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领导来说，下属的“忠心”远比“能力”重要得多。但尉迟敬德的结局又告诉我们，“忠心”并不能保证下属能获得一张“无限期饭票”，甚至“过度”的忠心对领导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尉迟敬德与李世民原本是两个阵营里的敌手，前者是刘武周的马前卒，后者是大唐帝国冉冉升起的将星。
武德二年（619年），刘武周攻破李唐的革命圣地晋阳，并一路挺进打到河东，眼看着就要跨过黄河打到关中了。看这架势，新生的大唐帝国似乎要夭折了。
刘武周的“腰杆子”就是尉迟敬德，这伙计拧足了发条，一举俘获李孝基、独孤怀恩、于筠、唐俭、刘世让等大唐要员。
危急时刻，李世民发威了，他率领殷开山、秦叔宝在美良川设伏，打得尉迟敬德孤身逃跑。李世民乘胜反击，千里追凶，死咬住尉迟敬德不放，并将他困死在介休。
尉迟敬德是个识时务者，他举城投降，从此成了李世民帐下的一员悍将，并在此后的洛阳之战中立下汗马功劳。
所以有人鼓吹，尉迟敬德是大唐开国数一数二的将领，顶流明星。人家凭实力吃饭，哪个老板不喜欢？
说这话的人牙齿严重漏风，内容一窍不通！就尉迟敬德的军事能力，给李靖提携都不够资格，还妄想混到“军事家”的圈里？
这就是很多人的误解，往往将“军事家”和“将领”混为一谈。整个大唐帝国，真真算得上军事家的并不多，开国战争中唯有李靖才无愧于这个称号，连李世民也只能勉强算。
尉迟敬德充其量就是一位冲锋陷阵的猛将，并不具备指挥才能，更没有统帅千军的才华，说白了就是元帅手中的一把钢刀而已。
即便是钢刀，其锋利程度比起秦琼来还是稍显钝了一点。
那么，李世民为何偏偏喜欢尉迟敬德，而不是李靖、秦琼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就一个字——忠！对领导来说，下属的“能力”是选择项之一，“忠心”却是一个必选项，而尉迟敬德对李世民的“忠”几乎无人可以超越。
在战场上，尉迟敬德两次救了李世民的命，这叫“过命的交情”。
在尉迟敬德眼里，他只有李世民，没有齐王、太子，甚至皇帝。
李元吉不知深浅，偏要跟尉迟敬德“切磋”。尉迟敬德一点情面都不给，让李元吉输得颜面尽失。你以为尉迟敬德不懂人情世故？错，这家伙精着呢，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让李世民看到他的忠心：在我眼里齐王就是个屁，您才是我唯一的靠山。
后来，太子亲自示好，试图将他拉进自己的阵营，而尉迟敬德竟然冷冷地怼了回去，还将这件事告诉了李世民。
玄武门之变的阴影已经笼罩在秦王府的头顶，当时的真实情况其实是李世民一人单挑李渊、李建成、李元吉父子三人，几乎没有任何胜算。
这种情况下，尉迟敬德竟然无视太子爷主动抛来的橄榄枝，选择了跟李世民生死与共。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主动将自己融进了李世民的血液。
面对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人的“劝进”，李世民表现得却优柔寡断。这其中固然有风险太大，不能贸然行事，但其实也饱含了李世民另一层思考，那就是“检验部下的成色”。
临大事，上下同欲往往比“谋”还要重要，尤其是“玄武门之变”这种事，不可预知的情况太多，失败往往是因为某一个人的动摇。
所以，李世民一再后退，用他“最软的姿态”来甄选身边“最硬的汉子”。
针对李世民的态度，秦王府有两种态度，一种就是以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为代表的“硬汉派”，另一种就是以房玄龄、杜如晦为代表的“暧昧派”。
当李世民下定决心，并让人去请房玄龄、杜如晦来议事时，二人却借口皇帝不让他们去秦王府唯有推脱了。李世民大怒，令尉迟敬德持剑请客：不来就砍了他们！
其实房、杜并非三心二意，只是他们的“忠心”是有条件的：假如主子下定了决心，咱们的努力才有意义，你都犹犹豫豫的，咱岂不是白流血？我们的命不能这么不值钱。
很显然，房玄龄、杜如晦站得更高，但对李世民来说，此刻他更需要“愚忠”，毫无杂念的愚忠，所以尉迟敬德的印象分又增加了一些。
在玄武门之变中，尉迟敬德做了无可替代的，也没人敢做的事，脏事！比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