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著名国际政治学者、“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5月6日去世，享年88岁。奈的职业生涯跨越学术和政策，著述良多，本月初还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专栏文章。对于中美关系及战略选择，奈曾写过较多文章。2022年9月他在英国《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杂志发表长文，探讨美国该如何面对中国的崛起。他提出，合理的对华战略应避免妖魔化中国，将中美关系定性为“合作性竞争”（cooperative rivalry）或“竞争性共存”，并对合作与竞争两方面给予同等重视。在此进程中，需要美国重视内政管理与自身科技创新，需要充分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保持对外开放、强化联盟关系和国际机构，捍卫一个基于规则的有利体系。他认为，美国握有一手好牌，但打不好也会输掉。如今，川普坐到桌前，我们以此文作个对照。
How not to deal with a rising China: a US perspective
面对中国崛起，
美国有何所为？
文 l 约瑟夫·奈译 l 常进
来源：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前言摘录
20多年后，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先大国吗？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追求主导地位是一种自然的愿望，但……未来并非只有一种可能，而是存在许多情景；而哪种情景更有可能发生，部分取决于美国针对中国行动所选择的应对战略。
那么，政策制定者应如何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呢？大多数人只是凭直觉对事件做出反应；但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一个世纪前的著名警告所说，这些注重实际的人往往是一些已被遗忘的文人思想的囚徒。根据我的经验，他们认知的主要来源往往是历史类比和国际关系（IR）理论。但这两者都无法完美地反映现实。
1国际关系理论的心理地图
国际关系理论有多种范式，最普遍的两种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现实主义者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视角理解世界，认为只有适者才能生存，而自由主义者则看到了实现洛克式社会契约的可能性。简言之，不同理论模型为美国应对中国崛起提供了不同的心理地图（认知）。
几个世纪以来，现实主义一直是国际事务的标准模型，也是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共有的认知。但即使是接受现实主义模型的人，也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因为现实主义有许多变体。汉斯・摩根索的经典现实主义允许通过妥协和势力范围来管理权力平衡关系，而约翰・米尔斯海默的结构进攻性现实主义，则预见到克制的失败以及战争可能性的增加。现实主义的其他变体关注现有霸权国与崛起挑战国之间不断变化的权力平衡，并认为由于无法管理霸权过渡，冲突可能会由此产生。
对于像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这样的人来说，结构性问题在于像 1914 年前的德国这样的崛起大国的力量增长；而对于像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这样的人来说，20 世纪30 年代的灾难，是崛起的美国未能在取代衰落的英国时提供国际秩序和开放经济等全球公共产品。在一种变体中，崛起的大国表现得过于强势；在另一种变体中，它又过于软弱。正如珍妮丝・斯坦（Janice Stein）在为本期特刊撰写的导言中指出的，我们应该同情那些求助于霸权过渡理论（hegemonic transition theory）来寻找应对中国崛起方法的政策制定者。
2历史隐喻与类比
这些理论差异常常被简化为“历史教训”，仿佛过去的智慧之光能穿透未来不确定性的迷雾。虽然历史对政策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必须谨慎对待。用马克・吐温可能并不真实存在的话来说，“历史总是惊人相似，但不会简单重复”（或“历史充其量只是有时会押韵，而不会重复”）。人们常常将历史教训过度简化并误用，仿佛未来会与过去相似。正如杰出的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曾经说过的，每当政策制定者受历史类比的诱惑时，他们应该在一张纸上画一条线，在一边列出“相似之处”，在另一边列出“不同之处”。
在关于美国应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当前辩论中，历史隐喻和类比俯拾皆是，其中三个尤为突出：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以及1914 年“梦游者”（走向战争）。
1. 修昔底德陷阱
许多人注意到了中国崛起的结构性情形与修昔底德对雅典崛起的描述有相似之处。修昔底德认为，雅典崛起所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以此类推，中国崛起及其引发的美国的恐惧，很可能引发战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与雅典的本质差别，比如雅典是一个民主国家……；斯巴达是一个内向型的陆地强国，而美国是一个全球海军强国；还有背景上的巨大差异，比如核武器的存在或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试图量化1500年以来的霸权转移案例，他的发现是，历史上16个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案例中，有12个导致了战争。但他的统计数据和研究方法受到了质疑；目前也不清楚什么才构成一个“案例”。以艾利森使用的其中一个案例——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它并非简单的“修昔底德陷阱”，即老牌强国英国应对崛起的德国。除了德国崛起之外，一战爆发还源于德国对俄国崛起的恐惧，对衰落的奥匈帝国中声势日隆的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恐惧等。
将历史情况套用到当前事件上忽略了重要的差异：例如，当今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权力差距远大于 1914 年前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差距，因为德国早在1914 年前就已经超越了英国。即使是古希腊的案例也不像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那样简单。他声称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是雅典的崛起以及它在斯巴达引发的恐惧。但历史学家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认为，实际上雅典的实力并没有增长。在公元前 431 年战争爆发前，权力平衡已经开始稳定。是雅典的政策失误让斯巴达人认为战争值得冒险。
雅典的崛起在本世纪早些时候引发了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但随后的三十年休战扑灭了战火。卡根认为，要引发第二次灾难性的战争，需要一个火花点燃那些未被完全浇灭、却因糟糕的政策选择而不断被煽动的“干柴”。换句话说，战争不是由客观的结构力量造成的，而是由糟糕的政策决定造成的。堆积木柴可能会增加火灾的可能性，但这种结构也可以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不要玩火。
那么，就美国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政策制定者能从历史中得出什么教训呢？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部分是由雅典的崛起引起的，部分也源于斯巴达的恐惧。美国政策制定者可能无法遏制中国的崛起，但他们可以影响中国崛起在美国引发的恐惧程度。夸大其词可能会调动国内支持，但如果过度夸大并导致误判，那将陷入终极的修昔底德陷阱。希腊历史中的隐喻作为一般性的预防措施可能有用，但如果传达出一种历史必然性的感觉，就会很危险。也许从希腊历史中得到的更好教训来自《奥德赛》：“小心带着礼物的希腊人”。
此外，与霸权转移相关的第二个问题可称为“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麻省理工的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认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所经历的灾难，是因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头号强国却没有继承英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所致，结果导致全球体系陷入经济大萧条、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而如今，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会帮助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吗？在全球层面，诸如稳定的气候、金融稳定或海洋自由等公共产品是由大国领导的联盟提供的，因为它们能看到自身贡献的效果并感受到好处。当这些大国不这样做时，全球公共产品就会供应不足。一战后，英国变得过于虚弱而无法扮演这一角色，孤立主义的美国继续搭便车，结果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到目前为止，情况喜忧参半。中国领导人谈到了公共产品；中国现在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第二大出资国，并且领导着 15个最重要的联合国机构中的4个。中国也从多边经济机构中受益，但和其他大国一样，它试图使这些机构服务于自身利益。中国还创建了类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样的平行机构，并利用“一带一路” 倡议与美国竞争。中国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并试图使规则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在南海……在防扩散或气候变化等一些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行为变得更加合作。
中国既不是纯粹的修正主义国家，也不是纯粹的维持现状的国家。它的行为体现了霸权过渡中修昔底德和金德尔伯格所描述的结构性困境。竞争很可能发生，但只关注竞争的隐喻可能会使政策制定者忽视合作领域。古希腊历史及其对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启示可以提供有用的警示，但无法提供政策答案。
2. 新冷战
对于寻求调动国内政治支持的政治领导人来说，新冷战的言辞被证明是有用的，一些分析人士用这个隐喻来描述一场长期的冲突。杰出的历史学家哈尔・布兰兹和约翰・加迪斯对于世界是否正在进入新冷战的问题给出了“是” 与“否” 的回答。有人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引发了新冷战，但特朗普不是问题的唯一根源。他给已经燃起的战火添了把柴，但点燃战火的是中国。
2008年的大衰退使美国的领导地位受到质疑，并增强了人们对美国衰落的看法。此后，中国~变得更加自信……在贸易方面~改变了竞争环境。特朗普笨拙地以关税战回应，不仅针对中国，还包括对盟友的惩罚。华盛顿的一些人开始谈论全面“脱钩”；但认为美国可以在不付出巨大经济代价的情况下完全与中国经济脱钩是错误的。
这就是为什么新冷战的隐喻可能会误导美国政策制定者对中国所带来挑战的本质的认识。在真正的冷战中，苏联是直接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威胁，而且美苏两国几乎不存在经济或社会相互依存关系，因此遏制是一个可行的目标。而如今与中国的关系中，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额达数千亿美元，并且存在数百万次的社会交流，包括学生和游客的往来。此外，中国的~政治体系学会了如何在~利用市场的创造力，这是苏联从未掌握的。不能以对待相对薄弱的苏联经济的方式来遏制中国。与美国相比，更多国家将中国视为主要贸易伙伴，虽然它们希望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但它们不愿意像冷战盟友对待苏联那样削减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相互依存是一把双刃剑。它产生了对其他国家所发生事情的敏感性网络效应，因此可以促进谨慎并阻止鲁莽行动。但当相互依存不对称时，它也会造成脆弱性，而这种脆弱性可能被较强的一方用作政治武器。这就是当前与中国的关系与冷战截然不同的原因。在与苏联的关系中，美国参与的是一场标准的二维国际象棋博弈，在军事领域高度相互依存，但在经济或跨国关系方面并非如此。与中国的关系中，美国参与的是一场三维博弈，每个层面的权力分布都不同。在军事层面，世界仍然是单极的，美国是唯一的全球大国；但在经济层面，权力分布是多极的，美国、中国、欧洲和日本是主要参与者；在政府无法控制的跨国相互依存网络层面（如气候和流行病），权力分布混乱，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掌控。
当美国政策制定者审视经济层面时，他们必须记住，虽然对称的相互依存可以抑制冲突，但不对称的相互依存会成为一种行使权力的武器。他们必须在传统的军事棋盘上（或者用中国的二维隐喻“围棋”）精心谋划横向的行动。然而，如果他们忽视经济或跨国棋盘上的权力关系以及各棋盘之间的纵向互动，美国将遭受损失。如果你在三维博弈中只下二维国际象棋，你会输。应对中国的一个好战略必须涵盖相互依存的所有三个维度，而新冷战的隐喻过于局限于传统的二维模型。
就相互依存的生态方面而言，如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物理和生物规律使得脱钩变得不可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这些跨国问题。全球相互依存的政治既涉及与他国的权力关系，也涉及对他国的权力。无论好坏，美国与中国陷入了“合作性竞争”，需要一个能够同时实现两个相互矛盾目标的战略。这与冷战时期的遏制不同。
应对中国的挑战需要一个更复杂的战略，该战略要利用美国在国内外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资源来维护一个基于规则的有利体系。一些悲观主义者看到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增长率，认为这项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相反，如果美国将其盟友视为资产，西方民主国家（美国、欧洲、日本）的综合财富在本世纪仍将远远超过中国。但盟友对中国的看法并不都与美国完全一致。关于新冷战的言辞在维护联盟方面可能弊大于利。新冷战的隐喻可能有助于争取国内政治支持，但作为一种海外战略则适得其反。
3. 1914年“梦游者”（sleepwalkers）
新冷战的隐喻作为一种战略，其作用适得其反，但这并不排除新冷战甚至热战的真正可能性。我们可能会因意外或疏忽而走向这种局面。如今更合适的历史隐喻不是 1945 年，而是1914年，当时所有大国都预期会发生一场短暂的第三次巴尔干战争，以重建权力平衡。然而，它们迎来的却是一场持续四年、摧毁了四个帝国的世界大战。
那时，各国领导人对曾被称为“欧洲协调” 的国际秩序的新变化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民族主义的日益强大。事实证明，在团结工人阶级方面，民族主义比社会主义更强大，也比将银行家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更强大。
在一战爆发前夕，欧洲领导人对曾经被称为“欧洲协调”的国际秩序的新变化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这些新变化包括日益壮大的民族主义、不断上升的对和平的自满情绪，以及德国野心勃勃但却模糊不清的政策。今天的决策者必须对中国民族主义以及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保持警惕，在局势紧张程度上升的情况下，意外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20 世纪初权力平衡进程中失去适度性的第二个原因是对和平的自满情绪上升。
第三个因素是德国的政策，野心勃勃但模糊不清且令人困惑。现在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
多年以来，美国对台政策一直致力于在压制法理台独的同时阻止中国进行武统。……1914年的教训是要警惕“梦游”走向战争，但它并没有为台湾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如今的政策制定者必须警惕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美国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再加上外交姿态，台湾问题……，意外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正如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描述1914 年时总结的那样，一旦灾难发生，“它们会给我们（或者看起来会给我们）一种灾难不可避免的感觉…… 偶然性、选择和能动性就会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但克拉克得出的结论是，在1914年，“未来仍然是开放的——只是…… 尽管欧洲两大武装阵营的阵线日益强硬，但有迹象表明，重大对抗的时刻可能正在过去”。糟糕的政策选择是灾难的关键原因。
3大国竞争的回归
无论时间框架如何，自特朗普总统在 2017 年 12 月公布《国家安全战略》以来，美国国内有关接触战略的辩论受到了质疑。这份战略有很多可探讨之处。在冷战的四十年间，美国的大战略专注于遏制苏联的势力。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苏联解体，美国失去了这一战略核心。2001 年“9・11” 事件之后，布什政府试图以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这一整体战略来填补战略空白；但这一战略提供的指导模糊不清，导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边缘地区陷入了长期战争。自 2017 年起，美国见证了“大国竞争”的回归，拜登政府将其重新命名为“战略竞争”。
作为一项大战略，大国竞争的优势在于聚焦于安全、经济和价值观所面临的重大威胁。尽管恐怖主义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持续性问题，但它所构成的威胁比大国威胁要小。恐怖主义就像柔道，弱小的对手利用强大对手的力量来对付其自身。“9・11”事件导致数千名美国人丧生，而我们的应对措施让我们付出了更多生命和数万亿美元投入到“无尽的战争”中。最大的损害是这一战略让我们对自身造成的伤害。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亚洲，奥巴马政府试图“转向” 或寻求亚洲“再平衡”，但全球反恐战争使美国深陷中东事务。
大国竞争战略有助于美国重新聚焦，但它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它把截然不同类型的国家混为一谈。俄罗斯是一个衰落的大国，而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这可能导致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认识不足；然而，正如世界在 1914 年惨痛地发现的那样，正是一个衰落的大国（奥匈帝国）最能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后果。如今的俄罗斯在人口和经济方面都在衰退，但它仍拥有巨大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被用作破坏因素，在核武器、网络冲突、中东事务方面都是如此，就像它目前在乌克兰所做的那样。美国需要制定一个单独针对俄罗斯的战略，不能将其与正在崛起的中国相提并论。
第二个问题是，这一概念虽然对世界面临的新型威胁发出了必要的警示，但并不足够。它仍然专注于二维博弈。自 1914 年或 1945 年以来，国家安全和世界政治议程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战略低估了生态全球化带来的新威胁。全球气候变化将使我们付出数万亿美元的代价，其破坏力可与战争相比。新冠疫情导致的美国死亡人数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自 1945 年以来美国参与的所有战争中的死亡人数都要多。然而，我们的战略体现在五角大楼的预算上，其预算规模是疾病控制中心的 100 多倍，是国家卫生研究院的 25 倍。
与此同时，华盛顿在讨论如何应对正在崛起的中国。一些政客和分析人士称这种情况为“新冷战”；但正如上文所讨论的，将中国强行纳入冷战的意识形态框架，歪曲了美国所面临的真正战略挑战。冷战的比喻可能会误导我们。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与中国经济的相互交织程度，比以往与苏联经济的相互交织程度要深得多。此外，即使有可能打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我们也无法摆脱生态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因为生态相互依存遵循的是生物学和物理学规律，而非政治规律。由于我们无法独自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一些方面我们必须与其他国家共同行使权力。应对气候变化或流行病，需要我们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与中国合作。
4在不确定性下制定战略
由于未来并非只有一种可能性，好的战略必须考虑多种情况，其中一些情况美国能够施加影响，而另一些则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美国的控制范围。审慎的、不让自己后悔的战略，目标不是去规划那些我们可能无法实现的最优结果，而是追求一种符合希波克拉底誓言的长期结果：至少不造成伤害。其目标不是那种涉及政权更迭的胜利理论，而是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实现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竞争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这是一个能够团结盟友的目标。维持构成现有亚洲军事平衡的联盟，是一项成功战略的必要条件，但由于美国也是一个全球性大国，该战略还需要更多要素，即跨地区联盟。
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主张的，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目的，并不是要打败或彻底战胜威胁，而是要追求一种“有管控的竞争”（managed competition）
合理的对华战略要求美国避免妖魔化中国，而是应将中美关系定性为“合作性竞争”（cooperative rivalry）或“竞争性共存”，并对合作与竞争两方面给予同等重视。如果从长远看中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那对于一项旨在在传统意义上以及经济和生态相互依存的时代成功管理大国关系的战略而言，这只不过是一个意外之喜。
好的战略必须基于审慎的综合评估。低估会滋生自满情绪，而高估则会引发恐惧 —— 无论哪种情况都可能导致误判。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到 2030 年代，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可能会超过美国。但即便如此，中国的人均收入仍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并且面临着一系列经济、人口和盟友等挑战。
如果美国、日本和欧洲协调各自的政策，民主国家将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最大比重，并且有能力构建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从而保护自身利益并有助于塑造中国的行为。一个与多边机构合作的跨地区联盟，是管理中国崛起的稳健战略的核心要素。
中国既有强大力量也有明显弱点。美国拥有一些长期的力量优势，包括地理位置（周边是海洋，邻国可能保持友好）、能源优势（已从能源进口国转为出口国）、金融实力及地位（大型跨国金融机构和美元霸权）、人口优势（总人口预计保持全球第三，劳动力规模仍可能增加）、关键技术（生物、纳米、信息技术）和研究型大学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目前在一些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并且设定了到 2030 年成为人工智能领域领导者的目标。一些专家认为，凭借其庞大的数据资源以及在数据使用隐私策略，并且机器学习领域的进步更多地需要训练有素的工程师而非顶尖科学家，中国有可能实现其AI方面的目标。应对中国的技术挑战，美国更应做好内部的提升，而不是诉诸外部制裁。
美国的自满情绪始终是一种威胁，但因缺乏信心及过度恐惧而导致的过度反应同样也是问题。
美国手中握有好牌，但过度的惊慌可能会导致其无法巧妙地打出这些牌。放弃在联盟和国际机构方面的优势这张好牌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果美国维持与日本的联盟，中国就无法将美国挤出第一岛链，因为日本是第一岛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个可能的错误是试图完全切断移民流入。当我询问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为何他认为中国在综合实力上不会很快超越美国时，李提到了一点：美国有能力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并以多样性和创造力将这些人才的力量重新组合发挥（而在民族主义背景下，是不可能走这条路的）。
如果美国放弃在外部联盟和国内开放方面的优势，情况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5避免失败
未来的呈现有很多种可能，遭遇失败的可能情形同样如此。审慎的“不让自己后悔”的战略必须对不止一种失败保持警惕。最具戏剧性的失败可能是一场大规模战争。即使美国能取得胜利，其代价也将是灾难性的，如上文中所说的台湾问题的例子，以及重蹈 1914 年那种梦游走向战争的覆辙的危险。
第二种失败可能是将中国妖魔化，进而陷入冷战，这将导致在应对生态相互依存关系时无法开展合作，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同样，竞争若导致在减缓核武器和生物武器扩散方面无法合作，对各方来说代价都将是高昂的。
第三种失败可能是美国无法处理好国内政治极化问题，无法解决那些会分散注意力、导致失去技术活力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这种技术活力能让美国成功地与不断崛起的中国竞争。同样，民粹主义的本土主义发展，可能会限制移民，或者削弱美国对国际机构和联盟的支持，从而导致竞争失败。
最后，还可能出现愿景和价值观方面的失败。秉持现实主义和审慎态度是一项成功战略的必要条件，但对民主价值观和人权的愿景意识也很重要，因为这能产生软实力，而软实力是美国的另一大优势。美国有很多种方式是不应该用来应对不断崛起的中国的；而要避免这些错误做法，最好的起点就是先认识到它们。
6结论
对美国来说，成功的战略始于国内，它必须基于：（1）维护民主体制，创造软实力，从而吸引而不是胁迫盟国；（2）制定研究和开发投资计划，以保持美国的技术优势，并关注特定关键行业；（3）保持对外开放，而不是躲在恐惧和衰落论的幕后；美国应该（4）重组既有的军事力量，以适应技术变革；（5）加强联盟体系，包括北约以及与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的联盟；（6）提升与印度的关系；（7）加强现有一整套国际机构的参与，并作出补充；（8）在可能的情形下寻求与中国在跨国相互依存议题上进行合作。
1946年，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正确地预测，与苏联的关系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取得成功。美国不能以同样的方式遏制中国，但可以通过~~限制中国的选择。美国应避免屈服于对衰落的恐惧或执迷。如果把这种关系比作一场纸牌游戏，美国已经拿到了一手好牌；但即使是一手好牌，如果打得不好也会输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