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2025年5月9日，莫斯科红场，俄罗斯如期举行了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俄罗斯仪仗队士兵手持两面旗帜，一面是俄罗斯国旗，另一面是红色的胜利旗。胜利旗是苏联人民战胜法西斯的主要标志之一。1945年 由苏联红军士兵在柏林国会大厦屋顶升起。也正是这面旗帜，标志着纳粹军队的彻底失败，和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结束。
在乌克兰战火尚未熄灭、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这场阅兵不仅仅是对往昔荣耀的纪念，更像是一种宣告：苏联曾经赢得了二战。而今天的俄罗斯 是那场胜利的合法继承人。
但在红场庄严肃穆的节奏之外，也隐约透露出一种不和谐的气息。中国、伊朗、巴西等二十余国领导人到场助阵，而美国与西欧国家则集体缺席。
无独有偶，几天前，英国也举行了自己的二战胜利纪念活动。在那场典礼上，没有看到俄罗斯士兵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支由乌克兰士兵组成的方阵，他们被欧洲视为“反法西斯精神的新象征”。两场纪念活动，一东一西，仿佛发生在两个平行世界，毫不相干。
这一幕，揭示了一个冷峻的现实：如今，二战的集体记忆正在被撕裂。所谓“胜利日”，早已不再是全球共同抵抗极权的道德象征，而正在演变为一场关于历史解释权、正义叙事主导权、甚至是新冷战阵营归属的政治纷争。
在“谁赢得了二战”的问题上，俄罗斯与西方世界，正在展开一场激烈的争夺。
现在，对二战胜利的纪念，欧美和俄罗斯可谓是泾渭分明。这首先就体现在对“胜利日”日期的介定上。欧美国家往往有意在5月7日或8日纪念二战。与之相对的，苏联则一定要选在每年的5月9日进行红场阅兵。时间差异的背后，其实就是双方对这场战争的胜利定义权与历史书写权的较量 。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其继任者邓尼茨深知德国大势已去，面对苏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他决定单独向西线美英盟军投降，以避免德军陷入苏联的全面清算。当时，美英方面正在盘算如何在德国投降后占据先手，以此巩固在战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对于送上门的胜利自然不会拒绝。
于是，5月7日凌晨，德国代表约德尔上将悄然溜进法国兰斯的盟军司令部，与美英签署了第一份无条件投降书，规定于中欧时间5月8日23:01正式生效。第二天，美英就抢先官宣胜利，报纸头条全是“盟军击败纳粹”的新闻，仿佛苏联并未参与这场战争。
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勃然大怒。他坚决要求德国必须在红军代表在场的情况下重新签署投降协议。5月8日深夜，德国元帅凯特尔被押往柏林郊区卡尔斯霍斯特的苏军司令部，当着朱可夫的面，再次签署了另一封投降书。由于时差，那一刻，莫斯科时间已是5月9日凌晨。
由此，二战胜利日就出现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欧美以5月8日纪念“自由与合作”的胜利，而苏联及其继承者俄罗斯则以5月9日纪念“牺牲与荣耀”的胜利。
如果只看西方教科书或媒体叙事，人们可能会以为二战的主战场只是在欧洲西海岸：丘吉尔的铿锵演说、诺曼底的血色沙滩、巴顿将军横扫欧洲 成为了人们对这场战争最深刻的记忆。而苏联红军在“东线战场”的浴血奋战则仿佛只是一个注脚。
但是，稍懂历史的人都知道。二战历史上最惨烈、最决定性的战场并非在诺曼底，而是在东欧大陆腹地。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苏军动员了超过百万兵力，与德军展开了长达数月的城市血战，最终实现了战局大反转。库尔斯克战役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对决，苏军投入超过130万兵力和2000辆坦克，在消灭纳粹最强装甲部队的同时，也彻底粉碎了德军东线反攻的战略能力。
据战后统计，整个二战期间，约有80%的德军战损发生在东线战场。苏联伤亡总数超过2700万人，占盟军总伤亡的三分之二。这场战争不仅消耗了苏联的青年一代，也几乎摧毁了整个国家。
1944年夏天，正是苏军在白俄罗斯发动的“巴格拉基昂攻势”，摧毁了德军中央集团军，使得德国无法向西线增援，间接确保了诺曼底登陆的成功。丘吉尔曾在战后坦言：“是红军击败了纳粹的大军。”艾森豪威尔也曾表示，“如果没有苏联的坚持，诺曼底登陆根本无从谈起。”
然而，冷战的来临迅速改变了叙事方向。
美国在战后大力扶持西欧，对苏联采取遏制战略，不仅在现实政治中与之对抗，也在意识形态上进行全面重塑。美英将二战胜利包装成自由民主对抗专制极权的胜利，苏联的决定性作用被系统性的淡化。战后几代西方人，在电影、教材、纪念仪式中，逐渐遗忘了红军士兵在东欧平原上所付出的代价。
进入21世纪，胜利日逐渐沦为了选边站队的“暗号”。彼此不再共鸣，而是渐行渐远。
2005年，普京在二战胜利60周年演讲中强调“没有苏联就没有世界文明的幸存”，强化俄罗斯作为胜利主角的地位，与西方强调“联合胜利”的语境开始分道扬镳。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乌克兰加速“去苏联化”，将5月8日设为国家纪念日，同时废除了5月9日作为节日的地位。欧盟也因克里米亚问题取消了与莫斯科的官方互动，甚至开始系统性淡化和否定苏联的战争角色。
2020年，欧洲议会通过历史性决议，将苏联与纳粹并列为“二战爆发的责任方之一”，并谴责《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为“灾难性妥协”。与此同时，德国开始限制俄罗斯官员在柏林红军纪念碑前发表公开演讲，理由是为了“防止外来政治宣传”。
而在东欧国家，如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二战叙事更是发生了根本性逆转。苏联不再被视为解放者，而是被定义为“二次占领者”。立陶宛议会在2022年直接立法将苏联与纳粹同等定性为“外来压迫政权”。
由此可见，对历史记忆的重构，已经成为了地缘博弈的一部分。欧洲通过淡化甚至丑化苏联在二战中的角色，来削弱俄罗斯对欧洲影响力的历史根基。
因此，2025年乌克兰军人参加伦敦胜利日阅兵，并非是一时兴起，而是精心设计的政治仪式。英国政府安排乌克兰代表团在主阵列中靠前位置行进，礼炮响起时 镜头特写乌军军旗，BBC电视直播则在画面角落配上“自由仍需捍卫”的字幕。这一系列编排不仅是对乌克兰抵抗俄军的支持，更是英国对历史记忆重新编码的尝试：他们将“反法西斯精神”的火炬交给了乌克兰，而不是俄罗斯。
英国这样做的目的也很简单。因为在后冷战时代，尤其是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历史道义”的象征意义比坦克更能撬动国际共识。英国在脱欧以后 迫切需要在西方联盟中重塑自身地位，而在乌克兰议题上打出“民主价值”这张牌，是成本最低的选边站队的方式。
乌克兰方面当然也意识到这种仪式的政治价值。泽连斯基政府正在试图构建一种“我们不是苏联残余，而是欧洲守护者”的新国家身份。通过参加纪念活动、重塑公共教育教材、去除苏联纪念碑文等方式，乌克兰正将自己从“被解放者”转变为“胜利者”。这不仅有利于争取国际援助，也有助于在国内凝聚民族认同。
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卫国战争的胜利不仅是历史的荣光，也是俄罗斯当今国际合法性与道德优越感的重要来源。
红场阅兵不仅展示最新武器，更强调“祖辈用鲜血换来今日和平”的历史传承：从1945年红军攻入柏林，到今天俄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一直希望用胜利叙事连贯国家命运，普京多次宣称：“今日俄罗斯，继承的是击败纳粹的人民军队。”克林姆林宫试图用过去的正义来证明当下行动的合理性，而西方则针锋相对，打算用抵制和排斥纪念的方式来削弱其国际合法性。从2024年起，法国、德国、波兰等欧洲国家就不再邀请俄罗斯参加二战纪念活动，理由是：“不邀请侵略者参加和平仪式。”
在这样的氛围下，西方媒体对红场阅兵的解读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昔日是战胜法西斯的象征，如今却被当成了“苏联式帝国阴魂不散”的证据。
其实，如果我们放大视野，再来审视“谁赢得了二战”这个问题时，就会发现：世界普遍忽略了一个更庞大却沉默的战场——中国。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炮火便揭开了中国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序幕，这个时间节点，远早于1938年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以及1939年入侵波兰。彼时，苏联正全力投身于国内工业化的宏伟蓝图，尚未全面卷入国际军事斗争的漩涡；英法还在绥靖政策的迷雾中踟蹰不前；美国则远隔重洋，深陷经济大萧条的泥潭无法自拔。唯独中国，已然已孤身奋战在血雨腥风中。
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 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启，中国独自承受着日本法西斯几乎全部地面主力的进攻压力，成为当时全球唯一的亚洲战场。据统计，整个战争期间，日本陆军在中国阵亡约150万人，占其二战战斗减员的一半以上。更重要的是，这些伤亡是“战略级别”的：如果没有中国长期的牵制，日本就可以将更多生力军投入南进计划，对苏联发动北进作战，或是更早、更猛烈地对美发动海空袭击。
换言之，中国在东方战场上的坚守，直接影响了苏德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力量格局。如果没有中国的长期浴血奋战，莫斯科可能早已告破，珍珠港或许提前陷落，诺曼底登陆更是不可能发生。
但讽刺的是，这些历史 今天在西方主流叙事中几乎无迹可寻。无论是在美国的二战电影，还是欧洲的政治表达中，诺曼底登陆一直是英雄叙事的主线，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陪衬，而卢沟桥、长沙保卫战、滇缅战役几乎从未被提及。中国在二战的角色，不仅没有被纳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记忆构架，还经常被简化为“局部战场”一带而过。
这种“集体失忆”，既是冷战之后“西方中心论”的延续，也反映了全球话语体系 对“非西方牺牲”的系统性漠视。
这种现象也在提醒我们：当历史成为地缘政治的延伸，记忆将不再中立。人们并非忘记历史，而是开始选择记住哪一段、忽略哪一段、甚至重写哪一段。历史已经不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场关于资源分配的较量。
也许我们需要回到1945年春天 那个终战的夜晚。彼时，苏联士兵与美军在易北河会师，彼此拥抱、举杯庆祝。那一刻，没有东西方、没有敌我，只有对战争终结的喜悦与对和平的渴望。
而现在，面对这个全人类共同的纪念日，我们更需要不断地问自己：我们纪念的是谁的胜利？又是为了什么而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