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5年，南京军区一号位空缺，陈士榘、宋时轮、叶飞、王建安，四个名字先后报到毛泽东案头，最终全被否了。
他选了一个没多少人预料到的名字：许世友。
谁都以为该是“四大天王”中的一个
南京军区的班底，大多来自第三野战军，那是华东的老底子。
三野有四个人最有分量，号称“四大天王”：陈士榘、叶飞、宋时轮、王建安。
军队里风传，他们谁都可能接这个位子，可谁也没想到，毛泽东一个个地，推了出去。
陈士榘：一个口令不听，一颗原子弹可能晚三年
1952年，陈士榘调去工程兵部队，管什么？修路、挖洞、建地下工事，还要为两弹一星铺路。
那是死任务，没人敢碰他的工作，毛泽东知道这事，他当时说过：“工程兵是打基础的，陈士榘不能动。”
陈士榘自己也不想回来，他是干实事的，不擅长地方军区那种掰扯，更何况他看得出：这次不是简单调岗，是要下场斗局。
南京军区是前线，不是养老院。
宋时轮：拿枪的不比拿书的清闲
宋时轮的兵龄比谁都长，红四方面军出身，从川陕一直打到朝鲜，打仗他是老手，管人他头疼。
他那会儿正在南京，办一所高级步校，改制、选人、训练，是军队高级将领的摇篮。
教学抓得死紧，早上看点名表，晚上批操课记录，兵里说他是“带枪的教导主任”。
军委问他愿不愿意接南京军区，他回了一句话：“教育是根子，我想再守三年。”
毛泽东没逼他，他说：“宋时轮不是不肯打仗，他是想教会打仗的人。”
王建安：退场得快，不是因为慢，是因为身体不硬了
王建安1954年病了，伤在腰椎神经，一次战时负重训练扯的。
他是三野最早下前线的副司令之一。
那年军委内部有文件，说王建安“身体不宜长期担任繁重岗位”，但有人仍提他，说王是三野老资格，德高望重。
毛泽东一句话挡了回去：“军区是重地，不是荣誉场，能打仗，不等于还能打仗。”
王建安听说自己被划去，没吭声，他回福建老家小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说得最多的是一句话：“打了半辈子仗，不能拿身体赌命。”
叶飞：守福建，就像堵门口，不许他挪一步
1950年以后，叶飞常年驻防福建，指挥对台海防工作，那时候，台湾局势紧张，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海活动频繁。
中央的态度是：叶飞不能走，一步也不能走。
毛泽东甚至说过：“谁动福建，就等于动前线，叶飞在那儿，别人才能睡觉。”叶飞知道，他回不了南京。
福建沿海线有2000多公里，每天都有小股武装偷渡或试探。
他不是不想调，而是调不了，他跟许世友关系不错，后来对人说：“那时候我就知道，是老许要去了。”
不是没人可选，是没人能压阵
毛泽东看着四个老将，一排一排划掉，不是没人能打，是没人能稳。
南京，是新设军区，但辖地其实是原华东军区的九成，这就麻烦了。
太熟的不能管，太老的压不住，太新的没根基。
三野将领都是老搭档，副职里头有陈士榘的部下，有宋时轮的学生，有叶飞的老兵。
一个新司令，只要底气弱一点，下面就分三系五派。
毛泽东说：“南京要一个不沾边的，能顶得住火的。”许世友的名字，是他自己写上去的。
许世友不是“最合适的”，但他是“最听话的”
那时的许世友，在干什么？病后初愈，正带着部队在山东搞整编。
他不是三野系统，不是东北系统，不是西北，不是晋绥，他是红四方面军出来的。
他和宋时轮曾在红四军里共事过，有人说他是“毛泽东的兵”，不是谁的“人”，这是他上位的最大优势。
毛泽东说：“他脾气暴，火气大，但认死理，中央的理，他不拐弯。”
1952年济南战役，许世友带病上阵，差点死在指挥所，毛泽东那次拍了板说：“让他打，死了也得让他打。”
结果赢了，从那以后，许世友在毛心里，不只是个能打仗的，他是那种，“哪怕吃亏也不转弯”的兵。
用他，不是因为最优秀，是因为最靠得住。
山头太多，就得有个“疯子”去管
南京军区，不是普通单位，它接壤长江、靠近东南，是对台前沿，兵多将广，背景复杂。
三野副手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灯，毛泽东明白，派太圆滑的人下去会被架空，要派一个不讲人情的，许世友最合适。
许世友讲话直、脾气爆，部下怕他，不是敬他，是怕他抽烟头砸人。
他曾在军区会议上骂副司令“屁股坐歪了”，直接让人回家反思，有人说他不会搞关系，自己都承认：“我连酒都不会陪。”
毛泽东就是要这样的人，他曾在党内会议上说：“军队不是靠讲理维持的，是靠谁敢敲桌子。”
不光是听话，还要有“反击能力”
许世友当年指挥了一江山岛战役，是海战，这是他另一张王牌。
那时候解放军刚开始搞海军，谁能打海战，谁就吃香，一江山岛，他把岛炸平了才让人上去，全程不信“谈判”。
海陆双通，南京军区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折中型”将领。
十八年司令，不是靠坐稳，是靠顶雷
南京军区，1955年正式挂牌，许世友是第一任司令员。
他进驻时没开欢迎会，第一件事是调换作战处长，理由很简单：“兵不听指挥，文官太多嘴。”
当时军区内部，三野系统的中高级军官超过八成。
许世友算是“空降司令”，说话不好听，手又快，第一周就撂下话：“服管就留，不服拉倒。”
有人真敢拍桌子，副参谋长是陈士榘提上来的老部下，一开会就在桌子上点烟，阴阳怪气。
许世友看着不吭声，开完会把他叫过去办公室，一脚踹翻了茶几，“以后在我会上敢抽烟的，别怪我踹你嘴。”
这事没上报，军区里传疯了。
不是他脾气大，是他知道这摊子不好带
军区头两年，每月都有临时人事变动，干部不服，文职插嘴，后勤拖账，基层练兵光走形式。
有一次，他半夜下营房查岗，发现一个团居然用假人模型站岗。
第二天，团长就被送回军区待命，参谋长劝他：“许司令，动静是不是太大？”
他没回话，只写了一份内部报告，上交军委，报告第一句话是：“南京军区，有问题，不是敌人问题，是自己人问题。”
中央看得清：许世友不是“协调人”，是“清场人”
1958年，军委南下调研，专门进驻南京军区。
回来后的总结报告写道：“指挥体制清晰，军纪恢复良好，作战能力逐步形成体系。”
毛泽东批示了八个字：“许世友，顶得住事。”他在南京一坐就是十八年。
这在军队里不算寻常，军区主官一般三到五年轮换，他干了十八年，整整三任军委主任都没换他。
有人说他是“毛的人”，也有人说：“他不是谁的人，他只认谁能扛事。”
压过内斗，顶过外敌，东南军权稳住了
1962年，东南局势紧张，台湾动作频繁，南方小股敌特渗透不断。
南京军区一度调动三个陆军集团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许世友下令：“宁可空后方，不准前线失位。”
那段时间，他几乎住在指挥所，每天靠酒精搽脸，强撑清醒，陆军调完，空军不动，他直接打电话给空军某师：“你动不动？”
对面说：“等命令。”
他冷笑：“等你命令来，敌人飞机都过长江了。”
当天晚上，空军战机升空训练，全程不公开通报，是许世友自己下的口头命令。
这种做法，极冒险，但后来，军委没有追责，反而在会议上提到：“在非常时期，要有敢负责的将领。”
他不是最能打的，却是最敢抗的
兵怕两种人：一种太滑头，一种太敢死，许世友属于第二种，他搞训练，一年不出军营。
他有一次当着全军高级将领面摔报表，说：“你们这是在糊弄人。”还真不是耍脾气，他会下去抽点。
一到基层就坐在训练场边上，不说话，结束后掀开帘子一句话：“你们做的动作，能打仗不？”
没人敢吭声。
他亲自操演，扛着步枪钻树林，坐装甲车下水，他一走，干部们都疯了，赶紧夜间加训。
有一回他看完装甲团演练，脸拉得老长，训话：“你们这是演给鬼看的？战场要是这样，我开头一个毙了你团长。”
这种训法，在军区流传成风。有人悄悄称他是“野司令”，他听到了，笑一声：“野？野才有命活。”
毛泽东的赌注：用许世友，不是为了现在
1955年这场调令，是一次赌，不是为了解决一个岗位，而是试图打破一种局面。
毛泽东那时候在想什么？
他最怕的是山头，军区如果都被原系统承包，指挥系统就成了“谁带来的人听谁的”。
南京是试点，第一步就是“逆选”：不用最热门的人，用最冷门的人。
许世友这个人，没背景、没圈子、没人脉、没根系，但他有一点，毛泽东说向东他不拐弯，向西他不绕路。
这就够了。
这不是一次偶发任命，是一次制度铺垫
1973年，军区大调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很多人没看懂，觉得只是轮岗，其实不是。
那是延续1955年“破圈用人”策略的第二波。
毛泽东清楚，一旦一个军区坐得久了，不调，迟早会长出尾巴，许世友是例外，他不是坐稳的，是“钉死”的。
因为他不建派，不圈人，他说：“谁听命令，我带谁；谁不听，我让他滚。”这话他对外人说，也对自己人说。
将星要锋利，不是要光环
许世友不是书卷气，写字歪、说话冲、吃饭快、打仗狠，他不讲理论，只讲打。
有人问他：“你怎么看战略思想？”
他答：“管他什么思想，能不能打赢是根。”
毛泽东知道他不细腻，但用他，不是要他讲道理，是要他去压场，南京军区十八年没出过大乱，没出过夺权，没出过“集体请愿”。
这是毛泽东要的，稳，不是和气，是能压得住。
许世友的用法，后来再没有出现过
后来军队换人，越来越讲资历、讲技术、讲文凭，像许世友这样“拳头硬过嘴巴”的人，越来越少。
他晚年，有次对人说：“我打仗半辈子，不会说话，不会办事，只会打人。”这不是自嘲，是结语。
毛泽东挑他，不是为了形象，是为了生死时刻有人肯拔刀。
1955年那次任命，不只是选了一个军区司令，而是告诉所有人，打仗，不靠交情，靠手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