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1905-1950），原名戴朝宋，笔名陈御月、朗芳、江思、艾昂甫、江文生、方仁、杜万、孙诚等。祖籍江苏省南京市，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自幼爱好文学，中学时代便开始发表作品。
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读书期间开始学写新诗。1925年上海大学被迫关闭后，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班。1928年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1932年赴法国留学，先后在巴黎大学、里昂大学旁听。1935年回国，移居上海，创办《现代诗风》和《新诗》杂志。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戴望舒在上海宁静的生活被打破。接连不断的爆炸在他家附近发生，已经付印的《新诗》7月号也毁于战火之中。11月，上海沦陷。日军接管上海后，在文化上采取高压政策，许多出版机构被迫关闭，言论自由受到严格控制。迫于生计，留在上海的文人有些只写风花雪月，有的干脆丧失人格，沦为侵略者的帮凶。这些都是戴望舒所不齿的。国难当头，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文人，他毅然加入了为抗战宣传呐喊的队伍。
上海沦陷初期，戴望舒受商务印书馆之邀，翻译了《现代土耳其政治》一书。他在《编者纂语》中明确表示，翻译这本书是因为土耳其的历史与中国有着许多的相同之处——土地丧失、内政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等等。他大力宣传民族意识的觉醒，赞美土耳其的复兴，对于中华民族的崛起饱含着希望与期盼。这部书对于鼓动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巴金曾经评价道：“我常常想，要是没有这样的巨声，我多半已葬在窒息的空气中。”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号召一切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为抗战出力。受到鼓舞的戴望舒决定离开上海。5月，他带着妻儿乘船前往香港，戴望舒原本打算将妻儿安顿在香港后，再独自前往内地，参与文艺界的抗教工作，但一个偶然的工作机会——编辑《星岛日报》副刊，让他留在了香港。戴望舒将这个副刊命名为《星座》，希望在当下阴霾的环境中，代替天上的星屋，“尽一点照明之责”。以《星座》为阵地，他刊发了大量宣传抗日、揭露敌人暴行、报告中国战士英勇斗争的诗文。
编辑《星座》，戴望舒自始至终亲力亲为，从前期策划、设计信笺信封、布置编辑部办公室、招考记者和校对，到约稿、组稿，都是他一力完成的。为了稿件的质量，他常常写信给文艺界的朋友约稿，还常常预支稿费，将自己的工资拿出来提前寄给作者。在他的努力下，这本杂志在文艺界有口皆碑。著名诗人艾青曾评价该刊“选稿较审慎”，徐迟称《星座》是“全国性的、权威的文学副刊”。
一大群著名文化人都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包括茅盾、郁达夫、徐迟、沈从文、端木蕻良、萧红、卞之琳、郭沫若、楼适夷等。戴望舒曾自豪地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他还向西班牙共和国的名流学者约稿,请他们写一些纪念西班牙抗战两周年的文章，介绍当地反法西斯斗争的现状。除了名家之外，戴望舒也毫不吝啬地将版面给予那些来自战地的文艺青年。当时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香港成立了一个文艺通讯部（简称文通）的组织，旨在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戴望舒开辟专栏，发表和推荐文通成员的作品，还曾发起八月文艺通讯竞赛，并举办了四期文艺讲习班，由他和冯亦代、徐迟、林焕平等人授课，学员共计200余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日尚未断交，为了对日“绥靖”，香港英国当局对“抗日”行动处处予以阻挠，成立了特别检查组，厉行严格的报刊审查制度。“日寇”的字样是禁止出现的，甚至连“敌”字也不被允许使用。戴望舒虽然竭力避免，仍不免有些文章被当局所禁。为了表示抗议，他和《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萧乾，相约以“开天窗”的方式表示抗议——如有文章被禁，就将版面空着，“让读者领教一下香港有多么民主”。1940年8月2日，《星座》约有三分之二的版面开了天窗，可见当时的审查制度有多么的严酷！后来，恼羞成怒的英方连开天窗也不允许，戴望舒便采取加注或登“启事”的方式子以揭露，如端木燕良的《论阿Q》在连载时被多次删减，戴望舒便以编者身份在文中署名，此文被删去多少字，或是直接声明因删削太多，中止刊载。因为他的消极抵抗，香港警署曾多次传唤他，予以警告和威胁。戴望舒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抗日的决心，他对好友冯亦代说：“现在还没有亡国，就尝到了亡国的滋味；要是真的做了亡国奴，这寄人篱下的生活，那就更难过了。”
《星座》之外，戴望舒还先后参与了《星岛周报》（1939年5月与张光宇等合办）、《顶点》诗刊（1939年8月与艾青合办）、文协对外宣传刊物《中国作家》（1939年8月）、《耕耘》杂志（1940年与郁风、丁聪、冯亦代等人共同发起出版）等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为香港读者送上更多的精神食粮。1939年3月起，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留港会员通讯处”干事，兼任研究部和西洋文学组的负责人、《文协》周刊编辑委员，负责国际宣传工作，直至香港被日军占领。
在香港的头几年，也是戴望舒一生创作中最多产的时期。他不仅写诗歌，还翻译了不少西班牙抗战谣曲。他抗战时期乃至整个创作史上最著名的诗篇，却是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后写下的。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星座》也在战火中停刊了，徐迟等人计划着离开香港，戴望舒却很是犹豫。据戴望舒本人和他的朋友事后回忆，他不愿意离开一方面是舍不得自己的大量藏书，更重要的是还在等已回到上海并准备和他离婚的妻子回心转意。还有一种说法则认为，戴望舒是受潘汉年的指示，留下从事地下抗日宣传工作。1941年12月底至1942年春，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3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撤离了香港，戴望舒却留了下来。
1942年3月，他便被日本人抓进了监狱。日本特务想从他的口中挖出香港抗战文化人员的名单，特别是与他相熟的端木蕻良的情况。面对酷刑折磨和死亡威胁，戴望舒宁死不屈，拒不招供。他原本就患有严重的哮喘病，监狱中的恶劣条件和酷刑折磨，使他的身体更加虚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诗人的爱国之情和坚贞不屈的意志力却被激发了出来，于4月27日写下了荡气回肠的诗篇《狱中题壁》：
如果我死在这里，朋友呵，不要悲伤，我会永远地生存在你们的心上。
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他怀着的深深仇恨，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当你们回来，
从泥土掘起他伤损的肢体，
用你们胜利的欢呼
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
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着太阳，沐着飘风：
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
这曾是他唯一的美梦。
两个月后，在叶灵凤的营救下，戴望舒终于被保释出狱。在叶家休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在大同图书印务局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个日本人管制下的印务局的老板，就是当年聘请戴望舒负责《星座》的《星岛日报》老板胡好。叶灵凤、张光宇等人都曾在书局做编辑，他们每天磨洋工，拿薪资，以解决生存问题，同时利用职务之便，将从东京得来的报刊资料编辑后送给地下抗日组织，为抗战尽一份绵薄之力。1942年7月，戴望舒写下了另一首被誉为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最杰出篇章之一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表达了对牢狱生活的回想和对幻想中可爱祖国的怀念之情。就这样，戴望舒在香港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战后戴望舒在香港的居留却遭到了一些或别有用心、故意陷害，或不明真相、盲目附和的作家的检举，称其在香港沦陷后有附逆行为。在文协总会的安排下，他回到上海为自己辩护，终于洗脱了污名，之后在暨南大学、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和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1948年3月，因参加教授罢课，被师专校长串通地方法院，诬陷他为汉奸文人，被迫离沪，再次举家前往香港。1949年3月离港前往北平，6月参加中华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后参加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筹备工作，担任法文科科长，从事法文编译工作。1949年底哮喘病复发，入院治疗。1950年2月28日于北京家中病逝，年仅45岁。
戴望舒一生著述丰硕，主要有诗集《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理论合集《小说戏曲论集》《读李娃传》，翻译作品《少女之誓》《鹅妈妈的故事》《两次战争间法国短篇小说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