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被认为是人类环境意识觉醒的启蒙之书。该书的一项重要且核心的贡献，是揭露了DDT等杀虫剂对鸟类和人类健康的威胁，并让人们开始意识到农药化学品的持久性和在自然生态系统的蓄积性，可能导致“寂静的春天”。
在二十世纪中叶，DDT（二氯二苯三氯乙烯）作为一种能够有效控制多种害虫的杀虫剂，在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二战期间，DDT甚至被广泛应用于保护士兵免受蚊虫传播的疾病。但随着时间推移，DDT的“阴暗面”也逐渐暴露出来——它具有极强的持久性，能够在土壤和水体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传递，最终影响到人类和野生动物的健康。
1972年，在《寂静的春天》诞生10年之际，美国环境保护局（EPA）决定禁用DDT。
再继续拨动时间轴，到2001年5月，《斯德哥尔摩公约》诞生。这是一个专注于防控持续性有机污染物（POPs）对环境和人类健康影响的联合国公约。《公约》的诞生，是从公众觉醒到国际法律框架建立的一次深刻变革。
2019年4月，中国绿发会代表受邀参加在瑞士举办的国际化学品三公约大会。绿会研究室供图。
在这场变革中，人类经历了深刻的教训。
比如20世纪90年代，包括秃鹫等在内印度各地的鸟类几乎绝迹，导致过量动物尸体中携带的病原体扩散，进而在2000年至2005年间造成超过50万人死亡。秃鹫的减少，与当地农民给家禽牲畜服用一种名为双氯芬酸的药物密切相关。这类药物会破坏秃鹫的肾脏，导致短短十年间，印度秃鹫数量急剧下降，从5000万只减少到仅剩几千只，还引发了连锁效应：秃鹫消失导致野狗数量激增，狂犬病传播风险增加。
近期（瑞士时间4月28日），国际化学品会议再次将“毒死蜱增列到《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I”一事，被纳入讨论议程。一时间，吸引了众多目光。纳入公约附录I，意味着缔约方需要担负起“淘汰”的责任：即缔约方需要根据自身能力，制定行动计划，逐步停止毒死蜱的生产、使用及进出口（特定豁免情况除外）；还需推动替代品研发，支持农业向低毒或非化学防控方式转型（如生物防治、综合虫害管理）。
在2019国际化学品三公约大会上，中国绿发会主持的化学品污染防治专题边会受到极大关注。
绿会研究室供图。
毒死蜱（又名氯吡硫磷、乐斯本），是一种有机磷类的广谱杀虫剂，自1965年问世以来，其高效、且成本低的特性，使其迅速成为全球知名的有机磷杀虫剂，在农业害虫防治（如水稻、棉花、果树、蔬菜等）、及家庭卫生害虫防治（如蚊虫、蟑螂）和公共绿地管理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毒死蜱同样也具有持久性、生物蓄积性，会对人体的神经发育、内分泌造成损伤和干扰，对鱼类和无脊椎动物、两栖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具有高毒性。来自北极和南极的监测数据也表明：毒死蜱可以远距离迁移到偏远地区。同时，相关研究还表明：毒死蜱对儿童神经发育可能造成不可逆损害，对此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将其列为“中等毒性”。
2020年起，欧盟基于其对神经发育的潜在危险，禁止了毒死蜱的所有用途；2021年，美国也禁止在食品中使用这一农药，其后加拿大、泰国也都出台了严格限制措施。从2023年起，中国作为《斯德哥尔摩公约》签约国，对毒死蜱的适用范围和残留标准也相应日趋缩紧，要求仅用于水稻、小麦和玉米等部分农作物。
2022年，中国绿发会参与发起的化学品网络同盟年轻人在国内开展化学品污染防治培训。
绿会研究室供图。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目前推进毒死蜱替代，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实际困难：如全面禁用毒死蜱，可能会对粮食安全产生不利影响；推动淘汰和禁用，也需技术和资金援助。但限制与减少这一药物的使用，已是大势所趋。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发布的信息显示，历史上我国毒死蜱的使用范围也很广泛，但眼下毒死蜱只允许应用在以下难防、且仍需要一定替代时限和过渡周期的农作物和害虫，如：1）水稻：稻飞虱、稻纵卷叶螟、二化螟；2）柑橘：介壳虫；3）花生蛴螬；4）甘蔗蔗龟等，但在蔬菜病虫害防治方面，已要求明确该农药标注：“禁止用于蔬菜”。
综上，调查毒死蜱的使用情况，并推广可行的替代品，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向更安全的农业实践转型。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也离不开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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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Tammy
审核 | 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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