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发起的解放大西南战役是大陆解放战争中的“收官之作”，就过程而言，它又像是国军将领竞相战场起义的一次“大杂烩”。
毕竟，解放大西南全境时累计歼灭的93万国军中，有超过50万人是战场起义改编过来的，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术特点，正是第二野战军主导的西南解放进程中最鲜明的特色。
这其中，既有地方军阀刘文辉、邓锡侯和卢汉等人发起的彭县起义、昆明起义，也有老蒋和胡宗南嫡系将领罗广文、陈克非、裴昌会等人的就地通电起义，当然，还包括最后一支在成都起义的部队——国军第18兵团。
早在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与卢汉分别在四川彭县和云南昆明通电起义，直接击碎了老蒋最后的西南决战美梦。得报后的老蒋虽强装淡定从容，但行动上却很诚实，次日深夜便乘专机匆匆飞离成都。
不过，老蒋这边是跳出西南决战的火坑了，可以胡宗南为首的大批留守将领们内心却不是滋味，打又没有信心，降又充满顾虑。
这种想法，大概同当前复杂多变环境下许多人“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赢”的矛盾心理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处。
尽管此后两周时间里陆续出现郭汝瑰宜宾起义、二野对成都形成合围等急转形势，作为代行国军西南军政长官职权的胡宗南，仍旧力不从心的为一众将领们作最后的打气鼓舞，他主张集中手里5个主力兵团力量在我军合围圈中撕开一个突破口。
所有人在一片沉默氛围中中不置可否，却唯独18兵团司令官李振站了出来，毫不留情的撕下了胡宗南和老蒋身上的最后“遮羞布”：
李振的这番话雷声虽大，却没有为在场众人带来几滴“及时雨”。作为老蒋此时唯一能依靠的心腹爱将，胡宗南太清楚自己这位校长的心思了。
小股部队分散突围这无可厚非，问题是突围过程中能否确保这些人不临阵倒戈，突围后又能否顺利在指定地点集合，这些问题得不到保证，老蒋是很难准许这个方案的。
更何况，现实形势的发展也不会完全按照国军这边的预期向前推进，部队集中起来尚可统一操控指挥，果真分散突围，一切就都变得不可控了。
毋庸置疑，李振的计划打水漂了。这样一来，摆在几位兵团司令面前的选择就只剩集中突围一条路了。
只是，胡宗南这边在会上的慷慨陈词有多积极，会后仓皇逃窜的效率就有多明显。就在军事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即1949年12月23日，胡宗南却悄无声息的乘专机飞往海南三亚。
大战尚未开始，主帅便闻风而逃，战争胜负在一瞬间已然高下立判。尽管事后在顾祝同百般相劝后，胡宗南不情愿的返回西昌主持最后的战事，但那时自己手中几大主力兵团全部战场起义，他本人再有神通也无法挽回颓势和败局。
就在胡宗南离开成都的当天，裴昌会率第7兵团在四川德阳起义，两天后，罗广文、陈克非分别率第15、第20兵团在四川郫县起义。
至此，整个西南地区只剩李文的第5兵团和李振的第18兵团两支“孤军”，再战已然不现实了。
相比于李振对时局形势的清醒认识，同为兵团司令的李文态度就有些冥顽不化了。
早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作为傅作义副手的李文便在华北“剿总”众将面前一番哭诉，痛陈对老蒋的“失职愧对”和“忠心耿耿”，最终连同其他黄埔系将领在内，全部被傅作义送抵南京。
也正因李文的黄埔出身和对老蒋的“忠诚”，胡宗南在撤退前将两大兵团的指挥权交给了他。不过，李文却再次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口作出几近背道而驰的选择。
反过来再看粤军出身的李振，虽然也站在了追随老蒋内战的一面，但粤军在历史上就与老蒋貌合神离，且李振本人同叶剑英又有着亦师亦友的不错私交，对方也曾在此前告诫他“起义要及时，莫错过机会”。因此，李振率部起义的想法由来已久。
但要策动整个兵团起义，李振这边又必然要做好周密的计划部署，不仅要时刻提防李文的“微操”，还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到部下的理解与支持。
早在胡宗南飞离成都的当天下午，李振便在军事会议上尝试以“和谈”来争取李文和与会将领们的意见，不料却召来了一阵口诛笔伐的声讨。当然，李振本人也清楚一点，大多数将领是赞同起义的，无非是迫于李文这边的压力不便公开表态而已。
随后，他先是在30军参谋长肖健的居中联络下，与此前襄樊战役后接受刘伯承委托，前往四川争取川军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起义的郭勋祺秘密会面。
在得到对方转达我军对待起义将领“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等明确态度后，李振的此前的顾虑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积极争取部属支持并促成起义大局。
不得不说，李振此时面对的内部情况还是比较复杂且特殊的。
一方面，他虽然是兵团司令，但整个兵团所辖军级单位中只有65军是自己的嫡系部队，且还是一支在西南战役中损兵折将，仅剩1个师的军级建制；
另一方面，李文将原属18兵团的第1军和第57军全部划归自己第5兵团战斗序列。这样一来，就大大削弱了李振发动起义的力量。
尽管起义困难重重，但李振还是在12月27日率18兵团第65军全部、90军一个师及30军一部分总计2.4万余兵力在成都宣布起义，算是对自己此前紧锣密鼓的行动筹划有了一个圆满的交代。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振兵团正式起义的前两天时间里发生了一个意外插曲，险些使其对二野高级指战员生出嫌隙，继而对起义成果大打折扣。
原来，李振于12月25日清晨与二野第11军32师94团取得联系，一来约定起义具体地点和细节，二来主动提出希望能见二野司令员刘伯承一面。
当然，正在重庆作战室里部署围歼李文兵团的刘伯承自然难以抽出时间来满足他的这一愿望。但因接洽双方事前沟通不畅，当李振前往94团团部时发觉未见到刘伯承本人，不禁怒火中烧，责怪第11军32师副师长涂学忠等人不守信用。
其实，李振的担心也不无道理。下级军官在有些涉及原则性的细节问题上无法最终拍板决定，只能层层上报获准后方可给予一个明确答复，相反，直接与刘邓一级的高级指战员接触则会开门见山、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些问题。
随后，时任二野参谋长的李达受刘伯承委托与李振进行了一次通话，再次就起义人员优待政策和其他先前反映问题做了一番详细解释。
有意思的是，李达一番浓厚的陕西眉县口音直接让李振听的云里雾里，一时只能理解个大概。不过，常年领兵征战的军人直觉让他断定这位自称“李达”的应该是个说话有分量、级别不低的人物，尽管在第一时间他并未将此“李达”与二野参谋长对号入座。
挂断电话后，仍在纳闷“李达是什么人”的李振，在涂学忠这里得到了确切答案：对方正是二野参谋长李达将军。
联想到李达的身份和刚刚说过的话，李振在欣喜之余也就不再对起义行动有丝毫犹豫了。
比较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李振在胡宗南撤退前接到对方的“破坏成都军用物资”命令后并没有直接照办，反而将所剩物资全部登记造册，待起义后全部移交解放军，也因此赢得了刘伯承本人的高度赞誉。
起义后的李振同大多数国军将领一样，留任地方工作，后期也撰写了不少自传和战史回忆资料。及至上世纪80年代初，耄耋之年的李振在办理赴美探亲的5年签证后，仅前往半年后便匆匆回到祖国，问及缘由时，他道出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说李振的成都起义有迫于严峻形势下的“自保”心态，那他晚年的这段肺腑之言足以证明他是一个纯粹的爱国主义者。
能抛却优渥环境而独守故地的毅然选择，本身就是让人由衷敬佩的一种高尚人格情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