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的你》
中国人一向相信“读书改变命运”，但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感慨“寒门再难出贵子”，戏谑“投胎是个技术活”，在这背后都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靠读书实现阶层上升已经很难，因为真正的“起跑线”就是在娘胎里，你一辈子的努力可能都比不上人家一出生就具备的种种资源。
也是因此，如今流行一种说法，“卷娃不如卷自己”，那意思是，与其逼孩子如何努力，还不如自己尽可能为孩子提供足够好的条件。
这种社会心态，在中国大抵只是近十来年的事，但在日本早在1990年代初就出现了。日本教育学者志水宏吉在长期观察一些中小学的表现之后发现，“在不同家庭环境下成长的他们，彼此之间的差距会在学校教育系统的框架下继续被拉大，最终踏入截然不同的社会圈层。”
他借用了英国教育社会学家菲利浦·布朗1990年提出的“家长主义”（parentocracy）一词，来指称这种“拼家长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里，会出现三种趋势：二代化：各领域中被称为二代的人越来越多；血统化：社会开始注重出身好坏；差距扩大化：教育领域中的各种差距越来越大。
出生在世家里，意味着从一开始得到的各种资源和机会就大大增加，二代的起点就有优势：更高的人气，更强烈的工作动力、更强的经济实力和更丰厚的资产、更广的人脉，这样，个人成功与才能没有太大关系，家世好就决定了一切。
可想而知，当父辈的各种资源被代际继承下去，社会就可能出现阶层固化，穷人家的孩子就很难出头了，社会可能会向前近代那种充满不平等和各种差距的身份社会回归。
这是对早先那种精英主义理念（“个人的能力和努力最重要”）的逆反，对社会的深远冲击可想而知。本来，日本自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来的成功，正是因为所有人都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和一路积累的努力可以开拓人生，才得以实现的。
然而，当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日常化，人们发现靠“个人的优绩”已经不足以创造人生，“白手起家”的阶层跃升日渐成为神话，那努力还有意义吗？
要理解这一变化是怎么来的，首先需要意识到，教育和社会变动是息息相关的。志水宏吉归纳了日本近代以来教育理念的五阶段：1945年之前是“can的时代”，“有条件的人才能上学”；1945年之后是“should的时代”（尽量让所有人都能上学）；1970年之后是“must的时代”（必须让所有人上学）；1990年以来是“may的时代”（不去上学也可以）；2010年以来则是“will的时代”（只去想去的地方上学）。
这些时代变化遵循着“教育逐渐普及，再给人多元选择”的轨迹，然而问题也在这里：家长主义的基础正是家长的一片苦心，要想尽办法给孩子提供尽可能好一点的教育，而当市场化的教育应运而生满足这一愿望时，教育系统就此进行了重塑。
这种选择本身就会导致差异化，因为家长主义的公式就是：选择=财富（wealth）+期待（wishes），而这将极大地影响孩子的未来和人生。
问题还不止这些。在当下的“超级精英主义”的社会里，影响人生成功的因素并不只是一张文凭，还需要沟通能力、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软实力，而这些方面，父母的学识和早期潜移默化的教养，影响尤为深远。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日本教育体系其实一贯很重视公平性，日本没有“学区房”一说，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相当平均，但问题是这只确保下限，却不能阻止那些有更多资源的父母去为孩子争取上限。
志水宏吉在《父母格差》一书中归纳了日本的中小学当中出现的“双驼峰化”现象：学生群体的表现开始两极分化，原因与家庭背景紧密相关：“‘会学习’的孩子往往生活在相对富裕而稳定的家庭里，而‘不会学习’的孩子的家庭往往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棘手问题。”
在受访时，有学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家长主义的问题，其实隐含着‘家庭环境的问题都被关在了家庭内部，在其中长大的孩子以为一切本就如此’。”也就是说，家庭环境会让孩子的眼界、创造力等受限。
另一个孩子发现父母重视的只不过是成绩而已，进而意识到父母的认知高低导致了孩子在学习态度上的区别；同样是抓孩子教育，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妈妈无论什么情况都能有乐观的远见，觉得“总会有办法”，而另一些妈妈则陷入苦恼，更辛苦却找不出办法。
《少年的你》
像这样的现象，可不只是日本如此。罗伯特·帕特南多年前就曾在《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一书中指出：决定孩子自身成绩高低的，并不是学校老师的水平，而是孩子们的家庭背景和社区氛围，学校只起到一个非常次要的作用。
在这样代际继承的累积效果下，那种通过个人努力实现人生理想的“美国梦”已经摇摇欲坠：美国富裕家庭的孩子完成大学学业的概率是穷苦家庭孩子的10倍，而一个人白手起家跻身最富有20%群体的可能性只有8%。
在美国，这种社会不平等的代际延续，还并不只是教育的问题。早有社会学家研究发现，就算你成绩优异，但如果在面试中不具备精英文化需要的特质，那还是很难进入那些行业顶尖公司。表面上看，录取与否遵循着优绩原则，但实际上，你从小接受的文化技巧、人脉资源才至关重要。也就是说，这些机会都是公平地“向所有人开放”的，但这对那些穷人家的孩子没有多大意义，就像你如果没从小练过小提琴，那就算给你参与音乐大赛的机会，也还是会在第一轮就被刷掉。
当学生们因其学业表现被分流到不同教育路径和职业轨道时，他们既无法反抗，也没有足够好的条件去做出人生选择——想想就知道，弱者的选择都很少。
这些问题，在国内当下也不时可见，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那是中国标准化的教育模式尽管为人所诟病，但也使得孩子的表现还不至于那么两极分化。
国内的阶层也远不像日本那样固化，尤其富裕家庭的家长未必就具备相应的文化资本，因而中国式的“拼爹”往往还未必是通过教育来实现阶层再生产，而是依靠父辈的权势和门路来安排子女后路。即便有许多中产家长拼力投入子女教育，但他们的动机乍看起来是为了子承父业，其实却是出于恐惧——恐惧自己的孩子堕入社会底层。
《小欢喜》
没有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幸福、成功，但每个人能为孩子提供的东西却是不一样的，富人肯定能为子女提供更多、更好的东西，那么要消除这种教育上的不平等，难道只能靠限制富人给子女的选择吗？
本书中给出了五种解决思路：在经济上支持困难阶层；在文化和社会关系方面支持困难阶层；相对弱化家长的影响力；重新审视学校教育的实质；改变社会的观念和价值观。
总的来说，这些弱化家长主义的方向，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社会机制和学校教育必须在个人成长中扮演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将实现公正作为第一原则，以此对冲家庭环境的影响。
这个问题涉及到教育的本质：如果教育仅仅意味着“准确回应家长的想法和需求”，那么老师就成了在一个差异化的市场上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而不是向下一代积极传递社会规则、价值观和文化的专业人士。
在这样一个市场上，“师道尊严”必然会遭到冲击：“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那就是家长主义的确存在损伤老师的自尊心、专业认知以及使命感的维度，而自尊心、专业认知和使命感在教师工作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当下的确是教师受难的时代。”（本书第123页）
教师的职责并不只是“教书”，他们其实是在塑造未来社会的基本单元，因为任何社会，说到底就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而在现代社会，差不多所有人都不同程度上受到学校教育的影响，如果学校无法提供一个公平的成才途径，教育机制失灵，那么社会的不平等将加速推进。到那时，穷人家想要子女出人头地，就只能指望天赋异禀的“神童”和时代变动能带来什么特殊机会了。
当然，并不是把所有人都强行削平才叫“公平”，相反，教育应当是容许并引导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只要能在擅长的领域尽可能做好，那么这就是最好的，没有高下之分。说到底，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容许每个人自我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