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泰安，普通的地下停车场内，一场隐秘的幽会演变为血色悲剧。
故事的主角王某与李某，自2019年下半年认识，之后两人经常通过见面、微信聊天等方式交流。2021年1月29日上午，两人相约见面。当日上午10时许，王某驾车将李某带至一个地下停车场，两人在车内发生性关系，过程中李某突然呼吸急促、昏迷不醒。王某采取开窗通风、人工呼吸、掐人中等急救措施，未及时送医，最终导致李某错过黄金抢救时间死亡。
2021年11月10日，泰安市泰山区法院作出（2021）鲁0902刑初36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王某不服提出上诉。泰安市中院于2022年1月11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起案件如同一记重锤，敲开了公众对法律责任与道德伦理的深刻思考，也撕开了现代社会中人性与法理交织的复杂图景——当肉体欢愉与生命权发生碰撞，不作为的刑责边界究竟何在？
在讨论案件争议之前，再补充一下案件要情：王某不作为的核心，是指未采取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送医救治等措施，驾车载李某出停车场后沿路行驶。其间，为防止李某家人联络，王某将李某手机关机。在外停留两个多小时后，王某与自己亲属联络，经劝说将被害人送至医院抢救。17时许，被害人经抢救无效宣布死亡。经鉴定，被害人符合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实际死亡时间距就诊时间为1小时左右。
此案的特殊性在于：双方既无婚姻关系亦无法定扶养义务，性行为本身不构成违法。但密闭车厢形成的绝对控制空间、突发疾病引发的危殆状态，使先行行为创设的救助义务成为定罪核心。正如法谚所言“制造风险者须控制风险”，王某将李某带入私密空间实施可能诱发身体剧烈反应的行为，实质创设了危险源。这种基于特定时空环境衍生的特殊义务，远比普通社交关系更具强制力——如同登山队友间的互助义务，当一方因共同冒险行为陷入险境，另一方的漠视即构成对生命权的践踏。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害人突发疾病，出现意识不清、昏迷不醒的情况，在该特定时空环境下王某负有积极救助的义务。王某作为心智正常的成年人，应当具有突发疾病昏迷不醒可致人死亡的常识，且在其对被害人实施“开窗通风、人工呼吸、掐刺人中”等行为后，被害人仍昏迷不醒时，其更应认识到不予以积极、有效救治可能产生死亡的后果。作为负有特定义务的人，其在有能力将被害人送医急救的情况下，自当日12时04分驾车开出事发停车场迟延至14时22分才送至医院，使被害人无法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放任了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致使被害人因疾病身亡。
“本案中，王某与被害人双方虽无法律或血缘上的保护、扶助义务，但王某驾车与被害人至停车场在车厢内发生性关系的先行行为，产生了双方基于个人意愿在该特定时间、私密空间内对另一方的保护义务，即当一方处于危险状态时，另一方负有积极救助的义务。王某未履行积极救助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不作为）。”判决书写道。
这宗案件引发了一些争议与思考。有人认为，将王某的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过于严苛，王某可能并非主观上想要李某死亡，只是缺乏医学知识和应急处理能力，才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救助措施。此外，也有人担心，这一判决是否会过度限制人们的私人生活和情感自由。
支持者则认为，王某未履行救助义务的行为，完全符合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从主观方面来看，王某作为心智正常的成年人，应当知晓突发疾病昏迷可能导致死亡的严重后果。他选择拖延时间，甚至为防止李某家人联络将其手机关机，这种行为充分反映出王某对李某死亡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间接故意的主观心理。在客观方面，王某具备将李某送医急救的能力和条件，却未实施，其不作为与李某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事实上，这并非个案。
河北沧州，已婚女子唐丽（化名）和情人王某某相约见面，在王某某的车上发生性关系。之后唐丽自称“上不来气”，几分钟后昏迷。期间，王某某采取掐人中、人工呼吸，因担心事情败露未拨打120，也未送医，并于17时10分左右将唐丽抛弃在公路边后离开。经鉴定，唐丽系急性心肌梗死致心脏破裂而死亡。
法院一审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判决书称，由于被害人唐丽发病时地处偏僻且在被告人车内，仅有被告人具备救助的条件和能力，被告人未采取有效的救助措施，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的犯罪构成，鉴于其亲属赔偿了被害人亲属的经济损失，取得了谅解，酌情对王某某从轻处罚。
显然，两个判决向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也在重构现代社会的生存法则：自由从来与责任共生，私密绝非免责的护身符。在轿车这个充满隐喻的现代文明装置里，两案为混沌的情欲世界，划出一道鲜红的法治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