，当时萧勃提出：
“军统局可以为美军在中国提供各种方便，希望美国海军帮助军统局训练游击特工人员，并提供武器装备、特工器材以及军需物品。”
双方几乎是一拍即合。
出席这次宴会的美国海军上校梅乐斯根据这次谈话的内容，拟定了《友谊合作计划》的方案，其中规定：
“美国提供给国民党军统局技术、器材、器械军用物资；国民党军统局提供人员给美国海军，在中国沿海地区和被日军攻占地区，建立水雷爆破站、气象情报站，情报侦察站，电讯情报侦译站、行动爆破站……”
也许有人会问，美国海军为什么要同军统合作，难道他们自己没有足够能力建立一个情报系统吗？
答案很肯定，有能力但没经验。
根据资料记载，在整个二战期间，军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
1942年，梅乐斯到中国会晤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实际军统掌权人），并在当年就敲定了中美共同筹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并就情报业务展开合作。
当然，双方牵头的不仅仅是军统局与美国海军单方面，而是以政府的名义进行的。
1943年4月15日，中美两国在美国华盛顿会晤，时任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作为代表签署了《中美合作所协定》，美方则由海军部部长诺克斯签字。
同年7月4日，中美合作所成立，地址就选在重庆歌乐山脚下。
中美合作所在后来抗战中，发挥过一些作用。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不仅仅有中美合作所，还有中英合作所、中苏合作所，职能相差并不是很大，都是基于情报工作上的合作，只是名气远没有中美合作所那么响亮。
根据《中美合作所协定》规定，中美合作所是因抗战而建立，而在抗战胜利后就应该立即宣告结束，所以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美国单方面就宣布解散中美合作所，并要求在10月1日前彻底结束活动。
当然，抛开双方情报合作外，戴笠本身目的也不单纯，据说草拟中美合作所草案期间，双方曾约定，美国海军要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
抗战胜利后，戴笠曾对文强、沈醉说过，要谋求出任海军司令，这样他就有借口把十几万的特务武装改编为海军陆战队，从而实现保全势力。
戴笠的这个想法也随着他死亡（1946年2月）彻底终结（当然蒋介石也不可能允许）。
三
距离中美合作所不远处，就是有名的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
据部分资料记载，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后，即接管了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改称分别更名为中美合作所第一、二看守所。
但上述说法并不准确。
白公馆看守所建立于1939年冬，原本是军统局的临时看守所，成立比中美合作所要早。
后来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后，因为住所少，所以白公馆看守所奉令把关押人全部迁到了渣滓洞，空出来的宿舍用于安置美方人员，名字改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
直至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撤销，白公馆才又重新恢复关押政治犯的职能。
从关系上看，二者没有隶属关系。
渣滓洞看守所成立于1943年，起因是源于白公馆看守所迁出以后都关在这里，到1946年，渣滓洞看守所关押的人又全部迁回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一度废弃，至1947年底重新开张，改称为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
事实上也不难看出，白公馆集中营与渣滓洞集中营，二者之间并无关系。
白公馆集中营建立比较早，所以关押过不少知名人士，比如叶挺、黄显声等爱国将领，渣滓洞集中营主要关押1947年以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共产党人以及民主人士，比如“六·一”大逮捕的“要犯”、 挺进报、案和“小民革”案中的被捕人员、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的被捕起义人员，比如江姐等人就是被关押在此处。
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白公馆集中营还是渣滓洞集中营，都不是国民党当局杀人、害人最酷烈的地方。
国民党当局对关押的共产党人以及民主人士，历来迫害就很酷烈，即便是在抗战时期，当时国民党当局在全国设立集中营，最出名的除了重庆的白公馆、渣滓洞，还有江西上饶集中营以及贵州息烽集中营。
这四大集中营中，属息烽集中营管理最严格，杀人关人也最多，就连军统内部，也称息烽集中营为“大学”，而管渣滓洞等其余集中营为“中学”或者“小学”。
根据资料记载，息烽集中营从1938年11月设立到1946年7月撤销，共关过1200余人，其中受折磨致死的就有600余人，剩下的人中又有400余人下落不明，很大概率上也已经被迫害致死，活下来的只有百余人。
息烽集中营关押的人有名的很多，这其中也包括一部分被转移至白公馆集中营的。
比如杨虎城一家以及其秘书宋绮云一家。
当然，以上就和中美合作所就没有太多关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