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费海伲比王世洲更可恶？因为她更代表一种建制化的力量。但似乎很多高校就喜欢这种死不认错，对学生个体权益极端漠视的行政官僚，认为她们是在维系高校的声誉。
前文回顾：我也举报一个学阀：北大法学教授王世洲
昨天写了北大学阀王世洲的奇葩故事，引发了一些讨论。
有一个律师朋友还专门给我打电话，表达看法。结论是，老王的心理是有点*&%……但也可能真的是对法律史和台湾通奸罪、精神障碍的刑责认定这些不够熟悉，从学生报的题目一看就知是真的要好好写论文，但导师会觉得很麻烦，因为他也不太懂……
这个律师是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
还有一个媒体朋友，则认为问题不在蠢，而是坏。王世洲就是故意刁难。
在微信公号、腾讯号、头条号……下面的网友留言，更多是认同“坏”或者“既蠢又坏”。比较意外的一个点是，有的网友认为北大法学院教务处的费海伲比王世洲更可恶，还用了侮辱性的言辞（我看到的都已屏蔽）。
我开始还有点讶异。很快就想通了。王世洲的学阀作风，是个体之恶。费海伲则代表了北大法学院，她的傲慢与指鹿为马，更是一种体系顽疾的表征。
我具体谈一谈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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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洲明显滥用了导师权力，实施学术霸凌。
《杨度法律思想研究》当然是法律史选题，只要认知正常，亦会同意“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判定”属刑法研究范畴无疑。
为什么王世洲会认为前者是中文系选题，后者是心理系内容呢？哪个心理系专业会研究刑事责任判定的问题？
有几种可能性。一种是，这反映了王世洲的真实认知，他这个年纪的人，13-23的关键期都是在文/ge中度过的，虽然在特殊时期进入高校，但可能有太多侥幸的成分。如果这个判断成立，他并不是主观上坏，他只是因为无知而不自知客观上变坏。
还有一种可能，他当然知道杨度法律思想研究是法律史选题，毕竟北大法学院也有法律史学者，他不可能一直认为他们在研习中文。“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判定”虽不是他擅长的领域，但他毕竟是刑法教授，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吗？
我个人三七开，认为王世洲可能确实有认知过于狭隘的一面，但更大的问题出在主观恶意——他要通过指鹿为马，来完成霸凌。
这种服从性测试，从其他细节也能提现出来。
譬如他给学生发来“一般指导规则”：“请明确表态是否能够保证遵守一般指导，将指导中的红字列点发来作为证据。”
我一个高校的朋友都笑抽了，从没见过这样的论文指导方式。
而且王世洲不断说学生标点符号错了：“你是不是应当回去读高中？一个标点符号就要老师讲几遍，这论文怎么写？刑法典看了吗？还不懂得关掉要求回执的请求？什么都推一推动一动，怎能学法律呢？再改不好，请你考虑退出论文写作。”
其实，都是电子版可以复制的红字，朋友又检查过几次，怎么可能出错了？这分明就是胡扯嘛——服从性测试。即便真有错误，你不能指出是哪里吗？
王世洲在邮件中不也将“收到”写成“受到”，不也照样在北大当教授，也没回老家重读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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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有一个心理系朋友向我分析：从弗洛伊德的理论，王教授很可能童年有过心理创伤，他掌握权力后的霸凌行为，其实是在弥补童年的创伤。
这样说来，王教授好似反而成了受害者。好在我一直不相信弗洛伊德，那是伪科学。
我的朋友连续报过多个选题，均遭王世洲“指鹿为马”式否决后，已知是遭遇导师刁难，故提出商榷：“如果说杨度选题属法律史范畴(因此没有法的味道?)，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判定则属于您擅长的刑法学范畴，不知为何认为不属法学论文范畴?请老师指教……”
王世洲为此跳脚：“来信太无礼貌，无法指导。你到现在仍然没有选出题目，明显不具有完成论文写作的条件……”
我很奇怪他的暴怒从何而来。一个师德上长满尖锐湿疣的人，即便是学生错了，你总要教导他吧——更何况是你王世洲在明显指鹿为马，又在不提供任何专业依据的情形下，对学生进行道德贬损与人格侮辱。
我不赞同网络上很多人对王世洲进行精神诊断。他可能确实有需要我们共情的过往经历，深刻在神经元罅隙处……唉，这些都不去讲它。
我现在更感兴趣的是北大法学院教务处的费海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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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王世洲老师是个极端个例，因缘聚会碰上了，惹不起总躲得起，换个导师就完了。但这权力在费海伲手里，她就不给换。
这就悲剧了。
朋友其实蛮有忍耐力，他在中国绝对是头部的记者与专栏作家，自媒体也属腰部，算是个中V吧，2015年的舆论环境，爆料杀伤力可比现在强得多，王世洲“指鹿为马”式学术霸凌又都有书面证据，他完全可以曝光点杀。
但他居然忍了，改了专业，多耗了两年，又补了两科的考试，以为可以正经写一篇自己感兴趣的论文了，结果又被安排给了王世洲。
这一次，王世洲更有拿捏的底气了，朋友根本进不了报题目的阶段，就在反复抄红字规则的过程中被指“标点符号错误”，需要“回去读高中”。
在北京市自考办明确同意更换导师的情况下，费海伲仍以导师无过错为由拒绝调整，这个行政体系对个体诉求真是足够冷漠。
费海伲在此刻代表的是北大。
顺带说一句，北京市自考办一位大姐其实挺同情朋友的遭遇，但决定权在费海伲所代表的北大法学院，也无可奈何。朋友还特地在电商平台买了几斤坚果快递过去，但并没有告诉她。估计这位大姐到现在都不知道坚果是谁给买的。
我在检索费海伲的时候，后面自动跟出了“费孝通”，吓我一跳。我不知她的出身，但在知网、万方检索不到她任何一篇论文。但即便从事行政工作，北大法学院教务处当然也是有很高学历要求的。
我有点不明白的是，她难道看不出来学生报的不是中文系和心理系选题，也并非“没有法的味道”？
如果她看不出来，那她的认知水平，是怎样进入北大的？
如果她看出来了，却仍然黑白颠倒认为“校方和指导老师均无过错”，那就是参与了指鹿为马的过程。
但她现在居然晋升了，已是北大法学院教务处副主任。
这是怎样的高校文化？
学生维权的制度性成本，在北大法学院有多高？
整个事件中，当事人作为资深媒体人仍需耗费数年、动用多重社会资源维权，如果换做普通学生，更可能在王世洲+费海伲+张卉的联合霸凌下放弃学位。
我一个媒体朋友说：为什么费海伲比王世洲更可恶？因为她更代表一种建制化的力量。但似乎很多高校就喜欢这种死不认错，对学生个体权益极端漠视的行政官僚，认为她们是在维系高校的声誉。
我说：你是对的。那我再写一篇吧，算是给王世洲老师纠个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