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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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根据真实案例改编,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对人物姓名和部分情节进行了艺术处理。文章旨在探讨生死抉择中的伦理困境,不代表作者立场,亦非医学或法律建议。

暴雨中,我站在医院走廊上,浑身湿透。

医生问我:"要不要继续抢救?"

我看着手术室里奄奄一息的丈夫,泪流满面地摇头:"求求你们,不要再折磨他了!"

医生们狐疑地看着我,最终撤走了抢救设备。

半小时后,一具冰冷的尸体被推进太平间。

而我站在太平间门口,双手颤抖地拨通了一个号码:"他终于死了..."



01

"林太太,你们又是本月的模范夫妻!"物业经理微笑着将奖状递给我。

这是我和何建明第三次获得小区的"和谐家庭"荣誉。

我勉强挤出笑容,接过那张印着我们合影的奖状。

照片中,何建明西装革履,一手搂着我的肩膀,宛如电视剧中的完美丈夫。

而我,则如同所有幸福妻子那样,靠在他怀里微笑。

"谢谢,这都是建明的功劳。"我低声回应,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袖口,那里藏着一块淡淡的青紫。

何建明是同事眼中的精英,朋友圈中的成功人士,邻居们心目中的好丈夫。

他在保险公司担任高管,年薪过百万,每年都能拿到丰厚的业绩奖金。

从外表看,他儒雅、幽默、体贴,是无数女性心目中的理想伴侣。

"你真是太幸运了,能嫁给建明这样的男人,"我的闺蜜小芳经常这样说,"体贴、有钱、还那么爱你。"

我只是微笑,从不解释。

没有人知道公众场合光鲜亮丽的何建明,回到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些体面社交场合里的亲密举动,不过是一出精心设计的戏码。

十年婚姻,我早已学会在外人面前扮演称职的妻子角色。

婚后的第五年,何建明迷上了登山。

起初只是周末爬爬郊区的小山,后来逐渐挑战难度更大的山峰。

他说这是释放工作压力的方式。

每次登山回来,他的情绪都会好很多,至少不会对家中的摆设吹毛求疵,也不会因为一顿晚餐的温度不对而大发雷霆。

为此,我从不阻拦他的登山计划,甚至在经济上全力支持他购买各种昂贵的装备。

何建明的登山活动,成了我们婚姻中难得的喘息时刻。

"林太太,能借一步说话吗?"

我回过神,发现物业经理欲言又止地看着我。

她将我拉到角落,压低声音:"上周那天,我下班回来看到救护车停在你们单元楼下..."

"我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一跤,"我迅速回答,语气平静,"建明叫的救护车,没什么大碍。"

物业经理狐疑地看着我,似乎想说什么,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好吧,希望你注意安全。对了,下周五是社区文艺汇演,希望你和何先生能一起参加。"

"一定,一定。"我露出练习过无数次的微笑。

回到家,空荡的客厅一尘不染。

何建明喜欢整洁,所以家里的每一样物品都必须摆放在他规定的位置上。

书籍按照高度排列,沙发上的抱枕必须保持45度角,厨房的调味品按照使用频率排序。

任何违反这些规则的行为,都可能引发他的不满。

我走进卧室,换下外套,本想躺下休息一会儿,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动作。来电显示是何建明。

"喂,建明。"我下意识挺直腰背,语气轻快。

"我决定这周末去爬龙岭山,"他的声音冷静而坚决,不容置疑的语气我再熟悉不过,"订好了明天早上的机票。"

龙岭山?我心头一紧。

那可是省内最危险的山峰之一,每年都有登山事故发生。

上个月还有新闻报道,一支专业队伍在那里遇险,两人不幸遇难。

"可是...气象台说这周末有暴雨..."我小心翼翼地提醒。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何建明冰冷的声音:"你是在质疑我的判断吗?"

"不,不是的,"我立刻改口,"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

"担心?"他嗤笑一声,"林微,结婚十年了,你什么时候真正担心过我?"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突然温柔起来,这种突如其来的温柔总让我毛骨悚然,"别担心,我买了最好的装备,绝对安全。

而且..."他意味深长地说,"我给你留了一份礼物。"

"什么礼物?"我警觉地问。

"明天早上你就知道了。"说完,他挂断了电话。

我放下手机,心跳加速。

何建明的"礼物"往往意味着某种考验或惩罚。

上次他送我的"礼物"是一条价值不菲的项链,代价是我必须穿着他选的衣服,在他的公司年会上表演钢琴,尽管我从未学过钢琴。

那次的羞辱感至今记忆犹新。

第二天早上,我在枕边找到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份何建明新增的人身意外保险单。

保险金额高得惊人,受益人是我。

还有一张字条:「如果我出了意外,至少你不用再忍受我了,还能拿到一大笔钱。是不是很期待?」

我手指发冷,将保险单和字条小心翼翼地锁进抽屉。

这是何建明式的恶劣玩笑,还是某种暗示?我不敢多想。

何建明清早已经出门去机场。

我给他发了条短信,祝他旅途平安,没有收到回复。

这很正常,何建明向来不会回复我的信息,除非他需要我做什么。



02

周六的暴雨来得比气象预报更早更猛。

从早上开始,雨点就噼里啪啦地砸在窗户上,整个城市笼罩在灰蒙蒙的雨幕中。

我坐在客厅窗边,看着越下越大的雨,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龙岭山以多变的天气著称,暴雨会让陡峭的山路更加危险。

但何建明从不会因为天气原因取消计划,他骨子里的固执和好胜心不允许他退缩。

中午时分,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

"请问是何建明的家属吗?"一个陌生男声问道。

"我是他妻子,"我的心猛地一沉,"发生什么事了?"

"这里是龙岭山救援队,何先生在登山过程中发生了意外,目前情况很不好,我们正在紧急转送市中心医院。"

"他...受伤了?严重吗?"我声音发颤。

"很严重,"对方语气沉重,"从悬崖上摔下来,头部和内脏都受到严重创伤,目前处于昏迷状态。

医院已经在准备抢救了,您最好立刻赶过去。"

我放下电话,大脑一片空白。窗外的暴雨依旧,雨声在我耳中变成了嗡嗡的杂音。

我机械地拿起外套和钱包,冲进雨中,几乎是踉跄着奔向出租车站。

"市中心医院,请快一点。"我对司机说,声音陌生得像不是自己的。

出租车在雨中缓慢前行,城市的每个红绿灯都像是一种折磨。

我透过模糊的车窗,看到行人撑着伞匆匆而过,街边的店铺霓虹闪烁,一切如常,仿佛只有我的世界天崩地裂。

何建明出事了。

这个念头在我脑海中盘旋。

随之而来的是更复杂的情绪:恐惧、担忧,还有一丝难以启齿的解脱感。

我立刻谴责自己这种想法,又忍不住回想起昨天收到的那份保险单和字条。

何建明是故意的吗?他预见到了危险,还是这只是一个残忍的玩笑?如

果最坏的事情发生,我真的会获得自由和一大笔钱吗?

我摇摇头,甩开这些不该有的念头。

"女士,到了。"司机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

我付了车费,冲进雨中,直奔医院急诊部。

医院大厅人来人往,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

询问台的护士告诉我,何建明已经被送进抢救室。

"家属?"一位中年医生看到我,快步走过来。

"我是何建明的妻子,"我说,感觉嘴唇发麻,"他...他怎么样了?"

医生的表情严肃:"病人情况非常危急。

从悬崖摔下造成多处骨折,颅内出血严重,内脏破裂,现在正在手术,但..."

他顿了顿,仿佛在斟酌措辞,"成功率不高。"

"我能看看他吗?"我听到自己问。

"抱歉,现在不行,他在手术中。您先在这里等待,随时可能需要您签字决定下一步治疗方案。"

我点点头,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下。

医院的白炽灯刺眼而冰冷,走廊上不时有担架和轮椅匆匆而过。

我浑身湿透,但没有力气去擦干。

时间像凝固了一样,每一分钟都漫长得令人窒息。

"你还好吗?"一位护士递给我一杯热水和一条干毛巾,"你浑身都湿透了。"

"谢谢,"我接过水杯,双手颤抖,"我丈夫...他会没事的,对吗?"

护士目光闪烁,没有直接回答:"医生们正在尽全力。"

我低头啜饮热水,泪水无声滑落。

不知为何,我想起了何建明第一次打我的那天。

那是我们结婚第二年,因为我给他父母买的生日礼物不够贵重,他将满桌饭菜掀翻,然后一耳光扇在我脸上。

事后他道歉,买了一大束玫瑰,说是工作压力太大。我原谅了他,以为那只是一时冲动。

然而,一次变成了两次,两次变成了常态。

何建明的暴力从来不留明显痕迹,他太聪明了,知道怎样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留下伤痕。

更多时候,他的伤害是精神上的:冷暴力、辱骂、孤立、控制。

我试过反抗,试过逃离,但每次都被他找回来,用各种方式。

何建明给我设置了无数规则:

不能独自外出超过两小时,手机必须全天开机,定位必须共享,朋友圈必须让他检查,工资卡必须交给他保管。

违反任何一条,就会迎来他的"惩罚"。

我不止一次想过结束这段婚姻,但何建明用家人威胁我。

我父母年事已高,一直以我的"幸福婚姻"为荣。

何建明明确告诉我,如果我敢离开,他会让我和我的家人一无所有。

我相信他做得到,因为他的家族势力足够强大。

"林女士?"医生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手术还在继续,但情况不乐观。

病人的颅内压持续升高,有多处内出血无法完全止住。

我们需要您随时准备做出决定。"

"什么决定?"我茫然地问。

"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是否继续采取更激进的抢救措施,"医生解释道,"考虑到伤情的严重程度,即使抢救成功,病人也可能长期昏迷或者留下永久性脑损伤。"

我点点头,一种复杂的感觉在心中蔓延。

何建明可能会永远离开,或者成为一个需要长期照料的植物人。

我不知道哪种结果更令人恐惧。



03

抢救室外的等待是一种折磨。

时间流逝,窗外的暴雨渐渐小了,但医院走廊上的灯光依然惨白。

我坐在长椅上,回想着与何建明的十年婚姻。

最初的甜蜜早已被漫长的痛苦和恐惧取代,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囚徒与狱卒。

每天睁开眼,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新的一天会有什么美好,而是担心自己会因为什么小事触怒何建明。

"林女士,要不要去洗手间整理一下?"护士轻声提醒我,"你已经在这里坐了四个小时了。"

我这才注意到自己的狼狈:头发凌乱,衣服还半湿着,脸上的妆容早已花了。

在正常情况下,何建明绝不允许我这样出现在公共场合。

他对我的外表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每天出门前都要检查。

"谢谢提醒。"我起身走向洗手间。

镜子中的女人憔悴不堪,眼睛红肿,嘴唇干裂。

我用冷水洗了脸,试图整理头发,但手指不停地发抖。

这时,我注意到手腕上的淤青——上周何建明因为我多看了他一眼手机而留下的痕迹。

我忽然意识到,如果何建明真的离开了,我再也不用担心触碰他的底线,再也不用担心他的下一次发作,再也不用在朋友面前假装幸福。

但紧接着,一股强烈的负罪感淹没了我。

一个人正在生死边缘挣扎,而我却在想他离开的好处。

洗手间的门突然被推开,一位年长的女士走了进来。她看上去六十多岁,面容疲惫而忧伤。

"您也是在等家人手术吗?"她问,声音和蔼。

"是的,我丈夫出了登山事故。"我简短地回答。

"真是不幸,"她叹了口气,"我儿子今天做的是肝脏移植手术,我们等了五年才等到匹配的肝源。"

她的眼中燃起一丝希望,"医生说手术很成功,他终于有机会过上正常生活了。"

我勉强笑了笑:"恭喜您,希望您儿子早日康复。"

"你丈夫会没事的,"她安慰我,"要有信心。医学这么发达,能创造很多奇迹。"

我点点头,不知该如何回应。

如果何建明康复了,等待我的将是更严厉的控制和惩罚,因为在他看来,这次意外一定与我的"不祥预感"有关。

如果他长期昏迷或者残疾,我将不得不终生照顾一个虐待我的人。无论哪种结局,都像是一种惩罚。

回到走廊,我看到医生正快步向我走来。他的手术服上有血迹,表情凝重。

"林女士,您丈夫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了。CT显示脑干受损严重,内脏出血还在继续。

我们已经输了八袋血,但血压仍然无法维持稳定。"

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扶住了墙壁。

"有什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吗?"我听到自己在问,声音遥远而陌生。

医生叹了口气:"我们可以尝试更激进的手术干预,但坦白说,成功率不到百分之十。

即使成功,病人也很可能因为脑损伤而丧失大部分认知功能,成为植物人。"

他停顿了一下,"或者,我们可以让他安静地离开,不再承受更多痛苦。"

安静地离开。

这个词在我脑海中回荡。何建明这一生,从未安静过。

他的存在总是充满戏剧性,充满控制欲,充满对周围人的伤害。

而现在,命运给了他一个安静离开的机会。

我想起了他留给我的那份保险单和字条。那是巧合还是预感?

或者是一种暗示?如果接受这份"礼物",我是否又一次成为了他掌控的棋子?

"我能看看他吗?在做决定之前。"我请求道。

医生点点头:"可以,但只有几分钟。跟我来吧。"



04

抢救室的门被推开,刺鼻的消毒水味扑面而来。

白色的床单上,何建明的身体几乎被各种仪器和管子埋没。

他的脸肿得几乎认不出来,头部包裹着厚厚的绷带,已经被血浸透。

监护仪上的数字不停闪烁,发出低沉的警报声。

这就是曾经高大、英俊、让无数女性倾心的何建明。

如今,他脆弱得像一个破碎的玩偶,生命只靠这些冰冷的机器维持。

我颤抖着伸出手,轻轻碰触他的指尖。冰凉。

十年来,我不记得有多少次被这双手推搡、掐住、甚至击打。

我记得它们的力度,记得它们带来的疼痛,但不记得它们的温暖。

"他能听到我说话吗?"我问站在一旁的医生。

"很难说,"医生回答,"脑电图显示有极微弱的活动,但大部分区域都已无反应。"

我俯下身,靠近何建明的耳朵。

我有太多话想对他说,有太多质问,有太多委屈,有太多不甘。

但此刻,面对这个奄奄一息的人,那些话语都失去了意义。

"建明,"我轻声说,声音出乎意料的平静,"如果你能听到,请给我一个信号。"

何建明没有任何反应,只有监护仪上的线条微弱地起伏。

我直起身,泪水无声滑落。

不知为何,我想起了婚礼那天,何建明在众人面前许下的诺言:"我将永远爱你,保护你,尊重你。"

多么讽刺的承诺。

"林女士,"医生看了看手表,"我们需要您的决定。是继续更积极的治疗,还是..."

"如果继续治疗,他会痛苦吗?"我问。

"是的,非常痛苦,"医生坦言,"而且我们必须诚实地告诉您,即使投入所有医疗资源,成功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我看着监护仪上不断下降的生命体征,看着插满各种管子的丈夫,突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平静。

十年来,我在何建明的掌控下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尊严,失去了对生活的热爱。

而现在,命运将最终的选择权交到了我手中。

医生神情凝重地看着监护仪上不断下降的生命体征。

"林女士,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病人情况越来越不稳定,要继续抢救吗?"

我看着急救室里插满管子的丈夫,突然双膝跪地,失声痛哭:"求求你们...

不要再抢救他了!让他走吧!"

医护人员全都惊愕地看着我,手术室外的人群瞬间安静,一位护士捂住嘴巴,眼中满是震惊与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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