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开国少将中，政工将领比军事将领担任大军区正职早很多。最早担任大军区政委的少将是昆明军区政委金如柏和成都军区政委郭林祥，在1959年晋升；最早担任大军区司令的少将是新疆军区司令龙书金，在1968年被提拔。
那时候的大军区单位一个军事主官配备多位政委说很普遍的事情，像南京军区配备7位政委，4位是地方干部，唐亮、萧望东、杜平也分别是正职，只是排序不同。
在少将序列里，郭林祥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干部，不仅仅担任大军区职务早，而且在日后4大军区级单位担任政委，如成都军区政委，总后勤部政委、新疆军区政委、南京军区政委，后担任总政部副主任。
不仅如此，他也是开国将领中离休比较晚的一位将领。能一直在重要的位置上，或许从他对自己的看法可以明白一些东西。
郭林祥曾用两句话总结自己，一句是比较守纪律；一句是模范作用不够。
郭林祥很民主。在不同单位工作，都强调大家消除顾虑，敢于给军区党委和各领导提意见，不管是谁，有意见都可以讲，可以在会上提，也可以个别提，可以当面提，也可以书面提，可以署名或者不署名提。总之，各种形式，多种渠道，指名道姓，把话讲完。
为消除大家的顾虑，他向大家表态，不管提什么意见对于不对，绝不打击报复，不准利用职权报复，也不准变相打击，一旦发现向总部报告，严肃处理。
说到模范带头作用，认为自己在工作上有些事情不应该，如到南京军区工作，发3次脾气，批评几位干部。虽然对方犯错批评是应该的，但不应该发脾气。
工作上原则性很强，1979年西南边境反击战打响，新疆军区展开备战工作，军区主要干部表示如有战事，汉族干部家属可以转移到内地，他认为不妥会影响团结，也是政治问题，上报总部反应问题。
因为新疆的工作很复杂，每一任干部到任都小心谨慎民族问题，1977年杨勇在从新疆调离前，曾经嘱咐他注意民族政策，自己这几年最欣慰的是没有在这方面有问题，希望郭林祥保持。
在总后勤工作时，在解放干部问题时，与主要负责人有分歧，对方要一个个解放干部，他认为这解放到什么时候，应该一批批解放，最终向上级汇报等。
他最谨慎的是山头问题，去总后勤、新疆军区、南京军区工作时，都是独来独往，不带一个秘书去，认为会给新单位找麻烦，而且新单位已经配备秘书，不用新人用老人，给人造成一种不好的感觉。
1985年，上级没有让其离休，而是先调任军纪委书记，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郭林祥在纪律方面原则性，对不符合要求，坚决抵制。几个月后兼任总政副主任。
军队的纪律作风问题，在八十年代需要加强，把他放在这个位置，就要起到“新包公”的作用，直到1990年才退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