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1年1月，9000人被围困，电台被毁，将领被俘。
一个文职干部，扛着一沓机密文件，反方向走进敌占区，最后活着回来了。
没人相信他能走出去，但他做到了。
——《壹》——
全军覆没前3小时，他烧掉了电台
他不是指挥官，不是前线军人，他是新四军军部秘书长，一个管文件、管联络、管保密的人，他当时在泾县茂林。
是核心圈子，四周是七个师的国民党部队，不是偷袭，是围歼。
命令很明确：不准谈判，格杀勿论，电台是首要目标，密码本、军情函、情报记录，都在这里，李一氓把它们一份份码好。
不是带走，是烧毁，他没慌。
他知道如果自己被抓，那些纸就是证据，会死人，很多人，烧完电台后，他把剩下的纸封进油纸，埋在山洞后面。
这时候，主力已经开始突围，向东，朝着安全区。
但他还在洞里。他知道自己跟不上了，一旦夜色过去，山被封死，再走就是死，他听见枪声，他知道叶挺走了，项英也走了。
三天后，他下了山，没有人接应。
一个人，一身土布衣，一只木箱子，别人往东跑，他往西走，往敌人控制的方向走，从安全区的背面突出去。
他不是莽撞，他以前在中央特科干过五年，知道国民党布防怎么回事。
东线：外松内紧，是陷阱，西线：表面敌区，实际疏防，他赌对了，他选的第一条路是山路，没人，只有野兽和蛇。
他不带枪，只带火油，怕被抓时来不及毁文件。
途中，他遇见一户人家，老太太认出了他，她以前是中共地下交通员，她给了他干粮和一张路引，这张纸救了他好几次。
他冒充徽州药商，说自己“南洋归来，要回家看老娘”。
说话带口音，身上有药膏酒精，对路边盘查，滴水不漏，在屯溪，他差点被抓，便衣问他箱子里是什么。
他说药材，要给乡下人送风湿药。
他打开箱子，露出最上层的香油和草药，底下，是密信，他笑着说：“你们也要不？我这药，上海那边专配的。”那人信了。
——《贰》——
没人知道这人手里拿着什么
那几页纸，是《皖南战况第一信》，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兵力部署、作战过程、伤亡数字，还有电台通联记录，是真相。
如果这份文件能送出去，整个新四军的命运，可能就不是一边倒的“叛军”标签。
他知道，时间不多，国民党正在向全国广播“新四军叛乱”，要堵住口、封住报、截住人，而延安那边，还什么都不知道。
走出屯溪后，他换了第二个身份：回乡探亲的徽州盐商。
他知道沿线有几个老地下交通站点，但都不敢冒险联系，敌人也在用“反特手段”挖线，他选了第三条线：绕过金华，往桂林走。
不是最近的路，但信息封锁相对薄弱。
他路过金华东门时，看见一群人跪在街口，头发被剃掉一半，背后竖着木牌：“共匪特务”，他没看第二眼，低头走过去。
他知道那种眼神，一旦对视，就暴露。
后来，他写信回忆：“那一刻我明白，我不是活着，而是死里偷生。”那不是夸张，是实话，他翻山时摔断过脚趾，走夜路时被蛇咬过。
但他不能停，每耽误一小时，文件泄漏风险就增加一分。
他没有联系人，只靠路引、口音和假身份，还有从特科时代练出来的本能：不相信任何人。
——《叁》——
传信延安：一路不说一句真话
他进了桂林，这是一座夹在几方势力之间的城市，蒋系、桂系、汪伪、日军、军统、中统，每一条街都有人盯着。
他没有进站，他绕开车站，在一家杂货铺门口站了半个钟头。
等一个熟面孔，来的是个卖针线的老婆婆，没人会注意她，但李一氓知道，她是原湖南地下交通线的转站。
他低声说了一句话：“曹城老屋还在么？”
她抬头看了他一眼，点头，递给他一包针线，里面有纸条，一串新密码，一组电台坐标，他要靠这个，把真相送出去。
他没有多说，他怕多说一句，就死在这。
他住在一家客栈，门口有两个穿便衣的人整夜抽烟，他不敢睡，只敢靠着墙打盹，他在日记上写了一句：“我只想在活着的时候，把文件送出去。”
那天夜里，他偷偷从后窗出去，找到坐标点。
一间小药铺的后院，药炉下面藏着短波电台，他拍下三短三长的节奏，电波飞出去了，穿过封锁，传到了陕西延安。
延安电台收到信息的第二天，新华社开始播报《皖南战况报告》。
全国听到了另一种声音。
电文发出，他没回头，他知道事情没完，他还要把纸质文件送到，原件比电文重要，对外谈判、对内澄清，全靠这几页。
他沿着西南边境线走，一路变换身份。
有时候是走西药的商人，有时候是给表亲送信的亲戚，有时候是从南洋回来的“下南人”，每换一次身份，就烧掉旧证件，只留一个名字在脑里。
有一次，他在边界被拦下，士兵让他唱歌。
他唱了一段江西民谣，调子不准，被骂“装的”，他立刻说：“我小学只读了两年。”声音平稳，不卑不亢，士兵笑了笑，放他过去。
在广西边境，他饿了三天，啃干树皮。
他拿破布缠脚，因为鞋早就走烂了，他把所有路线、所有人名、所有线索，都记在脑子里，他靠的是记忆、判断和胆子。
——《肆》——
回到延安，纸还在，人也还在
1941年3月，他抵达重庆地下交通总站，最后一段用的是中共南方局的接应路线，他穿着破棉袄，进了接头屋，门口站岗的人以为他是乞丐。
他掏出那张发黄的油纸文件，交给南方局负责人，说：“这是从火里带出来的。”
南方局的人打开看，一页一页翻，没人说话，空气都紧了，这份文件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对外公布皖南事变真相的原始依据。
不是复制的，不是整理的，是原稿。
上面有烧焦的痕迹、泥点子和李一氓的手写批注，毛主席后来亲口说：“李一氓救回了一份军队，也救回了一口气。”
他没戴勋章，也没宣传，他回到延安后，做回了秘书长，继续管文件。
很多人不知道这段经历，他不讲，也不写，他说：“我只是比别人走得慢。”但他确实是一个，在皖南事变中突围成功的军部高级干部。
他不是将军，不是营连级指挥员。
他是文职，他靠走、靠装、靠赌命，一步一步把文件带回来，他走的那条路，没有人再走，因为太难，太险，太孤独。
但历史记住了他留下的那几页纸。
也许很多年后，人们会忘了谁烧了电台、谁扛过木箱、谁在夜里一个人翻山，但历史不会忘，在那场几乎全军覆没的事变里，有个人，把真相带了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