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李新宇，可谓未见其人，先读其文。他对五四运动的一些见解令记者耳目一新。比如，否定五四的人认为五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走向了极端，也无法理解胡适等人充分世界化和一心一意现代化的观点；肯定五四的人虽然承认五四在人的解放方面做出的贡献，但难以回应否定者的责难，因此对五四中的批判是否极端不置可否。
李新宇的态度则很明确，他认为五四的主张的确是极端和绝对的，但他没有因此而否定五四，反而认为当下批五四极端化和绝对化的人并不比陈独秀、胡适和鲁迅高明。“反对绝对、极端和片面的思维对于中国人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孩子们读书伊始就学中庸之道，至于既这样又那样的庸人思维是一般人都会的。”
李新宇之所以钟情五四，是因为五四把人作为重估一切价值的根本尺度，以人的生命和个人权利为本位，一切文化传统和社会规范都只能为人所用，于人有益则取之，于人有害则废之。
不过，这只是李新宇学术生涯的一个面向。他思想深邃，涉猎广泛，著作颇丰，既有金刚怒目的批判，也有菩萨低眉的倾诉，写的作品也比较杂。“我就是这样，铺开一些摊子，却迟迟不能完成。常常为了一些插曲，就把事情放下了，目标的实现往往很慢。”
母亲去世后，李新宇开始写关于故乡的文字，旨在为故园留影，为历史存档，并出版了两集《故园往事》。第一集写史地、乡俗、志异，第二集写血亲、自我、生计。“人大概都是这样吧，拥有时并不珍惜，逝去了方觉珍贵；越是找不回来的，越是不能忘怀。我之陷入回忆，开始时只是因为失掉母亲。然而不久，就由母亲扩展到诸多长辈和亲人，离去得越远，回想起来越是温馨。”
因此，很难用一个词来定义李新宇。他既有严肃治学的一面，又有寄情山水的一面；既钟爱鲁迅，又赞美胡适。不过有一点，李新宇始终坚持，那就是关注作为主体的“人”。
01
一流作家必然是思想家
李新宇出生在山东青州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78年考入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几经辗转到了南开大学。他的人生没有经历大风大浪，也没有传奇故事，但读书与思考始终贯穿其中。
有人为他的书房取名“闲云阁”，还有人为它写过一块“听风观月楼”的匾额。这两个名字倒是挺符合李新宇的性格和气质。“我很散漫，也很顽固，缺少现代人应有的紧迫感，不喜欢快节奏的生活，更不喜欢快节奏的工作。但我有点自信：沿着既定的路往前走，无论有多少停顿，多少节外生枝，只要不轻易改弦易辙，就不会与目标越来越远。”
初中毕业后，李新宇当了8年的农民。其间，他编过《鲁迅语录》，写过不少诗歌，可以说是一个文学青年。进入大学后，李新宇仍在坚持写诗。面对猛然崛起的新诗潮，他既兴奋又沮丧。兴奋，是因为一代人的声音已经破土而出；沮丧，是因为发出这声音的不是自己。
北岛、舒婷、顾城声名鹊起后，李新宇认为中国已经不需要更多的朦胧诗人了，因此他决定不再写诗，而开始写关于诗的历史，用自己的笔写出同时代诗人的痛苦、思索和梦想。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李新宇开始向学者转型。大学毕业差不多两年，他写出了《中国现代诗歌潮流》《中国当代诗歌潮流》。
从1985年开始，李新宇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文学批评上。那个时候，改革文学很热。比如从《乔厂长上任》开始，到当时正热的《新星》，这些作品塑造了一系列改革者形象，这些改革者不乏勇气和魄力，可他们都不是现代的领导人，而是传统的专制家长。因此李新宇认为，作为时代的英雄，不该是具有铁腕的“家长”和为民做主的“青天”，文学不应该继续巩固百姓对青天大老爷的渴望与依赖。
大学里，李新宇从事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工作，要讲好这门课，就要对中国现代的思想和文化有所了解。“无论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社团流派，一场论争或一个创作现象，往往都是那个时代思想文化及其矛盾的产物，要弄清楚，就不能只是就文学论文学，就艺术谈艺术，而是需要了解当时的思想和文化背景。”李新宇告诉记者。
于是，李新宇一脚跨离自己的专业，进入了思想文化和历史领空。在他看来，文学家不一定是思想家，但一流的作家必然是思想家。因为文学艺术是由思想支撑的，思想是骨架，语言是皮肉。就这样，李新宇广泛接触到了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仿佛进入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海洋。
李新宇说，学者的重量和高度与他的研究对象常常是相关的。如果一个人的学术起点是研究一个三流人物，另一个人的学术起点是研究一流的作家或思想家，这两个人后来常常很不一样。原因就在于前者本身没有提供多少思想，也就无须研究思想问题；而后者很渊博，提供了很多问题，你要弄清他，就需要读大量书籍。
02
鲁迅给予最大的思想支持
李新宇写过诗，研究过诗歌史，也进行过文学批评。但要说他的主要学术成就，非研究鲁迅莫属。1974年，李新宇开始系统阅读鲁迅的著作。事情的开始不过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得到了一本《鲁迅全集》的第一卷。这本书让李新宇兴奋不已，爱不释手，也让他获益良多。然而，除大学毕业前夕发表过一篇研究鲁迅的论文外，从1982 年到 1998 年的十六年中，他没有写过研究鲁迅的文章。
“在不短的时间里，我一直在一段一段地抄录鲁迅的话。凡是抄下来的，都与我想法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我的想法，或者是我想说而说不出的。鲁迅的著作成了我的思想载体。”
鲁迅之所以能够吸引李新宇，主要缘于鲁迅身上的反抗精神，他对黑暗势力不妥协的斗争，他决不甘心服从于任何权威的姿态，以及他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分析和批判。李新宇每读一段，都会有各种想法涌来，然后便停下来想一想，记一记。“有些话一经接触，便像砸进大脑的钉子，再也无法忘记。”
李新宇首先接触到的是鲁迅的小说，印象最深的是《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读前者，李新宇感觉自己就是那个狂人，梧桐树下，月影斑驳，犬吠之声传来，似乎自己离狼子村不远。读《阿Q正传》，发现身边多是阿Q，自己也是阿Q的弟兄，穷困潦倒于最底层，可悲可叹又可恨。
“直到今天，我仍然感激鲁迅，因为是他给了我有生以来最大的思想支持。今天的年轻人也许很难设想，当一种建立在自己人生体验基础上的思想受到压抑的时候，当各种想法得不到阳光照耀下的语言表达的时候，如果发现一些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现成语句，而且这语句并不犯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兴奋！这一切，我从鲁迅那里得到过。”李新宇说。
读鲁迅，不仅让李新宇得到了精神上的鼓励，也让他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从在《当代文艺思潮》上发表《在鲁迅的道路上艰难迈进》开始，李新宇在《鲁迅研究月刊》上连载了五万多字的长文——《鲁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基石》，连载《鲁迅人学思想论纲》《面对世纪末文化思潮对鲁迅的挑战》《鲁迅启蒙之路再思考》等文章，写了专著《鲁迅的选择》《愧对鲁迅》。后来，李新宇还和周海婴主编了33卷、1200万字的《鲁迅大全集》。
他的学生商昌宝说：“李新宇不但创造了鲁迅研究史上的一项纪录，而且丰富和提升了鲁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但对鲁迅研究中的主流正统学派进行了学理性的矫正，而且对误读和中伤鲁迅的文化现象予以正面回应和纠偏。”
比如在李新宇看来，鲁迅绝不是什么“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抵抗者”“民族主义者”“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者”“儒学的现代性转化”者，而是中国20世纪20 年代到30 年代现代化进程中普遍主义的积极推动者和特殊主义的坚决批判者。
鲁迅的存在，让李新宇开始思考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家园的可能，也给予了他前进和坚持的动力。李新宇告诉记者：“中国知识分子很多都是这样，只要遇到打击，就自我放逐。在这种自我放逐中，当然可以感觉到那种不可兼济天下而只好独善其身的心情。然而，事情往往存在两个方面，自我放逐意味着知识分子对五四以来甚至鸦片战争以来所承担起的历史使命的放弃，意味着对五四之后历尽艰辛确立的主体精神的放弃，意味着对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责任的放弃，同时也意味着知识分子对自身历史地位的放弃。”
03
启蒙的目的必须是人
李新宇认为，“人”是鲁迅思想的核心，立人是鲁迅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最终价值指向。鲁迅告别了强国的出发点而走向了个人本位的出发点，并完成了他的人学思想建构。比如在鲁迅的标签中，较为显眼的就是对国民性的批判。鲁迅认为，振兴国家和民族的关键不在坚船利炮，也不在进行政治改革，而在于立人。
想要立人，启蒙是必由之路。“启蒙的目的必须是人自身，而不应该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以人的解放与权利的保障为指归，与此背道而驰的一切说教、动员、煽动、唆使都不能视之为启蒙。”
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写了一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提出了启蒙与救亡的冲突，他认为救亡压倒了启蒙。李泽厚的见解影响了很多人，比如汪晖就详细论述了启蒙被压倒的必然原因。
但李新宇认为，既然启蒙的目标就是救亡，何谈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手段自然要服从目的，“压倒之说”又从何谈起？启蒙的目标只能是人，而不是国家；是人的解放，而不是民族救亡。“启蒙立人的运动之所以发生，并非因为它是救国或强国的有力手段，而是因为人们在致力于救亡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受：‘国将不国’是一个事实；‘人已非人’也是一个事实。两个事实同时摆在人们面前，人们可以产生‘国将不国’的忧虑，也可以产生‘人已非人’的痛感。”
因此，李新宇指出五四以降的中国同时并存三个主题：启蒙、救亡、翻身。三个主题产生于三种不同的意识：启蒙产生于人的意识；救亡产生于民族意识，翻身产生于阶级意识。在启蒙的体系里，人的解放是根本目标，无论民族解放还是阶级解放，只要有利于人的解放，都可以被接纳。
到了20世纪末，由于新保守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批判启蒙理性和告别启蒙立场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种时髦。在一些人眼里，启蒙即文化殖民主义，它帮助西方进行文化侵略，破坏民族的文化传统。
“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把主要力量用于对现代性的批判，而且一切运作都把矛头对准了现代启蒙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努力使人相信：理性充满罪恶，知识是权力的同谋，文艺复兴以来关于人的主体的设计是一个虚幻的梦想，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对人类有害无益。他们以最先进的文化代表自居，以大众文化的代言人自居，致力于批判启蒙主义，解构人道理想，嘲弄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承担。”李新宇说。
从一些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比如余华在《活着》一书的序言中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事物而活着。”李新宇说，活着被他看成是人生唯一的目的和唯一的实在。这种态度以另一种形式复写着“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哲学。这种转变反映了时代精神的变迁：从反抗现实到认同现实，从主体自信到主体的自嘲，从批判国民性到赞美阿Ｑ的生活及其生活态度。
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则设计出启蒙者与被启蒙者、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对立关系，制造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对立，然后打出大众至上的旗帜，奉大众为唯一的上帝，并以大众解放者的姿态出现，代表大众宣布不需要知识分子的启蒙。他们刻意夸大大众的觉悟，宣布大众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心，质问知识分子有什么资格对大众启蒙。
李新宇告诉记者，启蒙其实是双向的，不是只能知识分子对大众启蒙；但是从整体上看，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更有优势。因此，即使曾经失败过，知识分子也不该放弃自己的启蒙立场。
然而，这样做注定是“荷戟独彷徨”。李新宇说：“精神探求者的命运就是永远无休止地跋涉，不断发现理想的家园，并且向前狂奔而去，为达到目的而奋不顾身，但没有一个家园可以使他满足。在他的前头，永远有一个新的理想在召唤，使他不断追求又不断舍弃，永远跋涉于沙漠和荒原。可惜中国有一种传统，就是讽刺和嘲弄乌托邦情怀，嘲弄知识分子高于民众的各种精神坚守。”
这样的长途跋涉终究会累，因此，李新宇会时不时停下来休息一下。原先，他住在一楼，房前有个小院。他用竹竿扎起篱笆，沿篱笆用月季花栽成围墙。院内种上一畦韭菜，一畦香菜，其他空地全种菊花。到了秋季便满院黄花，缕缕清香。生活顿时变得悠闲、惬意。
李新宇打趣地说：“我由自己而想到，文化复旧其实是容易的，什么老庄，什么陶渊明，本无须刻意追求，只要在无奈中一松劲儿，自然就是了。”
来源：《清风》杂志2019年第7期，文中插画为李新宇先生所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