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吉姆·唐斯（Jim Downs）
美国盖茨堡学院吉尔德·莱尔曼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美国内战时期研究与历史讲席教授，美国历史学家学会成员，英国皇家历史学会成员，美国南方历史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
在 1756年到1866年间，医学界依靠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群来推动流行病学的发展。医学权威依靠奴隶、殖民地居民、士兵和穆斯林朝圣者来检验理论，并提供证据来支持论点。在这一时期，医生依靠案例研究的情况并不罕见，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系统描述过医学界依赖匿名人士（其中许多是奴隶或殖民地居民）来了解传染病的程度。本书中所列举的证据，仅是更大的实践与模式的冰山一角。
本书通过剖析若干具体案例，证明军事与殖民官僚机构推动了对被奴役人口中流行病暴发的医学调查。尽管已有其他学者就其他时期和地域背景下，医学、政府和宗教机构对都市流民所做的研究进行了论述，但本书进一步揭示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并追溯了它对流行病学发展的贡献。医生们的通信和报告往往明确阐述某一理论或见解的雏形，而这些理论或见解后来演变成科学原理。
《帝国痼疾：殖民主义、奴隶制和战争如何改变医学》
[美] 吉姆·唐斯 著
孙艳萍 译
格致出版社
2025年2月
本书深入探讨了医务人员因在运奴船、殖民机构和战场等环境下工作而逐渐成为专家的过程。这些特定的人物、地点和环境，尽管在历史记载中往往被忽视，却对医务人员的观点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阐释了殖民主义、奴隶制和战争等因素所塑造的人造环境如何使得某些特定群体成为医学研究的对象，并为这些新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土壤。以运奴船为例，这些船只不仅见证了通风系统的重要性和新鲜空气对健康的益处，更揭示了科学如何利用奴隶所经历的残酷条件，将“氧气是生命必需”这样的常识转化为可视化的证据。
本书深入阐释了传染病研究与更宏大的社会变革之间的紧密联系。近期，学者们在探索奴隶制如何促进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方面花了大量笔墨。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和塞思·罗克曼（Seth Rockman）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们认为：“美国奴隶制必然烙印在美国资本主义的 DNA上。”本书延续了这一主张的精神，展示了奴隶制如何烙印在流行病学的DNA上。虽然奴隶制最初被设计为经济制度，但它对医学理念和公共卫生实践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医疗权威机构利用种植园和运奴船来观察传染病的传播并收集疫苗用分泌物。他们借助疾病肆虐的军营（士兵与战俘在其中饱受摧残）为城市卫生改革提供了比较和参照。他们还走遍世界各地，从中东到美国西部，广泛观察和研究隔离措施的实施效果。
虽然学者们经常将殖民主义、奴隶制和战争作为独立的实体进行研究，但本书展示了医学专业人员如何利用这些历史变革来收集与医学健康相关的证据，进而使这些证据相互印证。例如，在特罗特研究奴隶船上新鲜空气的流通情况之前，英国战俘在印度拥挤的牢房中因窒息而死的悲剧就已经发生。这两个案例均向医生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拥挤的环境对人类健康是有害的，因为它减少了新鲜空气的供应量。在运奴船里、战场上和整个大英帝国，医生们也在从事类似的传染病调查工作。
正如本书所示，现代流行病学实践的诸多方面，部分可追溯至对殖民主义、奴隶制和战争所造成的被俘人口中疾病的观察、治疗与预防。尽管研究流行病的医务人员在某些理论上的观点已不再被普遍接受，但他们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他们所开发的方法上，而不是理论的实际内容上。他们致力于探究流行病的成因，追踪其传播路径，记录相关症状，并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审视地区的医疗状况，还向政府当局提出预防措施，为当代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基本思想奠定了基石。以加文·米尔罗伊为例，他积极倡导政府当局采取相应措施，以遏制霍乱在牙买加黑人群体中的传播，这无疑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一次创新实践，其源头可追溯到奴隶制和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地方。
相应地，军事和殖民记录提供了令人信服和惊讶的新证据。在流行病肆虐期间，负责调查传染病传播情况的官员们发表了大量报告。在每种情况下，军事与殖民官员均遭遇了流行病的暴发，这使他们转变为调查者。他们收集信息，记录详尽的笔记，研究地形地貌，采访病患或见证流行病的人。这一过程生成了大量的医疗记录，推动了流行病学领域的发展。
本书通过对奴隶制、帝国主义及战争的综合研究，表明当时大多数医生主要是从社会及环境因素而非种族差异的角度来考虑传染病的。诚然，有不少医疗专家秉持种族优劣论，但他们的出发点并不仅限于解释不同种族间传染病发病率的差异。关于种族优劣的医学观点，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出于特定的目的而形成的。相当令我诧异的是，医生，特别是大英帝国的医生，在探究传染病传播原因时，更注重的是环境和社会因素，而非种族因素。尽管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和米尔罗伊对非白人种族有所贬损，但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卫生条件。他们搜集了大量信息，记录了详尽的观察结果，并对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以支持他们的观点，即不良的卫生状况是疾病暴发的主要原因。本书着重探讨了奴隶制与殖民主义背后的权力结构，这使得医学专家得以一开始就研究这些群体，并揭示了殖民主义、奴隶制及战争如何塑造了导致传染病传播的环境，同时为医生提供了探究这些流行病成因的机会。
尽管在这一时期有医生提出了支持种族优劣论的观点，但本书却聚焦于一群具有独特视角的医生。他们超越了种族观念的限制，致力于调查疾病在人群中的传播，并为研究方法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围绕着一组医生展开的，他们通过大群体研究，努力将传染病的传播过程可视化。本书所强调的这些医生之所以能够实现从个体到群体的知识转变，很大程度上源于国际奴隶贸易、殖民主义扩张、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人口迁移。这些更大的社会变革激发了他们调查患者生活环境的动力。
在美国内战时期，科学种族主义成为研究传染病的标准。至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际，南丁格尔对统计数据的重视推动这一研究向定量方法的转变。然而，当美国医生在内战期间开始追随她的脚步时，他们坚持将种族身份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维度。尽管美国卫生委员会的宗旨是通过鼓励遵守卫生原则来维护公众健康，但联邦医生在探索、测量和分析黑人士兵的过程中，将种族意识形态融入了公共卫生研究之中。战争结束后，他们利用南方邦联医生的医疗报告来支持他们的主张。美国医生认为种族是一个生物学范畴。时至今日，种族身份仍然是公共卫生机构和流行病学家理解传染病传播机制的一个关键指标。尽管是奴隶主而非科学家发明了这一理念，其制度根源在于美国卫生委员会，但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领域仍然坚守这一观念。
美国北方医生宣扬种族身份的重要性，并偏离了英国医学界研究疾病的标准方法。相比之下，南方医生的研究框架与大西洋彼岸的同行更加一致。以一份关于天花疫苗接种失败的报告为例，南方邦联的医生约瑟夫·琼斯在报告末尾引用了大量欧洲和英国的研究成果，包括特罗特对一艘运奴船的研究，以支持自身的观点。琼斯具备全球视野，对传染病有深入了解。本书表明，医生们使用了同样的样本，来构建他们关于传染病在大群体内传播的论点，而这些样本都是由殖民主义、奴隶制和战争所带来的。
虽然这些案例研究在医生的著作中呈现为毫无新意、看似客观的事实，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医生们是在可怕的流行病背景下提出这些案例的。在医学界对传染病的新认识形成过程中，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但殖民主义、奴隶制和战争所创造的官僚主义也有助于医生们精心编写叙述，而这些叙述会超然于疫情暴发的乱局，使他们能够高屋建瓴地全面审视传染病的传播方式，进而构建了看似合理的传染病传播理论。
这一官僚程序为当代数据搜集与医疗监控实践奠定了基础。伦敦流行病学协会的许多成员研发出了追踪传染病扩散的方法，这些方法克服了流行病本身所带来的痛苦与死亡。詹姆斯·麦克威廉在佛得角博阿维斯塔对大部分殖民地居民进行了详尽的访谈，证明了第一人称证词在了解流行病起因、传播与预防方面的价值，同时揭示了有关疾病潜伏期及实际症状的具体细节。早在麦克威廉携带笔记本前来搜集信息之前，当地居民就已经自行追踪到了流行病在全岛的传播情况，这表明普通民众往往是最早的接触者追踪员①。1865—1866年间，霍乱大流行席卷全球。从中东至美国，各地医疗当局对穆斯林朝圣者、黑人与白人军队、印第安人及其他人群的活动进行了严密监控。军事官僚机构为相关官员提供了详尽的信息，以绘制流行病从某一人群和某一地向另一人群和另一地传播的地图。
这里强调的数据收集和医疗监测是在殖民主义、奴隶制和战争所创造的条件下实现的，因此，本书表明暴力促进了流行病学的建立。麦克威廉采访的对象在多数情况下并无选择是否合作的自由。被军医监视的士兵和美洲原住民必须忍受军官的严密监控，包括对他们的行动和健康状况的监控，这是为了判断他们是否有霍乱的症状。传染病的研究不能仅限于生物学、病理生理学或城市人口等层面，而必须全面考虑军事占领、权力失衡和暴力等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鉴于上述原因，本书的目标在于将医学史上的探讨焦点从医学权威转移至那些使其理论得以显现的普通人身上。在军事营地中染病的人、挤在运奴船底层的人，或设法逃避感染的人等，均成为医生观察疾病传播的证据。尽管本书提及的许多人仅以片段形式出现，因为他们的身份细节在历史记录中的呈现方式不尽相同，但在前几章所讨论的医生中，确有一部分记录了他们所研究对象的姓名。然而，自克里米亚战争与美国内战时期起，医疗当局对于记录姓名的兴趣开始发生转变。南丁格尔对统计的重视使得受伤士兵被转化为数字。关注定量数据的流行病学的兴起，只是进一步忽视了案例研究的人类形态，转而利用可量化、可图表化及可总结的信息。美国内战进一步推动了这种趋势，医生开始将种族身份具体化，从而否定了人类的个性。在南部邦联，医生并不记录被奴役的婴儿和儿童的姓名与身份，而是将他们视为财产，用于疫苗物质的收集。国际卫生委员会的崛起以及内战后美国为阻止1866年霍乱大流行所做的努力，促使医生们积极转向分析要素，从叙事地图转向统计分析，这种转变进一步模糊了那些通过身体来帮助医生确定霍乱存在的人。
本书表明，数字的使用如何一步步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核心力量，尽管数字本身是一种客观的、非政治性的工具。医务人员为了构建关于流行病的详尽叙述，统计了在拥挤房间里的士兵数量、死亡的非洲奴隶的数量、医院工作人员的染病情况、黄热病致死病例数、受感染的士兵人数、接种疫苗的奴隶儿童数量、战俘的死亡人数以及被隔离的穆斯林移民人数等，否则就会造成混乱和困惑。这些数字记录了事实，医生们认为它们可用来解释流行病的起因和传播机制。本书展示了统计、数据收集、访谈和医疗监测等方法如何在帝国主义、奴隶制和战争的推动下得到应用，而帝国主义、奴隶制和战争都基于暴力。对某些民族和地方的大规模侵略推动了流行病学的诞生，而这些侵略已从历史中抹去。
最后，早在2019年新冠疫情出现之前，我便开始了本书的撰写工作。我希望它能帮助读者理解当今我们依赖的流行病学工具，其根源可追溯至运奴船上被奴役的非洲人、加勒比海地区和印度的殖民地人口、战时伤亡人员、战俘、穆斯林朝圣者和其他普通人群。这些人群是最初的案例研究对象，为医学界对疾病成因、传播方式及预防措施的理论化提供了宝贵素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成为消失在档案中的无名幽灵，被理论与统计数据所替代。本书致力于拨云见日，让那些推动了流行病学发展的人重现于世。而流行病学，将继续引导我们度过现在这场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