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五一假期，重庆荣昌区因一场“食堂风波”被推上风口浪尖。这个常住人口仅66.8万的小城，因一位叫林江的“卤鹅哥”意外走红网络，单日游客量突破35万，直接挤爆了这座成渝之间的小城。而真正让荣昌“出圈”的，竟是区政府食堂——这个本该是机关人员用餐的地方，在假期里日均接待游客近7000人，1200斤米饭、1500斤猪肉被一扫而空。
游客们吃着3块钱的猪油泡粑、5块钱的黄凉粉，直呼“政府食堂比网红餐馆还接地气”。可就在全网点赞声中，知名媒体人胡锡进却泼了一盆冷水：“政府食堂抢了民营餐馆的生意，这是不公平竞争！”
故事要从一位“执拗”的荣昌人说起。
4月，美国网红“甲亢哥”来华旅游，荣昌小伙林江自费跟随，逢人就送家乡卤鹅。起初，网友以为他是卖卤鹅的商贩，可后来才发现，他只是想借机宣传家乡特产。这段“憨厚追星”的视频火了，林江被网友戏称“卤鹅哥”，荣昌卤鹅也一夜成名。
五一假期，荣昌彻底爆了。游客们涌入这座小城，只为尝一口正宗卤鹅。卤鹅店前排起长龙，面馆师傅一天扯面5000碗，连回家过节的大学生都被拉去帮忙。可问题随之而来：游客太多，餐馆根本接不过来。有人抱怨“排队两小时，吃饭十分钟”，有人吐槽“街边餐馆又贵又难吃”。关键时刻，荣昌区政府做了一个大胆决定：开放政府食堂，接待游客就餐
食堂后厨瞬间变身“战场”。40多岁的贺师傅主理肉菜区，一天要炒1800斤猪肉，累得“眼袋掉到口罩上”；服务员反复洗涮碗筷，一次性餐具订了十箱都不够用。可游客们不在乎这些，他们只关心两件事：便宜、管饱。3元的小碗菜、18元的套餐，一家三口二三十元就能吃饱。有人吃完还打包，说“比网红餐馆实惠多了”。
就在荣昌政府食堂“一战封神”时，胡锡进的一篇长文让舆论场炸开了锅。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政府食堂享有财政补贴，无需承担房租、水电等成本，饭菜价格低廉，对民营餐馆构成不公平竞争。“如果政府食堂不盈利，菜价更低，对民营餐饮冲击更大；如果盈利，那就是用‘不公平优势’抢生意。”
关于胡锡进，是中国著名媒体人，几千万粉丝的大咖，同时也是一位成功人士，本身就是地厅级干部退休，待遇优厚；如果再加上做自媒体挣的钱，真可以说富甲一方了。
虽然看不到老胡做慈善捐助的报道，但是不影响他花钱购买股票，结果搞赔了，气的老胡像泼妇骂街。
胡锡进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复杂的中国》，不知道中国是因为他复杂了，还是中国本身就很复杂。
老胡有几千万粉丝，可是骂他的人也不少，不过人家老胡风雨不惊，十分淡定，反正又不影响他挣钱。
胡锡进的逻辑看似严密：餐饮业本就艰难，政府不该在节假日‘截胡’游客。他暗示，荣昌政府开放食堂只是为了“蹭热度”，而非真正便民。甚至搬出“市场规律”大旗：“政府该听民意，但更要考虑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别一味追求流量。”
可是他忘了一点，荣昌是个小县城，全区的餐饮业正常只能接待2万人，而荣昌在五天的时间里接待了200多万游客。已经超出了正常接待水平的几十倍，政府食堂为民众低价供餐，不是和民营餐馆抢生意，而是为了救火！
这话一出，网友吵翻了天。有人力挺胡锡进：“政府食堂确实挤压了小餐馆的生存空间，长期来看不利于市场公平。”也有人反驳：“荣昌小餐馆五一期间收入翻三倍，政府食堂分明是帮他们分流！”更有人调侃：“老胡这是‘何不食肉糜’？游客都饿肚子了，还谈什么公平竞争？”
胡锡进的批评，戳中了中国社会的敏感神经：政府该不该介入市场？公共服务与商业行为如何区分
其实必须明确一点，市场经济行为和政府对民众的福利保障是相辅相成的，而这绝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政府是为民众提供优秀的公共服务，而民营餐馆同样也为游客提供餐饮服务，这里面根本没有冲突。
支持胡锡进的人认为，政府食堂的“低价策略”破坏了市场规则。一位民营餐馆老板吐槽：“我们交着房租、税费，政府食堂却用财政补贴打价格战，这怎么拼？”
可荣昌的实际情况却打了脸：五一期间，当地餐馆非但没倒闭，反而因游客激增收入大增。一家面馆老板直言：“以前每天卖200碗，现在卖5000碗，儿子从深圳回来帮忙都忙不过来。”
反观胡锡进的逻辑漏洞，也显而易见。首先，政府食堂的本质是公共服务，而非商业行为。荣昌政府开放食堂，是为了缓解游客就餐压力，而非与餐馆抢生意。就像公立医院不会因“挤占私立医院市场”而关门，政府食堂的“低价”是民生保障，而非恶性竞争。
其次，民营餐饮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价格，而在品质与服务。如果餐馆真被政府食堂“挤垮”，只能说明其经营模式有问题。荣昌的餐馆老板们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延长营业时间、推出特色套餐，甚至把摊位摆到政府食堂门口，游客吃完正餐还要来份小吃。这种“共生关系”，远比胡锡进想象的复杂。
胡锡进没料到的是，他的批评反而让荣昌更火了。
五一期间，游客量突破200万，政府食堂排队更长，连炒菜锅都烧坏了三个。网友调侃：“老胡一反对，荣昌直接晋升‘顶流’。”
可荣昌的“爆红”并非偶然。这个成渝之间的小城，早已布局“高铁新城”，计划吸引高科技企业和现代服务业入驻。市域铁路、TOD综合体等项目，更是瞄准“成渝增长极”的C位。政府食堂的“出圈”，不过是荣昌“城市营销”的冰山一角。
但荣昌也面临现实困境。
常住人口仅66.8万，旅游承载力有限。五一期间，餐馆、酒店、停车场全线告急，政府不得不协调周边区县资源。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坦言：“我们也没想到会这么火，开放食堂是应急之举，长期来看还得靠产业升级。”
胡锡进与荣昌的“食堂之争”，折射出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在效率与公平、市场与政府、短期流量与长期发展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
荣昌的实验给出了部分答案。
政府食堂的“低价”没有摧毁民营餐饮，反而带动了整体消费。游客在政府食堂吃饱后，仍会去夜市、小吃街“打卡”，甚至带走几匹夏布、一套陶器。这种“溢出效应”，远比胡锡进想象的复杂。
但争议也提醒我们：政府的便民服务，不能忽视市场规则。在旅游旺季，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减免租金等方式支持民营餐馆，而非直接“下场竞争”。荣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特殊区位和小城属性，这种模式未必适合所有地区。
回到最初的问题：胡锡进批评荣昌政府食堂，究竟是谁让中国变得复杂了
答案或许在于：中国本身就是复杂的。这里有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有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战略布局，有像荣昌这样渴望“破圈”的小城，也有胡锡进这样坚持“市场规律”的批评者。
这种复杂性，既体现在政策制定的权衡中，也体现在公众对事件的多元解读里。
荣昌的“食堂风波”，终将归于平静。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却长久不散：在流量时代，政府如何平衡便民服务与市场公平？在争议声中，我们能否保持理性，既包容胡锡进的批评，也看见荣昌的“破圈”野心？
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或许正体现在这些矛盾与争议中。而答案，终将在实践中逐渐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