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的垦荒会不开了，你明天去北京。”1960年9月17日正午，江西省委招待所的绿漆木门被推开，秘书攥着电报的手还在打颤。汪东兴刚剥开的水煮鸡蛋滚落在地，蛋黄沾上电报末尾的 “闹老鼠”三字，洇出团刺眼的黄斑。这位历经长征的老警卫员眯起眼——二十年前在杨家岭抓特务那会儿，毛主席也用过同样的暗语。
这封电报像块投入深潭的石头，激起的涟漪漫过中南海的红墙。就在三天前，毛主席结束山东考察返京途中，专列餐车服务员发现个蹊跷事：装咸鸭蛋的粗陶罐里，总有人往主席那份多塞两枚。更蹊跷的是，济南站送来的德州扒鸡，后厨登记簿上写着 “首长特供”，实际却进了随行医生的旅行箱。
汪东兴星夜兼程赶到丰泽园时，正撞见炊事员老张蹲在银杏树下抹泪。一问才知，这憨厚的陕北汉子前日去东安市场买大葱，摊主硬塞给他包牡丹烟： “给主席做饭辛苦，解解乏。”老张推脱不得，刚把烟卷揣进兜，就被路过的内勤科长记了本子。有意思的是，类似的 “小事”攒了足有三十七桩——从上海牌手表到永久自行车，甚至杭州绸缎庄的瑕疵布料，都打着 “给主席服务”的旗号流进了工作人员腰包。
“东兴啊，你看看这个。”毛主席把统计表推过来时，烟灰缸里积着半缸烟头。表格第三行用红笔圈着： “9月3日，天津杨柳青，收静海县西瓜二十斤，未付款。”汪东兴的后背瞬间沁出冷汗——他太清楚主席的脾气，1942年延安整风时，有个通讯员私留老乡半斗小米，直接被发配去了南泥湾开荒。
整风方案定得出奇得快。汪东兴提议每天学习四小时，毛主席摆摆手： “半天读书，半天干活，延安那会儿不都这么过来的？”第二天，勤政殿偏厅就摆上了马扎，二十八个工作人员按岗位分成四组。最有意思的是医疗组，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捧着《反对自由主义》，倒像在会诊疑难杂症。
学习会上爆出的猛料比预想更甚。警卫员小王红着脸交代，上月陪主席视察郑州棉纺厂，厂领导塞给他张 “内部供应券”，能买市面断货的飞鸽自行车。司机老刘更绝，他从座位底下摸出个帆布包，哗啦倒出七八包大前门香烟： “济南铁路局老赵给的，说是让路上提神用。”
最让汪东兴头疼的是退赔。按市价折算，这批 “礼物”总值相当于普通工人五年工资。毛主席翻着清单突然笑了： “当年打长沙，何键送我的湘绣被面，可是折现买了三百条枪。”说着从抽屉取出个牛皮纸袋： “我的稿费还够填这个窟窿。”
退赔行动成了京城奇景。中南海派出的吉普车穿梭于大街小巷，后座堆着用报纸包好的现金。天津静海县的瓜农捏着五块钱直发愣： “几个西瓜哪值这么多？”上海手表厂的老师傅更纳闷——送回的手表表盘背面，刻着 “为人民服务”的钢印被刮得干干净净。
这场秋风扫落叶般的整肃，在1960年除夕夜达到高潮。毛主席自掏腰包摆了四桌，每桌却只准上四菜一汤。酒过三巡，他敲着筷子说： “明天起，你们中有九位同志要去门头沟挖煤。”满座皆惊时又补了句： “不是惩罚，是让你们看看老百姓的日子。”
挖煤小分队的故事后来成了中南海传奇。秘书小赵在井下摔断眼镜，矿工老李把攒了半年的工业券塞给他配镜片；炊事员老张发现矿工午餐只有窝头咸菜，回来就把特供肉票全换了粮票捐给矿区。有意思的是，三个月后这些人回到岗位，再没人往家捎过哪怕一根葱。
汪东兴晚年总爱摩挲那封泛黄的电报，边缘的蛋黄渍已褪成浅褐。有次孙子问： “爷爷，毛主席为啥管贪污叫闹老鼠？”他指指窗台说： “你看那偷油的老鼠，沾了油星就留爪印，藏不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