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冀先生对先秦时期考古工作的重要贡献

徐光冀先生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内蒙古工作队创始人之一，河北工作队队长兼邺城考古队队长。在1983年以前，徐光冀先生隶属汉唐考古研究室内蒙古工作队。考古工作重点一直是在内蒙古地区，曾为中国北方地区先秦时期考古的发掘和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

徐光冀先生（2022年5月）

内蒙古工作队成立于1959年，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以后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置最早的几个队之一。首任队长为刘观民先生，徐光冀先生任学术秘书。可以说，徐光冀先生是内蒙古工作队元老，是创始人之一。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有关领导的支持下，徐光冀先生侧重内蒙古东南部地区，调查和发掘了一系列重要的遗址和墓地，绝大多数属于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代，并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著，提出了富有创见的新观点，推进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先秦以前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

徐光冀先生在中国东北地区，特别是内蒙古东南部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

（一）新石器时代

1960年，刘观民、徐光冀等先生在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巴林左旗乌尔吉木伦河流域调查，同时也调查了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等地，为进一步有目的、有重点地开展田野发掘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决定重点在昭乌达盟地区开展考古工作。

1961年7月考察内蒙古宁城县辽中京遗址

左起：汪义亮、徐光冀、刘观民、郑文兰、赵信、冯孝唐

1957年，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文物工作组曾对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进行过考古调查；1960～1961年，徐光冀先生等会同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对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进行过两次调查。1962年5～7月，徐光冀先生主持发掘了富河沟门遗址，发掘面积约600平方米。富河沟门遗址共有“灰土圈”150余个，都分布在山腰，东西排列有序。本次发掘共布探方12 个，共发掘12“灰土圈”，发现37座房址。房址有方形和圆形两种。房屋中央有方形灶。南向。出土陶器以夹砂黄褐色陶为主，泥片盘筑，压印“之”字形弧线纹为主，篦点纹为特色，器类有筒形罐、钵、圈足器、小杯等。此外还有石器和骨器。还发现只灼不钻的卜骨。徐光冀先生根据遗迹和遗物的新发现，敏锐地认识到富河沟门遗址的器物群独具特色，是不同于红山文化的一种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1961年秋在内蒙古巴林左旗调查

后排：徐光冀（左三）、汪义亮（左六）

（二）商周时代

1959年，刘观民、徐光冀先生等曾对昭乌达盟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初步认识到日本学者提出的“赤峰第二期文化”，可能存在内涵不同的两种文化遗存的情况。为了更好地区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类型，1960年4～6月，刘观民、徐光冀先生等对赤峰近郊的药王庙遗址和夏家店遗址进行了试掘。在药王庙遗址布设4条探沟，发掘约70平方米。发现房址2 座，遗物以夹砂灰陶和褐陶为主，绳纹和绳纹加划纹为主，器类主要有鬲、甗、鼎、罐、盆、尊、瓮、钵、豆等。在夏家店遗址，发掘270平方米，分4个地点。明确区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与药王庙遗址基本相同。夏家店上层文化发现地面房址3 处，半地穴房址2处，灰坑20个，墓葬10座。陶器均夹砂，陶质粗松，火候低，多呈红褐色。以素面为主，罕见纹饰，器类有鬲、甗、豆、罐、钵、盆等。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陶器等器物群的变化，发掘者首次将当地的青铜文化明确区分为相当于夏商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相当于西周春秋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纠正了日本人的错误认识，从田野发掘中解决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问题，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1961年4～6月，刘观民、徐光冀先生等主持对宁城南山根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灰坑1 个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灰坑14个、墓葬9座；1963年4月徐光冀先生主持对赤峰蜘蛛山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和战国至汉初的四种文化遗存。这两处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进一步确认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相对年代，丰富了对这两种青铜文化内涵的认识。

1974年春季至1977年，刘观民、徐光冀、刘晋祥先生等主持发掘敖汉旗大甸子墓地。截至1977年，陆续发掘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700座，随葬陶器常施彩绘。所出、爵的形制与二里头文化相似，某些彩绘与商周铜器有一定联系。1983年5～6月，刘观民先生等对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进行补充发掘，连同前几年的发掘总计墓葬已达800余座，获得该墓地基本完整的资料。这是目前唯一基本全面揭露且发表资料较为完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对于探讨其社会结构和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1976年夏在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

中：徐光冀

此外，徐光冀先生较早关注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的重要学术价值。1964年，徐光冀先生主持对赤峰英金河、阴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进行了调查，并做了较为详尽的测绘。这也是十分重要的考古工作。内蒙古工作队曾于1964年发掘新店石城址，1974年发掘西山根石城址。徐光冀先生共实地调查了43座石城址。在阴河和英金河沿岸，从西向东，可以明显看出有三组石城址群。其中迟家营子石城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是43座石城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可能是这组石城群的中心。这些石城址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修建的，是具有防御性的城堡。

二、主要学术研究成果

徐光冀先生对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的先秦时期考古学一直情有独钟，撰写了诸多论著。现择要述论如下。

1980年，徐光冀和刘观民先生根据赤峰市郊水泉遗址、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沈阳市郊新乐遗址的发掘成果，对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富河文化、新乐下层文化等三种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概述；指出“在科学发掘的基础上，对比着概括这三种文化的各自特征，只是作为从‘细石器文化’的范畴中区分不同考古文化的一次尝试”。文中指出在巴林左旗乌尔吉沐沦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早于富河文化，是一种新的认识。

乌尔吉沐沦河（又称乌尔吉木伦河）是巴林左旗境内最重要的河流。徐光冀先生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认为乌尔吉沐沦河存在三种史前文化：金龟山一期文化、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首次提出了金龟山一期文化的概念，并侧重对金龟山遗址进行了详细介绍，认为金龟山一期文化与兴隆洼文化时代大体相当；金龟山二期遗存为富河文化。并意识到一类陶钵（红顶钵），与红山文化、赵宝沟文化同类器极为相似，“说明三者在这个地区曾有并存相遇的机会”。

内蒙古东南部地区青铜文化研究在20世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区分开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徐光冀先生等专门对两种文化的文化内涵和年代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认为在认同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称、古史中的方国不能简单等同的观念的前提下，还是要从考古发现与古史记载的联系中去考察一定地带历史的变化。因此，认为夏商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可以称为“先燕”；而两周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古史记载的“东胡”（山戎）的指称相当。但不能说只有与已知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面貌完全相同的才是“东胡”（山戎）。

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大甸子墓地中，一共发掘了640座有陶器随葬的墓，其中出彩绘陶器者达200多座墓，共发现彩绘陶器400多件。彩绘陶器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随葬品的重要特色之一。徐先生遵循苏秉琦先生关于大甸子墓地考古报告整理的意见，用类型学方法，从彩绘画面分析和纹饰分析两个方面，对大甸子墓地出土彩绘纹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20多种有“目”纹陶器，类似“饕餮”纹，只出在16座墓葬中。除一座为二等墓外，其他墓都是圹长2.2米以上的一等墓，规模较大，大多集中在一个茔域。而且随葬陶鬶、陶爵的墓，13座中的7座也在这个茔域内；墓葬中贝的随葬数量也最多。这些特征表明这个茔域应是整个大甸子墓地中既富且贵的家族茔域。墓主人的地位是很高的。彩绘陶作为礼器，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是普遍现象。

“区系类型论和古文化、古城、古国论以及古国—方国—帝国论等学术思想，是苏秉琦先生生前对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贡献。”为纪念苏秉琦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徐光冀先生依据现有的考古发现，对辽西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古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在距今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一枝独秀；同时还有一种素面陶文化，或许略早于兴隆洼文化；在距今6800～6000年，赵宝沟文化和早期红山文化并行。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至少有红山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兴隆洼文化晚期四种遗存同时存在过；在距今6000～5500年，以彩陶为特色的红山文化一统天下；在距今5500～5000年，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晚期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并存。红山文化此时进入了“古国”阶段；此后存在一段空白期。在距今4000～3400年，夏家店下层文化统治此区域，既有中心性聚落，又有统一规划的“石城”群。“夏家店下层文化称为‘方国’，既能体现其规模，又突出了它的古文化根基。总之，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方国’已不同于晚期红山文化的‘古国’，在它统治的范围内，结构更复杂，各区域的联结更紧密。”此后，“辽西区又经历了魏营子—夏家店上层等多种文化的并存，直至同辽西区古文化有着亲缘关系的燕文化之确立，这中间跨越了千年左右的时间，其结果是辽西区与内地的连接愈益紧密，为最终将辽西区纳入秦帝国的版图奠定了基础”。

苏秉琦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了区系理论。徐光冀先生《区系理论在辽西地区的实践》一文，概要介绍了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为研究边疆地区民族考古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课题，在辽西地区所做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以及在苏秉琦先生及其考古思想指导下，为区系理论研究所做的贡献。同时，也梳理了苏秉琦先生倡导的多次专题学术会议和辽西地区考古工作成果所展现的辽西地区“古文化—古城—古国”至“古国—方国—帝国”的发展道路。最后提出了今后考古工作者的工作目标。不仅要填补这一地区的学术缺环，而且要争取编写辽西地区史前史。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是总结1950～1980年这三十年考古工作的集大成者，是十分重要的考古文献资料。徐光冀先生曾参与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撰写《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含新乐下层文化、新开流文化、小珠山遗存）、《红山文化的新发现》、《富河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内蒙古和新疆原始文化的调查》等，这些都是北方地区十分重要的考古成果。其中关于富河文化，是当时最为权威、最为全面的新资料，并明确了“富河文化”的命名。富河文化是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继红山文化之后所识别出来的又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徐光冀先生还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词条的编写。其中《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文化》介绍了东北地区新乐文化、小珠山遗存、新开流文化、昂昂溪遗存；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红山文化、白斯朗营子遗存和富河文化；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阿善遗存和大口一期遗存；新疆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调查资料。此外还有《红山文化》《小珠山遗址》《新乐遗址》《新开流遗址》《富河沟门遗址》《白斯朗营子遗址》《大口遗址》《青铜短剑墓》等。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参考资料。

三、重要学术贡献

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工作队长期在内蒙古东南部地区进行先秦时期考古调查、试掘和发掘工作，识别出一系列考古学文化：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白斯朗营子遗存（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等，基本确立了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文化序列（仅缺铜石并用时代），极大地推动了该地区先秦考古学的研究。扩而言之，在20世纪后半叶，在整个东北亚地区，赤峰地区的先秦考古学文化的序列最为完整清楚，无疑可以作为其他地区先秦考古学研究的参考标尺。徐光冀先生作为内蒙古工作队的创始人之一，从1959年至1983年一直耕耘在内蒙古东南部地区，为先秦时期考古发掘和研究曾做出的重要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发现并命名富河文化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北方的新石器时代诸遗存通常被笼统地称为“细石器文化”。内蒙古工作队的先贤们致力于对“细石器文化”的辨析和拆分。其中富河文化是我国学者继命名红山文化之后，首次依据田野考古发掘资料，从笼统的“细石器文化”中识别出来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学术意义重大。一方面从实际工作中打破“细石器文化”的不科学命名方式；另一方面为以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小河沿文化、新开流文化等识别提供了重要借鉴。

细读文献不难发现，除了识别出“富河文化”本身学术意义重要之外，徐光冀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能精细地清理出多层叠压的房址，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是精细化发掘的典范。这不仅是展示徐先生过硬的田野考古发掘技术，更重要的是，我们体悟到老一辈学者精益求精认真工作的态度。想到当下田野发掘工作中考古界浮躁的风气，更让我辈对徐光冀先生当年的工作肃然起敬。

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富河沟门遗址第一次发掘资料遗失不全。徐光冀先生一直致力于富河沟门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工作。在徐光冀先生的多方争取下，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于2013年再次启动对富河沟门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项目领队为朱延平研究员。董新林作为执行领队，带着硕士研究生马小飞和巴林左旗博物馆左利军对富河沟门遗址进行了补充发掘，清理出上下叠压的房址，获得了一批新的重要考古资料。目前拟在徐光冀先生指导下，由内蒙古二队将新旧资料拟合，尽快编著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二）辨析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

19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将赤峰地区的青铜文化笼统称为“赤峰第二期文化”。1960年，刘观民、徐光冀先生等通过对赤峰药王庙、夏家店两遗址的试掘，认识到“所谓‘赤峰第二期文化’实际上包括两种文化因素”。并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陶器群的不同，第一次明确地将所谓的“赤峰第二期文化”区分为相当于夏商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相当于西周春秋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从田野发掘中解决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问题，使这一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考古发掘和研究资料证明，这一划分时至今日，仍然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最为重要的青铜时期考古学文化。尚有诸多重要的学术问题有待究明。21世纪以来，关于这两种文化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略显沉寂。

（三）推进学科发展

徐光冀先生始终关注考古学学科的发展。不论是在内蒙古工作队，还是离开内蒙古工作队，徐光冀先生一直心系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的先秦时期考古发掘和研究，并给予建议和支持。徐光冀先生践行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论”“古文化—古城—古国”“古国—方国—帝国”等学术思想，为先秦时期东北地区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学科建设做出过重要努力。

以徐光冀先生为代表的一代考古学者热爱田野考古，辛勤耕耘，淡泊名利，甘于奉献。其诸多具有标志性的学术成果和艰苦奋斗的敬业精神为后学树立了良好的学术风范。

附记：笔者于1993年7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内蒙古工作队。承蒙徐光冀、刘观民、刘晋祥、杨虎、朱延平等先生们的关爱，曾任内蒙古工作队第三任队长（1996～2003年）；后改任内蒙古第二工作队队长（2003年3月～2024年5月）。在考古研究所三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深得本所前辈学者的教诲和关心。徐光冀先生曾多次对我的考古发掘工作和学术研究给予中肯的建议和切实的关照。借此机会，对徐光冀先生表示诚挚的感谢。草拟拙文，可能没有全面体现徐光冀先生的学术成就，但我胸怀感恩之心，真诚表达敬意，恭贺徐光冀先生九十华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