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江湖：一个反乌托邦的乌托邦
一
一个把江湖想象成权谋场的故事，一定不是一个好故事。
幸好金庸笔下的江湖没有落入这样的俗套。
我第一次阅读金庸的小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那是一套从舅舅家借来的《天龙八部》。读到《崖高人远》一回时刚好是傍晚，窗外无数高高低低的楼房即将隐藏进暮色里，恰在此时南海鳄神扯掉了木婉清的斗篷，扬手扔出，从悬崖上落进了澜沧江。我对这一段无关紧要的细节印象极其深刻，还记得书中交待了那件斗篷宛似荷叶，“飘飘荡荡”，“向下游飞去”。高高的悬崖、湍急的江流，斗篷自高处而下，随江流而远，一路不知还有多少未知的风景。就像我同样不知道，《天龙八部》这扇大门打开后，里面有多少未知的精彩。
打开一本金庸小说满怀期待，合上一本金庸小说则满腹怅然。我始终不知道那件宛似荷叶斗篷飘去了哪里，但却很快读完了金庸的全部作品。博尔赫斯《永生》开篇引用了两句古老的名言：“天下并无新鲜之事”，“一切新鲜之事只是遗忘”。读罢金庸，常有此感：世间再无新鲜的故事；一切新鲜故事的出现只是因为我们遗忘了金庸。
金庸呈现了一个复杂又多元的江湖。
所谓江湖，本是政治共同体之外的空间，是庙堂上的钟鼓之声所不能及之处，是权力的光芒照不到的犄角旮旯。这里要么成为桃源世界，人人用鸡汤泡澡；要么只剩丛林法则，让霍布斯每天睡不着觉。但金庸江湖却形成了理想的规则：武林中人要讲武德。
我们稍微捋一捋。这里说的武德，其实很朴素，往往出自道德直觉。不能伤害妇孺，不能伤害手无寸铁之辈，见义勇为、锄强扶弱，千金一诺、光明磊落……这些规则，也同样充满了士大夫的理想情怀。锄强扶弱的背后是“不忍人之心”，它的延伸则是对兵火余烬之下“世人苦难方深”的悲悯。
这些规则又是“义务论”的，行动本身就要遵循道义的要求。行侠仗义之前，群侠很少去考量得失、权衡收益与代价之间的关系。我可以重义轻利乃至舍生取义，但决不应该让你充当那个为了实现目的而被牺牲掉的“代价”。
精明到把任何人当成工具，是没有市场的。工具理性在这里却不是什么硬通货。否则你理解不了“蛮劲发作”孤身大闹聚贤庄的乔峰，理解不了糊里糊涂“毫没来由”为向问天打抱不平的令狐冲，理解不了护送杨不悔万里西行几乎走出了唐僧西天取经难度的少年张无忌，更理解不了那些数不胜数疯疯傻傻、行事毫无逻辑却充满人格魅力的武林名士。
这些规则只是应该被遵守，但事实上并非人人会遵守，甚至有些时候面对规则毁坏者，大家束手无策。但这些规则始终是江湖是非观的核心构成，是一种基于道义的武林共识。——即便我没有能力惩罚那个无视道义的人，但我们都知道他是恶人。
如果只是这样，我们只能说金庸世界充满了理想色彩，但很难说这个江湖有多复杂，也很难说这和标题中的“乌托邦”有什么联系。在充满道德理想的江湖水面上，慢慢有两件事情浮了出来。
这两件事情一旦浮出水面，在重要性和紧迫性上就开始高居一切规则之上。一件叫做正邪之判，另一件叫做华夷之辨。江湖观念史的流向开始改变。
二
当一群不讲武德、破坏道义规则——或者只是传说中不讲武德、破坏规则——的人抱成团，魔教就诞生了。名门正派和魔教之间的对峙和冲突，有太长的故事要讲，有太多的观念变化在这种对峙中发生。一言以蔽之，最后的结果是名门正派祭出了终极大杀器：对不讲武德或者传说中不讲武德的人可以不讲武德。于是，对付魔教要“不择手段”，“除恶务尽”，这成了凌驾于道义和武德之上的新的铁律。
在江湖群雄眼中，魔教无孔不入。不能给魔教任何死灰复燃的机会。除了要消灭魔教，还要消灭“潜在的”魔教，消灭“疑似的”魔教，消灭魔教思想的易感体质群体，甚至还要消灭那些“我觉得你是”的魔教。于是，魔教成员的朋友、接触者、同情者、妻儿亲属、老幼妇孺，皆有了可杀的罪名。
而“华夷之辨”对江湖观念史的影响，几乎和“正邪之判”一样，紧张了整个江湖的气氛，为中原武林带来了逾越道义规则约束的借口。正邪之判要求“除恶务尽”，华夷之辨要求“共抗胡虏”。这些成为凌驾于一切原则之上的最高目标。没有魔教的正义武林、没有“胡虏”的大好河山似乎就是江湖群侠所能想象的最好的政治生态。也就是他们心中的乌托邦。
为了实现这个最好政治生态的梦想，金庸江湖中始终存在一种进行力量整合的内在精神驱动。要把多种力量整合成一种力量，要把所有资源为最高目标所用，要把各种声音整合成一种声音。与此伴随而生的，是追求整齐划一的集体行动、并把众多帮派不断联盟化组织化。
为了理想，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代价”。只要能消灭魔教、只要能击败“胡虏”，可以不要道义、不讲武德、无所谓义气，可以牺牲所有朴素的道德直觉。于是，金庸江湖的乌托邦走到了道义的尽头。
“射雕三部曲”是江湖中家国叙事的集大成者，形象比杨过和张无忌伟岸的郭大侠成为宏大叙事的最后之人。此后，金庸江湖进入了对乌托邦的反思。于是，曾经最重视“华夷之辨”并为此屡立奇功的萧峰本身竟然就是“夷狄”。潇洒的令狐冲根本不关心朋友是不是魔教中人，他关心的是兜里的银子够换多少酒以及小师妹有没有唱福建山歌。韦小宝从头到尾都没有进入到庙堂叙事的笼罩之中，他除了喜欢银子和阿珂，也保持了讲义气、重亲情这些朴素的情感，文化程度不高和性格的狡黠顽劣反而误打误撞使他免于被抽象的意识形态剥夺做人的常识。
即便是郭靖这样入世的英雄，大概也想过最理想的人生结局是功成身退。古仁人往往有一番功成身退的情怀：做出一番拯救黎民苍生、扭转乾坤的大事业，然后不贪恋功名、不求富贵闻达，更要戒骄戒满，知“亢龙有悔”，于是急流勇退。所谓“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可是，在金庸江湖的乌托邦里，郭靖、陈近南这样伟岸的大侠，纵使真有回天之功，但功成之后，还能归得了江湖吗？当江湖中每个人只有“回天”一个观念时，江湖中就不再有江湖了。你回去的，绝不是芦苇丛畔的扁舟，那只是金明池里的巨舰。
三
金庸江湖里始终弥漫着乌托邦的氤氲雾气，也闪烁着反乌托邦的粼粼波光。本书的目的，也正是要在这迷雾与波光中一路探索金庸江湖的政治哲学。
当我们试图解读某本小说中的“政治”或者从“政治”角度来解读某部文艺作品时，往往习惯将此“政治”片面理解为一种类似职场纷争、嫔妃宫斗、办公室风云这样波谲云诡的权力博弈。人们偶尔不愿意相信“人性”以及人的观念世界是多元而复杂的。每当进入文学中的“政治”，大家更愿意把“人性”看作是“生存至上”或“利益至上”的同义词。把复杂到几乎无解的问题用一两条包打天下的万能公式来解答，不仅轻松，还能让人获得一种深刻洞悉事物本质的优越感。即便这不过是错觉。
当“政治”的含义坍缩成利益争夺，当“利益的标准”垄断了江湖事件的解释权，我们再讨论什么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什么权力边界、集体与个人、目的与手段、正义与权利……似乎显得是那么幼稚可爱。当我说“政治”可以是对宏大叙事、对权力话语以及个体尊严的思考时，实在是太过一本正经又不合时宜。
但本书所要谈论的金庸江湖中的“政治”，恰恰是这么一本正经，又恰恰是如此幼稚。本书也可以说是在写“金庸江湖中正经而幼稚的政治学”。幼稚属于我，当然不属于金庸。恰恰是因为金庸的作品中所呈现的公共议题中可挖掘的深度，我才有了“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其探究一番”这样自不量力的想法。
以赛亚·伯林很喜欢康德的那句名言“人性的曲木制不成笔直之物”。其实在金庸笔下，更直观地呈现了伯林所关心的这个问题。武林中的无数怪材，又怎么能做得成肃穆的庙堂上整齐如一廊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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