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宝十五年在灵武仓促登基，到宝应元年病逝，唐肃宗李亨在位仅六年，却始终被后世贴上篡逆、猜忌的标签。
这个在长安陷落后扛起平叛大旗的皇帝，究竟是权力斗争的投机者，还是力挽狂澜的救亡者？
或许只有深入回看历史，才能看见他在时代夹缝中的艰难抉择。
天宝十五年六月，安禄山叛军攻破潼关，唐玄宗仓皇西逃。
太子李亨与父皇分道扬镳，率两千残兵北上朔方军治所灵武举行登基大典，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
此前李世民玄武门之变、李隆基先天政变皆是以非常手段夺权，但李亨面临的局势远比前人险峻。
此时的唐玄宗仍在蜀地遥控朝政，新政权既无重兵支持，也未获百官认可，稍有不慎便是“僭越称帝”的罪名。
李亨之所以敢这么做的底气，还是来自唐玄宗在安禄山叛乱初期的一句承诺。
当时唐军连败，唐玄宗曾对大臣说：“朕当亲征，且使之监国。”
这句话也被拥护李亨的人包装成“顺应天命”。
但现实并不是这样，唐玄宗在入蜀后迅速组建新的权力中心，他没想到李亨居然自行称帝了！
此时的唐玄宗虽震怒却不得不妥协，正值天下分裂之际，唯有承认灵武政权才能平叛。
八月十六日，他下诏“传位于皇帝”，并附加条件“四海军权，先取皇帝处分，然後奏朕知”，还是为自己保留了干预朝政的余地。
灵武登基是一场豪赌。
李亨赌的是唐玄宗的无奈、赌的是天下思定的民心、赌的是朔方军的忠诚。
虽然这场权力博弈暂时以李亨的胜利告终，但也埋下了父子猜忌的种子。
登基后的李亨面临三重困境：外有叛军占据两京，内有中枢人才匮乏，财政更是濒临崩溃。
他首先重组文官体系，将拥立功臣裴冕、杜鸿渐纳入政治核心。
但此时还是更依赖唐玄宗留下的班底，不得不借重这些旧臣的政治威望。
军事上，李亨面临藩镇兵权过重的历史难题。
唐玄宗时期的节度使制度导致内轻外重，如今平叛却又不得不依赖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
他设立天下兵马大元帅府，以长子李俶为元帅。
在财政方面，李亨启用务实派官员，通过垄断盐业将东南财赋源源不断运往西北。
这一举措遭房琯等儒臣反对，认为“与民争利”有违仁政，但李亨清楚，没有钱粮便无法维系十五万平叛大军。
对李亨来说，一切措施都是为了尽快收复长安，向天下证明灵武政权的合法性，更要将唐玄宗彻底置于“太上皇”的虚位。
至德二年九月，他调集十五万大军强攻长安，在香积寺之战中获胜，在长安望春宫迎回了唐玄宗。
当天欢迎阵仗很大，这是李亨在向天下宣告：丢失长安的是前朝，收复长安的是新朝。
唐玄宗返回兴庆宫后，李亨表面对其礼遇有加，却暗中监控。
一直到后来借“马嵬坡旧怨”将高力士流放，才彻底切断太上皇与外界的联系。
李亨的六年统治，常被诟病为“猜忌多疑”，但若没有他在灵武的果断登基，大唐很可能陷入南北朝式的分裂。
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唐玄宗在蜀地偏安，李璘在江淮割据。
唯有李亨的灵武政权扛起“复兴李唐”的大旗，争取到回纥援军，为平叛奠定了法理基础。
安史之乱持续八年，李亨在位期间收复长安、洛阳，平定永王之乱，重建中央财政。
这些举措为唐代宗最终平定叛乱、延续国祚近一百五十年创造了条件。
他既没有李世民的天纵英才，也缺乏李隆基早年的革新魄力，只能在权臣、宦官、藩镇的夹缝中求生存。
后世诟病的“猜忌”，实则是皇权不稳的应激反应，而被批评的“急功”，更是在舆论压力下的无奈选择。
这位在灵武城头接过烂摊子的皇帝，终究是那个时代的“救火者”，而非史书简化的“夺权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