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日前，“河南五旬辅警追寻自己被窃取的人生”的案件，引发人们对“身份窃贼”问题的广泛讨论。
1990年，河南焦作的席南高考后苦等无果，以为名落孙山，最终成为一名辅警。30多年后他才惊悉，自己当年其实被焦作卫校录取，但录取通知书被李某刚截获后冒用入学，此后更是当上医院副院长。然而，自2022年事件曝光至今，冒用者虽被当地卫健部门开除，但法律追责却陷入僵局，刑事责任追究迟迟未有进展；民事诉讼也因损害认定模糊、赔偿金额难以量化而不了了之。
法律若失去威慑，恶行便会如野草般疯长。对李某刚及其背后涉案人员的依法严惩，不仅是朴素正义观的必然要求，更是法律尊严的底线所在。那些企图用“时间冲淡罪恶”“证据不足免责”为违法者开脱的行径，实则是对法治精神的亵渎。
从法律适用层面看，即便无法依据2021年新增的“冒名顶替罪”追责，在1979年的刑法中也早已为惩处此类恶行备好利剑。在李某刚冒用他人身份的过程中，伪造身份证、学生证、医生资格证等行为，已然触犯“伪造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公文、证件罪”；盗取录取通知书的举动，更涉嫌“盗窃事业单位公文罪”。所谓“伪造”，核心在于无中生有，无论是私自制作虚假证件，还是通过欺瞒手段冒用他人身份获取证件，都毫无疑问满足了构成“伪造”的条件。
至于许多人认为存在的追诉时效问题，其实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七条的机械理解。刑法明确规定，犯罪行为有连续或继续状态的，追诉期限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李某刚冒用席南身份长达 32 年，其间凭借伪造身份完成学业、谋取职业、获取晋升，犯罪行为从未间断，对席南的伤害也持续存在。这里可参考伪造货币的案例，若持续使用假币获利，追诉时效一般从最后一次违法使用时起算。李某刚的“身份盗窃”行为，显然属于持续犯，对其追诉时效的计算，实际上应从2022 年事件曝光时开始。
整起事件最令人揪心的，是席南面对“身份窃贼”的无力感。这不仅是席南个人的悲剧，更暴露出现阶段司法体系在应对此类案件时，对受害人司法救济与支持上的严重缺位。在刑事层面，由于时间久远、证据保存难度高，难以定罪量刑可以理解。但在民事赔偿方面，案件暴露出的，对教育机会损失、职业发展受阻等无形损害缺乏明确量化标准，导致受害人诉求难以得到充分支持也不容忽视。这种司法救济的缺失，让受害人不仅承受着身份乃至人生被窃取的精神创伤，更在漫长维权过程中精疲力尽、充满无奈。
要破解这一困局，亟需多维度的改进。立法层面，应尽快出台针对此类历史遗留“身份盗窃”案件的特别条款，明确追诉时效计算细则；司法实践中，建立专门的案件审理绿色通道，组织跨部门专案组，利用现代刑侦技术协助受害人进行证据固定和调取。同时，设立国家层面的受害人救济基金，对无法通过民事赔偿获得足额补偿的当事人先行垫付，并完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将教育机会丧失、职业发展受限等因素纳入量化评估体系。此外，还需建立司法机关与受害人的定期沟通机制，及时反馈案件进展，给予其必要的法律指导与心理支持，真正让法律成为受害者对抗“身份窃贼”的坚实后盾，增强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对公正的坚守；司法的公信力，源于对恶行的严惩。席南案不是简单的个体悲剧，而是检验法治成色的试金石。唯有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密的追责体系和完善的救济机制，才能真正实现 “违法必究”的庄严承诺，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在法治的阳光下，安心守护属于自己的人生。（作者是浙江数字化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