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通过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认识论，达到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
原文 ：《一个真正充满人性的老师》
作者 |北京大学 刘敏
图片 |网络
“起床，喝咖啡，写作，讲课，吃饭，散步，一切都有规定的时间。邻居们都非常清楚，当伊曼努尔·康德穿着灰色外衣，拿着藤手杖从家门出来，漫步走向菩提树小林荫道的时候，正好就是下午三点半。由此人们现在还把这条路称为哲学家路。”海涅进一步调侃说柯尼斯堡的市民根据康德每天散步路过的时间对表，这个说法广为流传，几乎人尽皆知。不过如果因此而断定康德是个枯燥乏味的书呆子，那就大错特错了。他风趣健谈，待人友善，是热情好客的主人，也是备受欢迎的客人。此外他的讲课极具魅力，德国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赫尔德曾在柯尼斯堡大学听了康德的全部课程，他后来回忆说康德是一个真正充满人性的老师，“他那犹如为思想而生的宽阔前额永驻着开朗欢快的神情，思如泉涌的动人语言从他的唇际溢出……听他讲课简直就是轻松愉快的享受”。
康德一生从未离开柯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及周边地区，不过这并不限制他的视野，因为柯尼斯堡曾经是普鲁士最大的城市和港口，是东普鲁士的首府，商业发达，人口稠密。他终身未婚，严格地过着极其有规律的生活，因而尽管生来瘦弱多病却能健康地活到八十岁高龄，并最终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康德表面上平静无波的生活跟他震撼世界的思想形成了惊人的对比。
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
《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的扛鼎之作，位列其“三大批判”之首。他在此书的酝酿和构思上花费了近十年时间，知道自己即将构建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而困难在于如何把它阐释清楚。出版前，他把手稿拿给一个哲学界的朋友看，人家看了一半就送了回来，对他说：“如果全部读完，我非疯了不可。”事实上这部巨著十分艰涩难懂，出版后外界反应冷淡，拖延了很久才为公众认可。这位天才哲学家并非语言天才，未能给他的新思想创造新的更好的语言。作为表达哲学思想的工具，德语在当时还没有发展到像十八世纪的法语所达到的那种精细和完善的程度，用德语写作的哲学家大都使用许多外来词，而且他们为了找到一个恰当的词也是绞尽脑汁，此种情况到了歌德时代才彻底改观。但无论如何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康德让西方哲学从此说起了德语。他之前具有欧洲意义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主要用拉丁语和法语写作。后来20世纪有个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据说他在通读康德之后，用自己的话写短短几十页，就把康德的思想讲清楚了，甚至比康德还清楚。
康德将《纯粹理性批判》的意义概括为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哥白尼“原来认定整个星群围绕观测者旋转，可是这样解释天体运动总是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他就试着假定观测者旋转而星群不动，看这样是否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解释。”哥白尼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转变，使康德看到了自己面临的相似问题，于是他扭转了哲学的视线，不再把目光盯着认知对象，而是审视认知本身。在他看来，是对象应当符合认知，而不是相反。他首先同意经验主义者的说法，即人的一切认识都开始于经验，但他认为这并不等于说，一切认识都来自经验。与经验主义者不同的是，康德将心灵看作一种主动的力量，它按照其先天构造对经验进行整理思考，将自己的认知方式加于它所经验到的对象之上。换句话说，意识具有能动性，意识中有先天的形式并规定了事物必须按照这个形式向我们呈现，思辨理性具有自发建构思维对象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说“人为自然立法”。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康德说，我思还决定了世界存在的方式，他由此成为德国唯心主义的奠基人。不过康德并没有走得太远，以至于像他的某些后继者那样，认为对象世界是心灵的产物。
关心道德问题
不仅对哲学，康德对自然科学也抱有极大热情，他的早期著作甚至较多涉及科学而少关系到哲学，他在大学讲授的课程除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外还包括数学、自然地理学、人类学以及自然神学、伦理学和自然法权。在康德生活的启蒙时代，科学似乎日益能够预测和控制自然世界之内的事物，传统的形而上学面临危机。那么人类作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其行为是否也被纳入牛顿所刻画的机械宇宙之中？康德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是把经验领域的科学知识与超经验领域的形而上学进行区分，进而区分人的二重性以及人类理性的不同运用。人是一种思想的动物，会在理论上利用他的理性；但人也是一种行为的动物，也会在实践上利用他的理性。通过第一批判，康德为理论上的理性规定了界限，限制了理性的知识能力，认为人类知识永远被限制在它自己的范围内，这一限制有两种形式：首先，知识被限制于经验世界或现象世界；其次，我们的知识被我们自己的知觉能力和组织经验原材料的思想方式所限制。接下来，他进一步澄清了形而上学不属于知识的范围，不能当作知识问题来解答，那是实践理性的问题。他的第二批判旨在证明和伸张理性的实践能力。
“有两样东西，我愈是经常和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这就是我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这是第二大批判即《实践理性批判》中的名言，也是康德的墓志铭。如果说启发他思考头顶星空的是牛顿，那么启发他思考心中道德律的则是卢梭，他把卢梭比作“第二个牛顿”。卢梭指出人性中生来就有判断善恶的原则即良心，这个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康德的第二批判，甚至重塑了他的人格：“我自以为我有极强烈的求知欲，将给人类带来荣耀，因此鄙视那些知识贫乏的平庸之辈。卢梭纠正了我的偏见，我学会了尊重人。”康德关心道德问题，绝不亚于关心认识论问题。他所说的心中的道德律，其实就是卢梭所说的良心。他对星空和道德律的区分，就是区分科学知识与形而上学。康德的整个批判事业，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限制知识，为信仰留下余地”，这也标志着从中世纪以来日益尖锐的知识与信仰之争的明确调和。
在康德看来，人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在现象世界里，他是处于必然联系之中的微小的组成部分，受因果关系影响并服从自然规律；但与此同时，他又具有意志自由，属于一个超越感性和超越外部因果律的自由王国，意识的能动性再次体现出来。意志既可以被动地受感性欲求和外在因素的支配，也可以主动地依据理性作出决定，一个人意志自由的程度就取决于两者的比例。人不只是自然力量的消极受动者，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法则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个法则就是实践理性为意志建构的道德律，即所谓“理性为意志立法”。理性使人在饥饿时可以选择不抢夺他人食物，面临威逼利诱时选择不诬陷他人。总而言之，如果说头顶的星空映照了浩瀚宇宙中人类的渺小，那么心中的道德律则证明了人类精神和意志的伟大。至于信仰，康德认为它是对道德的必要补充，就像道德本身那样必须是理性的信念。
康德的批判哲学集中体现了启蒙时代弘扬理性，以人为本的特征。他在认可理性力量的同时，也承认理性的局限。他通过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认识论，达到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康德之后几乎没有一种哲学思潮不受康德思想的影响，十九世纪哲学史主要就是对康德思想的接受、传播、斗争、改造和重新接受的历史。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49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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