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
晒床垫。由张优远于2013年拍摄。
梦想：
在新加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住在公租组屋的人们期盼搬出去。他们告诉我，他们尝试在公积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CPF）的账户中积累资金，并且去建屋发展局排队。
他们谈到等待和渴望。他们的梦想不过分：让孩子在一个安全的社区里成长，给孩子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他们的梦想也跟忧虑有关：拥有一处属于自己的住所才能拥有安全感，因为他们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例如突然早逝），他们的家人不会因此无家可归。
他们想要搬出去的愿望反映一些关于公租组屋的生活现状。虽然他们指出他们喜爱社区的某些方面――离购物市场或地铁站很近、互帮互助的友爱邻里――但很明显，一间公租组屋并不是他们想要长期居住的地方。
“停滞不前”――我在之前的论述中所提及的状态――对他们而言是不可取的，我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这点。与那些在新加坡拥有自己的房子并希望在家中居住一生的人不同，住在公租组屋的人们迫切地希望搬出去。因此，我们应该尝试去了解，是什么导致建屋发展局的公租组屋和社区成为不被人们喜爱的地方。
新加坡组屋的分布与形态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的公租组屋通常位于常规社区内部，而非单独划分为独立的社区。较旧的公租组屋往往是由三到五栋相连的楼组成的，而较新的则是“常规”业主自住房中的单个楼的形式。
在较旧的社区里，尤其能感到组屋作为租赁屋的气息。虽然这对路人来说并不明显，但对于住在这一片的居民来说，他们非常熟悉哪一个片区是租赁屋。业主自住社区与公租组屋之间有时会存在紧张关系，尤其是当关联到游乐场、开放式球场等公共空间的使用时。
如果没有特别关注，很难立即看出一栋公寓楼主要或者全部由租住单元构成。但是一旦人们开始注意，在街道上就可以观察到一些线索。
新加坡组屋的
大门与密度
首先是大门。查看门与门之间的空间是一种分辨租赁屋的方式。租赁屋是一室或两室的公租组屋。这意味着它们要么没有独立的卧室，要么只有一间卧室。一室的公租组屋有一个客厅、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大概35平方米，没有独立的卧室。两室的公租组屋有一个客厅，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卧室，大约45平方米。
相比之下，组屋的四室户型――新加坡典型的住房类型，差不多是90平方米，是它的两倍左右。因此，每一个公租组屋都相对较窄，门也很近。看看公租组屋街区的外墙，人们会被住房单元如此高的密度所震撼。
高密度的建筑是居民之间一些紧张关系的根源。当我问及他们是否喜欢他们的社区时，很多人都会以“还行”开头。但当我们聊得更多之后，我听到了他们在高密度建筑中共同生活的困难。他们抱怨公共区域很脏；如果他们住在公用垃圾桶附近，家里就会有大量的蟑螂和蚂蚁。
在一些房子里，臭虫对人们的正常生活构成了强烈的威胁，任何一个家庭都无法摆脱，因为它们会在不同房间里蔓延。比起我自己所在的社区，我在这里看到了更多的邻里互助，但同时他们也告诉我，出于对流言的恐惧，他们也很谨慎，避免和邻居“接触太多”――过于近的距离使得互相监视变得更加容易――有意或无意，人们不想为自己和家人吸引太多注意或造成尴尬。
尤其是单身母亲，她们的社交接触尤为谨慎，因为她们“不想有流言蜚语”。这些事情并非为公租组屋所独有，但这种高密度社区会让问题更加严重。
分辨新加坡组屋的特征：
气味
公租组屋的第二个特征是气味。我去过的许多租赁屋，尤其是在旧的社区中，都有着明显的不令人愉快的气味。很难描述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气味，但这一定程度上是房屋之间过于拥挤的高密度造成的结果。与这些气味相伴的，是公共区域满是垃圾的景象――废弃的床垫和家具以及楼梯间的猫尿。房屋空间有限，意味着人们需要在走廊里晾晒衣服、床垫和家具，这些潮湿的纺织品也会增加味道。人们会逐渐习惯这些气味，但对它的感知不会完全消失。
当我最初开始田野调查时，气味是在公租组屋中最显著的体验之一：当我闻到这些气味的时候，我的大脑会立刻切换到田野调查模式；我如果几周没来，只要一闻到这种气味就会把我带回到跟这个空间和工作相关的记忆和感觉中。走楼梯的时候，尤其是当那里有猫尿味的时候，我会如同过去一样屏住呼吸快速走过。
我不认为垃圾/气味的出现，是因为公租组屋的住户原本就不能照顾好他们的环境。在新加坡，有非常多产生了大量垃圾的高密度社区。其他社区能够保持干净的原因是有许多工人做了清洁工作。
关于气味，让我印象深刻的点是：走进这些有气味的家中是在走进一个独特的、与新加坡其他地方略有不同的空间。不论是否有意为之，一个公租组屋住户回家的时候，她或者他都进入了一个不仅视觉上具有标志性，而且以其他相当原始的生理感知（嗅觉）加以标记的空间。
新加坡组屋：安全
我在做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没有感到不安全。诚然，我一开始相当谨慎。回想起来，这是因为我对低收入社区抱持了太多负面的偏见。不公平的偏见在经历事实和复杂体验后会逐渐退让、调整。当我遇见进过监狱或者触犯过法律的人之后，他们在我眼中不再是平面讽刺漫画里的角色，而是真实立体的人。
除了我原本对低收入人群先入为主的偏见，公共租赁住房社区还有第三个特征――警察的出现（无论是实际在场，还是象征意义上的存在），也加剧了不安全、危险的感觉，以及低信任度和被监视的氛围。与非租住社区相比，一个人在租住社区里会更频繁地看见警车和警察。
居民还告诉我，周围总是有警察和缉毒人员。租住社区中的告示牌和海报也持续提醒人们潜在的危险，以及日常生活中随时可能遇到的严重问题。
警察和这些告示牌、海报在公租组屋社区的存在程度高于其他社区，可能有经验上合理的理由。也许比起其他社区，这里有更多事件需要警察的关注（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警察的存在，一些轻微的违规行为在这里也比在其他社区更容易被发现）。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得不怀疑，当一个社区中的大部分人口是守法公民时，是否有必要制造这种明显的紧张和不安全感。更尖锐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每日见到的各种标识、海报会影响我们的自我认知，并在实质上使我们思考自己的行为和习惯，那么当人们只能得到自己周遭是各类犯罪和问题的信息时，他们会得到什么暗示？尤其是对于在这些社区中长大的孩子而言，被这些提示他们不要这样或那样做的信息所包围，究竟会产生什么效果？
这一点在我陪同来自英国的访客路过“普通”社区的时候击中了我。其中一位访客兴高采烈地说，这里到处都是令人振奋的标语。我笑着说：“对，在新加坡有很多关于‘美德’的呼吁。”她赞叹道：“对，美德。”
那时我已经开始拍摄公租组屋社区的照片，注意到了社区内的这些标识中蕴含的强烈负面意味。她的观察立刻让我留意到租住社区和自有社区之间的差异：一边是不要（借高利贷）；另一边是要（爬楼梯以保持健康！）。一方面是一张威胁性的图片；另一方面是一张状态良好的图片。住在自有社区的居民有时同样也会在电梯门上看到高利贷海报，因此这些海报并不仅针对租住社区的居民。然而，在我三年的田野工作中，当我在租住社区等待电梯时，我无法回忆起除了“1800-X-AH-LONG”之外的海报。在这些社区中，海报和这位来自英国的朋友观察到的令人振奋的“美德呼吁”毫无关联。
想象一个每天从学校回来搭这种电梯的小孩，想象你自己是这个小孩，在这个低收入的租赁组屋中长大意味着每一天都要沉浸在这种被负面信息包围的环境中。
新加坡组屋内部生活与空间利用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房屋内部的维护方式存在差异。有些是家具简朴；有些是杂乱无章；大多数都很干净，但也有些很脏。一些居民对他们的家非常自豪：他们保持家里干净，精心装饰。有些人很有艺术天赋，会在墙上画壁画，或使用模具来创造彩绘图案，以装点他们的小空间。
虽然有这些差异,但所有的居民都必须在这个非常有限的空间中建构他们的家庭生活。缺乏卧室意味着客厅通常也要兼作睡眠区域。非常多的家庭只在客厅放了几件家具，因为需要空出地方来睡觉。一些人使用白天可以折叠和放在一边、晚上可以铺出来的tilam。
一些人使用垫子或直接睡在地板上，没有任何柔软的覆盖物。另一些人则在夜间把沙发变成床。非常少的家庭会有能坐下全家人的全尺寸餐桌。在有餐桌的家庭，由于空间狭窄通常一次只能坐下两三个人；更常见的情况是，人们使用可折叠的餐桌。当空间有限时，能把东西移开是非常重要的。
人们拥有的家具反映出新加坡社会的浪费行为――一些收入有限的人拥有成色极好的家具，因为富裕的新加坡人会扔掉仍然很新的物件。在这些狭窄的房屋里，我有时会看到漂亮的木雕椅子、花哨的床架和精工细作的沙发，这些家具虽然老旧但是做工精良。正如社会工作者经常指出的那样，这里的居民也经常拥有平板电视。
因为房屋的面积太小以及希望节省电费，一些居民在家时会把灯关掉，并把他们的大门打开。为了保持一定的私密性，他们有时候会拉上窗帘或者把木质的百叶窗关上。在我早期的田野笔记中，我常常提到门口的这些遮挡物。
人们梦想着搬出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他们日益长大的孩子寻求多一些空间。个人的、私密的空间在这个如此小的房屋中非常难以实现。那些有不止一个孩子的家庭，家长和孩子都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非常多的居民，尤其是那些有青春期女孩的家庭，想出了非常多创造私密空间的创新方式。他们在双层床的下层挂上窗帘。他们使用书架或者橱柜作为隔断墙。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会进一步描述空间与管教孩子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这种空间的缺乏可能导致一些青少年在外游荡，让家庭关系变得紧张和困难。
存放私人物品的个人空间同样也是有限的。我遇到过妈妈们讲述她们在整理小孩物品时对他们咆哮的场景。对家庭成员来说，整洁成为一种必需品质，因为每个人出于多样的目的，对空间有非常多的需求。这同样也成为家庭内部矛盾和争辩的根源。有限的空间会持续产生家务和压力。
房屋内有限的空间意味着有物品会被放在公共空间当中。例如，衣服通常被晾在走廊的衣架上；鞋柜也很常见，虽然在一些情况下人们会抱怨鞋子被偷走；自行车和孩子们的滑板车也同样沿着走廊停放，有着类似的被偷走的风险。为了理解为什么在租住社区中往往有更多东西被遗留在公共区域里，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人所处室内空间的有限性。
当我做田野调查工作，去受访者家中拜访的时候，我也常常被自己的经历所震惊。老旧楼房糟糕的空气流通环境创造了一个幽闭恐惧、令人窒息的气氛。当我待在屋里并且门突然被风合上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个狭小黑暗的空间里。2013年，当雾霾报复式地袭击了新加坡――空气质量如此糟糕以至于每天鼻子里都充满了烟味、眼睛充满刺痛感。我记得自己舒适的、经过空气净化的办公室和我所拜访的家庭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也同样震惊于遇见的营养不良的人，他们会提起自己如何时不时地缺少购买食物的钱；也震惊于人们选择自己少吃几顿而使孩子可以吃得更多一点。在我早期的田野笔记中，我持续地表达了这种震惊。如果把这些体验转移到我社交圈中人们的生活上，很多事情都会被当成紧急危机。在我开始这项工作的最初几个月，我无法停止讨论臭虫。但对我的受访者们而言，这和其他事情一样，只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新加坡公租组屋现象与社会现实
置身大环境：需求是什么?它们如何社会化？
在这个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之一，有些人仍然生活在我所描述的环境之中。由于住房过于狭小，他们无法为父母和孩子分别提供卧室；他们担忧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每月总会在某个时刻缺钱；他们生活在如此密集的空间中以至于垃圾和臭虫成为长期存在的问题；他们主要的娱乐方式是看电视；他们日常不断地被传单或标语提醒他们的社区有多危险；他们不怎么开灯因为想要节约电费；他们只能烧热水给孩子洗热水澡；他们的房子里充满了富人丢弃的旧物件。
我们必须将这些景象融入新加坡拥有闪亮的购物中心、豪华跑车、苹果手机和路易·威登名牌包包的同一个画面中。作为“高度宜居城市”的新加坡、拥有最高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项目（PISA）分数、亚洲最好的大学、最高的住宅房屋自有率，而在公租组屋中的极度贫困的生活条件、缺乏安全感和尊严，这些也都是新加坡真实的日常生活。
描述美国和欧洲城市中的低收入社区时，华康德（Lo.c Wacquant）认为这种“区域污名化”对人的感受和行动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当一个地区被污名化，例如，被贴上年久失修、住户普遍是失败者、缺少资源的标签时，其居民会发展出相互疏远和相互诋毁、退回到私人领域并尽可能地逃离该社区的应对机制。把一部分社区从广大的城市中剥离出来，伤害了社区内部的关系和住户关于自身社会价值的认同感。
在新加坡，低收入群体的租赁房不是像其他城市那样极端的贫民窟化的空间，在获得干净的水、电、便利设施和交通设施这些层面上，我的受访者们并没有在物理条件上失去这些东西的可得性。然而，他们所处的空间仍然是不舒适的。更重要的是，这些空间令他们处于一种常态的社会大环境之外。
我们如何睡觉、在哪里醒来、洗澡水洒在皮肤上的感受如何、是感到饥饿还是饱腹、我们日常谈论的话题、我们离开家时所看见的东西、我们回家时闻到的气味如何，这些是我们的真实生活。也许从一个远观视角看，新加坡并没有如同其他城市那般严峻的住房问题。但人们并不是采用远观或者俯视的视角在生活。我们每天生活在日常的、真实的现实之中。我们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和每一分钟都在经历着不平等。
《不平等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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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新加坡人的家丑，不敢公开的社会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