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建筑研究专家梁思成先生一贯强调，古代建筑是一个内外融通的整体：所谓“佛殿……是给佛住的，所以佛殿是佛的住宅”。这一住宅并非空无一物，它的结构（大木作）与它的“家具”（小木作）和“居民”，也就是佛像，是相互匹配的。与此同时，梁思成也强调说，中国古代城镇建筑的规划，看似杂乱，但其实是有形式有内容，血肉融合的整体。
梁思成先生曾经有一段谈到故乡建筑的话，读起来非常有意蕴，也有鲜活的感情，我在这里就为你复述一下，可以帮助你形象地理解中国传统建筑理念，是如何建构了中国人的家乡意象的：我们家乡的一角城楼，几处院落，一座牌坊，一条街市，一列店铺，以及我们近郊的桥，山前的塔，村中的古坟古碑，村里的短墙与三五茅屋，对于我们都是那么可爱，那么有意思的。它们都曾丰富过我们的生活和思想，成为与我们不可分离的感情内容。中国大陆地区建筑界人士看到，当时正值文化思想界主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高峰，因此它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建筑界。国人首先找到了某种文化自豪感，对于传统建筑的韵味和隐含的文化理念，有了全新的认识。日本学者伊东忠太、英国建筑学者博伊德（Andrew Boyd）、瑞典人喜龙仁（O. Siren）等对中国建筑文化的著述。这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代表了1970年代，国外学术界对中国建筑研究方面的基本认识，不过由于隔膜，一部分难免会对中国建筑的地位有所贬低，或是把它刻意加上一层西方想象中的异国情调。不过，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使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对于中国建筑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而《华夏意匠》中的许多观点，都与《中国科学技术史》一脉相承。
当然，作为资深建筑师兼研究者的李允鉌也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局限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赞美“华夏意匠”的同时，李允鉌也表达了对它未能更进一步的遗憾：较早形成了框架式建筑思想的中国人，为何在十六、十七世纪之后止步不前。反观西方建筑界，在同一时代，就开始以材料力学为基础，开始研究更合理的金属框架建造技术，并最终催生了现代建筑。从“历史进步”的观点看，中国古典建筑的形式虽然还在使用，但是后来却严重地退化了，金元时代尝试过的“减柱造”等有限的变化方式，成为昙花一现；而斗拱由原来重要的承重结构件，在明清时代反而退化成了装饰件。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仅仅是因为中国建筑不擅长使用金属材料吗？实际上，中国传统建筑中确实存留着金属材料建筑，比如湖北玉泉山有玉泉塔，一座北宋时代，完全以铁铸造而成的佛塔，虽然外形上没有摆脱传统砖木结构建筑的限制，但比例尺度比砖石构造的塔狭长得多，已经初步表达了对不同材料力学性能的理解。可惜，古代中国人最终没有以“铁”来代替木框架，因而也未能实现“建筑结构上力学的突破”。再往深一步说，中国传统木质建筑设计技术之所以陷入停滞，有些历史研究者会把它归咎于中国社会思想在明清时代趋于保守。文化体系的高度统一与和谐，意味着变革不大可能孤立地发生。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以稳定为优先，那么充其量只能诞生一些细微的局部变革。中国传统建筑早早确立了“法式”，优点是设计建造都有一定之规，按部就班即可搭建出合格的作品，但缺点在于不能轻易跳出前辈古人的思维定式，故步自封。
当然，今天我们会觉得这种文化批判的逻辑过于简单。虽然中国建筑史学界大多认为，从建筑设计而言，明清不如唐宋，属于退化。但中国台湾学者汉宝德，在著作《明清建筑二论》中，就对这种进化论提出异议。本书作者李允鉌，在谈到园林建筑时，举的案例也主要是明清两代的产物：传统大木建构建筑在明清或许走向末流，而园林这种个人化的建筑样式却发展到了高潮；其次，我们过去往往关注古代官式建筑，却忽略了中国建筑的地区差异和个性化发展。汉宝德认为，明清时代，以江南地区建筑为代表的中国文人建筑，在环境、功能、空间和材料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