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生同志，你这部长当得憋屈不憋屈？”1949年深秋的北京天坛，毛泽东捻灭烟头，突然抛出的问话让傅作义捏紧了手中的柏树枝。这位刚上任月余的水利部长喉头滚动两下，终究没能说出实情。十天后，周恩来在政务院办公室摔了茶杯：“谁给你们的胆子架空开国功臣！”
要说傅作义当上水利部长这事，得从那年正月的北平城说起。1949年1月22日凌晨，德胜门城楼上最后一面青天白日旗飘落尘埃。傅作义在协议书上落笔时，墨迹浸透三层宣纸——二十万守军撤出北平的决策，既保全了千年古都，也把自己架在了历史的火炉上。三个月后西柏坡的窑洞里，他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想回山西种地”，主席却把茶碗往炕桌重重一顿：“绥远渠修得那么好，不治水可惜了！”
这话倒非虚言。1939年黄河改道，傅作义带着三十五军官兵在五原县抡了整冬的䦆头。冰碴子混着血沫子冻在棉裤上，硬是凿出七百里总干渠。当地老农至今记得，傅将军蹲在地垄啃窝头时说过：“水治好了，娃娃们才有馍吃。”十年后在怀仁堂，这个曾让阎锡山头疼的“山西愣子”，真就披上了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的绶带。
不过金丝绶带底下藏着暗刺。部里二十三个处长，十九个是老红军出身。有回开完防汛会，傅作义的吉普车被挪到树坑里，司机老杨气得直骂街。更棘手的是文件流转，副部长李葆华的红蓝铅笔，总比部长的狼毫批得快。傅作义倒想得开：“李同志处理得挺好。”直到毛泽东在天坛发问，事情才起了变化。
周恩来处理这事透着高明。他先让秘书调了三个月的水利部签报，发现八十多份文件里只有六份盖着傅作义的印章。10月底的部务会上，总理把文件夹摔得啪啪响：“从今天起，没有傅部长亲批的红头文件，政务院概不认账！”这话说得重，可接下来那句更戳心窝子：“在座不少同志参加过百团大战，当年咱们怎么对待反正的伪军？”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傅作义站稳脚跟的倒不是总理撑腰。转年春天永定河疏浚，老将军穿着胶靴往冰水里站，河北段的施工员愣是没认出部长本尊。等发现时，傅作义已经跟着民工抬了半里地的石头。“您这是何苦。”施工队长急得直搓手。“治水不淌水，不如回家卖红薯。”傅作义抹了把脸上的泥浆，这话后来成了水利系统的顺口溜。
要说实权，1951年的淮河工程才是试金石。苏联专家坚持用混凝土堤坝，傅作义蹲在蚌埠堤上捏着流沙土不松手：“俺们山西人治水，讲究就地取材。”最后折中方案用了竹笼装石，省下三十万袋水泥。工程总指挥钱正英后来回忆：“吵得最凶时，傅部长掏出绥远的老照片，说'当年用红柳固沙，不比钢筋差'。”
1972年的协和医院病房，弥留之际的傅作义还在念叨三门峡水位。护士发现他枕头底下压着泛黄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着全国水库库容。追悼会上，昔日对他翻白眼的技术员哭得最凶——二十三年来，这个“旧军阀”踏遍四百二十七个县市，亲笔修改过七千多份水利图纸。
天坛古柏年轮里藏着个细节：傅作义当年折下的那截柏枝，被毛泽东吩咐栽在瀛台南坡。如今树干已有合抱粗，树冠恰好罩住水利部旧址的飞檐。老北京都说，这树逢旱必滴露，遇涝则渗水，比气象台还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