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资料来源：《贺龙冤案调查始末》——文摘报
1973年2月，毛主席突然谈起了贺老总的事情，并表示贺老总没有问题，主席话里的意思非常清楚，果然在不久后，毛主席便开始为贺老总平反。
得知此事，周总理非常高兴，这些年间，贺老总的事情一直是总理的一块心病。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为案件平反，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查清楚案子，周总理对案件的调查极为重视，特意将调查工作交给了华国锋负责。
虽说寻找凶手的事情，交给了华国锋等人，但实际上总理对此案的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从1966年开始，针对贺老总的一些攻击就不断出现，总理意识到贺老总的处境非常艰难，他想要极力保护贺老总。
为了贺老总的安全，周总理先是将他们一家安置在西花厅保护起来，之后形势严峻，总理派人护送老总一家到了卫戍区一师驻地西山象鼻子沟，外面有解放军一个连保卫。
尽管总理想尽办法保护贺老总的安全，但终究还是功亏一篑，这让周总理感到非常内疚，他便一直暗中关注着此案的发展。
当华国锋开始调查的时候，总理拿出了自己保存多时的一包东西，华国锋见此大吃一惊，这里面是一堆材料。这些都是案件的重要证据，有了这些东西，华国锋更有信心了。
于是他立即派人核查，想要尽快找到那个诬陷贺老总的凶手。很快，他就发现了两封信，凶手终于露出了马脚，此人便是李仲公。
李仲公早年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创办了《法政学报》，之后又担任了诸多进步刊物的编辑，他与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接触到了革命思想。
随后，他与李大钊一起前往日本留学，之后又回国参加了护国运动，自此李仲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在之后又参加了护法运动，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在革命组织内有了一定的地位。
到了北伐战争初期，李仲公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等重要职务。他出色的文采，得到了蒋介石的重用，一度被人们称为北伐“文胆”。
可随着蒋介石的野心暴露，李仲公与邓演达等国民党元老一样，都对蒋介石的做法感到非常不满，这让他与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大，李仲公的位置也逐渐被陈立夫等人取代，他也被蒋介石派到了武汉去工作。
南京政府成立后，李仲公被蒋介石召回，曾担任过不少职务。到了抗战期间，他还主持了禁烟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实权，但他在党内的位置始终很尴尬，蒋介石也并不是非常信任他。
因此，李仲公的思想逐渐发生转变，他在重庆的时候经常与郭沫若等中共人士接触，了解到了他们的革命理念。
当时李仲公愿意与中共联合，这让他受到了蒋介石的猜忌。蒋介石不但派人严密监视他的行动，还差点让中统派人杀掉他。
可是考虑到他在党内的资历，蒋介石还是饶了他一命，转而派特务限制他的行动，阻止他参加民主运动。这些做法让李仲公对蒋介石更加不满，到了解放战争期间，他与诸多民主人士一起，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李仲公对蒋介石挑起内战的做法非常愤怒，他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支持蒋介石的言论，渡江战役结束后，李仲公拒绝随国民政府南逃。
1949年7月，他与多位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联名发表了《京沪立法委员起义宣言》，公开拥护中共。建国后，李仲公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他也在新政府内担任了不少职务。
那么李仲公为何对贺老总做这样的事情呢？他与贺老总的恩怨始于四一二事件，那时由于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一度被人怀疑是策动武汉政府反共，他因此遭到了贺龙的逮捕。
至于他与贺老总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那就不好说了，1968年李仲公连续写了两封信，说是1929年贺老总写给他的，内容中以贺老总的名义，表示要投靠蒋介石。
这两封信成为诸多事情的导火索，华国锋派人对两封信进行了技术鉴定，确定信纸和墨汁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生产的，因此两封信完全是伪造出来的证据，自然无法靠这种东西给贺老总定罪。
周总理得知此事后非常高兴，至于该如何处理李仲公这个凶手，组织上最终决定只是撤销了他国务院参事一职，每月发放80元生活费，并没有追加什么处理。
毕竟李仲公那时已经年近九十，甚至自己生活都不能自理，再拘捕他已经没有意义了，几年后李仲公因病去世，而贺老总也终于恢复了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