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泡泡糖暴富的深圳初代女倒爷，倒在一百亩土地上

我的一生似乎从来不缺贵人，他们如流星一样划过天际，我却以为所有的星光都来源于自己手中的星星，最后人生败在了自我的膨胀和轻率上。

配图 | 《风吹半夏》剧照

全民皆商的80年代，有句顺口溜叫：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

改革开放的初期，在深圳折腾的人们，初识魔幻的市场经济，开了眼界，看到遍地商机，金钱俯首即拾。而没来过深圳的，又如饥似渴地向往着，道听途说，传颂着似乎触手可及的造富神话。

20世纪80年代，我在沈阳的一家报社做记者，待遇非常好，出去采访都被待若上宾，局、处级领导陪同，还有礼物相送，他们有成绩时希望记者锦上添花，出了事故希望记者笔下留情。

1985年，办公室里的《深圳特区报》打开了我思维认知的一片新天地。那里是中国改革的试验田，不一样的小渔村可能会引爆一个时代的奇迹。

纠结再三，我决定加入那块热土，去深圳经商。没人理解我，都说我吃错药了，甚至有人说，一个女孩去那种地方，就是想扭屁股跳舞过资产阶级生活。

当时的深圳，除了靠近香港的罗湖和蛇口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商业氛围，其他地方还是满目沼泽，几近不毛之地，三天一层楼的奇迹就在那时开始了。

同样喧嚣热闹的还有生意场，商人们在其中变换戏法，觥筹交错，生意从无到有。

初来深圳，我求职的岗位是总经理助理。总经理让我用二十分钟写一份上报市政府的申请公文，我了解了基本情况后，用时十分钟就写好了。随后面谈了一会儿，就被录用了，工资四百二十元一个月，我临离开内地时，报社结算给我的月工资是六十七元，当时的大米是一毛八一斤。

我从敲门应聘到拿着聘函走出来，用时半个小时，我心里想，这就是特区效率。

公司是国营电子公司，隶属于市政府管辖，是个处级企业，让初来乍到的我心里踏实很多。

公司的总经理是个中年男人，他常去北京，去跑部委办，或是结识一些有门道的特权阶层，目的就是想尽办法拿到批文。批文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政府下发的一种资源买卖许可证。

我的工作是每天跟着总经理炒批文，也就是“倒爷”，从官方拿到商品的批条，然后再用高价卖出，赚取价格差。

有时批文到手，总经理也会私下把批文就转卖了，我跟着他跑前跑后，他会给我一笔封口费，最多时是一千元。

我每一天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常常半夜还跟着公司总经理辗转在酒吧、茶楼、酒楼见不同的人，洽谈除了军火以外的各种生意。我喜欢这种挑战性强的工作，觉得机会天天都有，一切皆有可能，锦绣前程似乎指日可待。

有一天，在办公室，总经理对我说：“你越来越上道了，很有发展”，然后瞟了我一眼，低斜着眼睛凑到我的耳边又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你想多了，老板，没什么事我先忙去了。”我平静地推门而去，心里感觉很别扭，不是滋味。

那个年代有钱有权的男人基本都风流成性，已经成家的总经理也不例外，我早就察觉到他工作中有意无意地与我身体触碰，这一天早晚会到来，我开始盘算辞职，同时，希望自己快点长出一双可以单飞的翅膀。

一天，我在公司的生意洽谈中结识的一个女孩电话里找我，她手里有一张五吨泡泡糖的批文，还没找到下家。

我和她约了见面，在深南路旁的一个茶楼，这里粤港澳台、地方口音、生硬蹩脚的普通话，南腔北调交织在一起。

小姑娘从包里拿出一张单子，摊在桌面上。我看到了名称、数量，在所属单位上方，还有一个赫然醒目的不容小觑的某大领导签字。只是，这张单子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到有效终止期了。

我的心“怦怦怦”地加快了跳动。这是正本批文，不是满大街炒来炒去的复印件。

小姑娘说，她的老板出国了，走时说公务考察，结果四个月了还没见人回来。公司账上早已没钱了，她的同事们都自找门路了，她是这位老板的原秘书，知道这张泡泡糖批文快过期了，想卖了抵自己的工资。

我听过见过太多人跑路了，工商、税务、海关、银行、国企老总，会计……钱多了，多到绷不住时，人就不见了。

记得住我楼下的一个哈尔滨大哥，曾跟我说今年的目标是要从银行弄出1000万。我听了只是咋舌，却并不惊讶。深圳这个地方，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只有你不敢想的，没有人不敢干的。

后来听大哥说起他关系最铁的那位南山行长辞职了，先是下海经商，后来移民了。再后来，那位哈尔滨大哥也再没出现。

腾飞的市场经济大潮带来经济乱象，一起泛起，泥沙俱下。

“多少钱？”我问那个女孩。

“两千。”她回答，很干脆。

风险与机遇此刻搅动着我的神经。

我拨通了老家沈阳的电话，家人表示，当下无论大小孩子都喜欢嚼这种泡泡糖，这是孩子们填饱了肚子后最快乐最时髦的嚼活儿，商店经常没有得卖。

这寥寥数语，是我对沈阳当时市场行情的全部摸底。

我笃信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市场像嗷嗷待哺的婴儿。我没犹豫，当下就回宿舍取了存折，把批文买了下来。

小姑娘说，原本他们公司是要自己做这单生意的，算了一下，如果做成这笔交易，中间可能会有近两万元的毛利。

两千元的风险和两万元的诱惑，令我开始激动不已，坐立不安。

接下来，我必须找钱去广州进货了。

我跟公司一个私交很好的贺副总，悄悄说了这单子事，贺副总是广东梅州人，精明能干。她明白了我的意思，笑眯眯地同意借给我七万元钱。我问用期一个月，多少利息合适，贺总却说：“一个月内，你把本金还给我就行。”

当时的泡泡糖，全国只有广东番禺生产，于是我请假了。

进货就像盲人摸象，试探着前行。广州市郊的长途汽车站，一群摩托仔操着粤语揽生意，我只能听个七七八八，但一句也不会讲。我与其中一个比划好了价格，车程大约半个小时。

我跨在摩托的后座，揪着摩托仔的衣襟，身上背着装有七万元现金的布包，在尘土飞扬中向糖厂飞奔。出了广州城后，人烟少了，远远望去，前方是甘蔗地，原来番禺是广东著名的甘蔗之乡。

当摩托车拐进了甘蔗地里的一条土路的时候，路两侧全是一人多高的甘蔗，望不到尽头。我一下子紧张起来了，全身汗毛陡然乍起。我这是羊入虎口吗？

摩托车继续向前颠簸，我头皮发麻，手心出汗，心里直打颤，脑海中不断闪过最坏的场景，悄无声地吓哭了，真有不测发生，我也全无半点儿招架之力。

嘀嘀一一

转弯处，身后响起了汽车喇叭的声音。我扭头望去，一辆黑色的轿车开了过来。摩托仔放慢了车速，叉着腿站在甘蔗地旁，把路让了出来。

我呆呆地愣着，这土了吧唧的路，这庄稼地，还有我们这冒着浓重柴油味道的烂摩托，显得驶来的奔驰和这个气质儒雅的开车男人特别突兀。

车驶过了我身旁，蓦地，停住了。车窗摇了下来，开车的男人探出头来与我说话：“你是去糖厂吗？”男人的口音是浓浓的港味普通话。我紧张地点点头，巴巴地望着他。

“那你可以上我的车里来，我这里是开去糖厂的啦。”我万分惊讶。好像突然被一束阳光照亮，身体瞬间温暖和释然。我毫不犹豫地跳下摩托车，付了车钱给摩托仔，急急忙忙地钻进了豪华的奔驰轿车。

“你是去糖果厂提货吧？”男人平和地问我。

“是，请问您是糖厂的老板吗？”我猜测这个男人大概率是我要去的港资糖果厂的老板，因为甘蔗地里这条唯一的土路，只通往那唯一的糖厂。而他的从容，显示了他对所处境况的熟悉。

开车男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他接着说：“社会治安很不好，一个女孩子在这里走很危险的，摩托车子不是随便好坐的啦。”

我听了他的话，心中倒吸凉气，又暗自庆幸。

“等货的人很多，怕是没有那么快能拿到货啦。”老板又幽幽地说。

我顿生焦虑，急切地跟老板说，自己从深圳来，没做过生意，这是平生第一次。如果拿不到货，没地方住，真是不知是去是留。

说着说着，我心里没了着落，不知所措起来，眼泪滚落下来。老板许久没再说话。车内的空气在弥漫着浓浓的香水气味中凝固了。

过了一会儿，老板用世故而教训的口吻意味深长地说：“做什么事情没有那么容易的啦。”这句话老板分明是笑话我，把事情想简单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很快，车子的前方，赫然显现出一片宏大而气派的厂区，周围是高高的防盗围墙。大门口，站着几个保安，显得壁垒森严。

厂区围墙的下边，坐着十几个带着行李，挎着包，无所事事的人。老板对我说：你看见了，他们都是从各个地方来的，都在等着提货。

我看着，难过地想着我就要加入他们的行列了。车快停下的时候，老板用淡淡的又带些施舍的口吻对我说：“我叫人给你办一下，你就在厂门口等着好了，会有人来找你的了。”

然后他又转身递给我一张名片，他的头衔是“董事长”，我大喜过望。

董事长安排的糖厂的办事人员，交给我一张广州铁路局的货运申请单，告诉我两天后，可以到广州铁路局办理货运手续。当天傍晚，我搭上了糖厂去广州的顺风车。

在广州铁路局货运处，我的单子被丢了出来。

“没车。”窗口里面的女人冷冷地说了一句，眼皮都没抬。

“那什么时候能有？”我焦急地问，我后面还排着长队。

“不知道。”

“我的货总要运吧？”

“那你就等吧。”

“等多久呢？”

她不理我，几秒后，她不耐烦地瞪着我问：“你等还是不等？你要等就排单，你要不等，下一个！”她竟直接喊起了下一个，还把我的单子甩了出来。我一时懵了，不知所措。

紧缺的运力，还没适应改革开放后一下子爆发的货运需求，我的货要运走遥遥无期，时间就是金钱，未卜的前景让一切又迷茫起来。

七万元的货已然在广州铁路局的货运仓库里，每一天的仓储费让我不敢往下想。正值炎热盛夏，泡泡糖会不会融化？沈阳目前市场缺货，每一分每一秒这单生意的风险都在上涨，涨疼了我此刻的脑袋。

等吧，我无奈而落寞地离开了货运处。风险随时都像狼一样地呲着血腥的獠牙。我以为的机会，其实不过是陷阱罢了。

我唯一的办法只有找人。我翻找着工作以来从各种公司拿到的所有名片，揣摩着谁能跟广州铁路局搭上。

一张铁路局教育处，郭副处长的名片，被我拎了出来。我和他在一次企业员工教培的经验交流会上，有过一面之交。不知人家还记不记得我，就算记得我，铁路局的教育处，并不是一个权力部门。

但此刻，我别无选择。我到楼下的公用电话亭，忐忑地打通了电话，寒暄了几句，对方说他记得我。我一下来了精神，连忙说：“我来广州办事，想顺便过去拜访一下，不知是否可以？”

处长只犹豫了片刻，便客套地说：“怎么不可以？难得啊，欢迎，欢迎。”

我拎着在深圳买好的两条三五香烟，揣着希望又不抱希望。在广铁，我找到了郭副处长的办公室，他猜到了我此行必有事相求。我也毫不隐讳，一股脑地说明了来意，并慌忙地递上了两条香烟。

处长沉吟了片刻，拿了我的货运回执，回到办公室打电话去了，我站在门外，心中忐忑万分。大约十分钟后，他回来了，把回执递回给我，认真地跟我说：“喏，我帮你托了人，打好了招呼，你的货运单号我也给人家报过去了，人家答应我会尽快给你安排集装箱。七天后你可以去沈阳等货。”

我还没来得及说感谢的话，郭处话锋一转，对我说道：“你的两条烟，找人办事是拿不出手的。算了，看在你小姑娘的份上，权当我帮你一回。”他的表情有几分嗔怪，口气却一本正经，说完脸上又随即展现出宽和的笑容。

我无地自容，尴尬地不知道怎么说好。郭处保持着微笑，对我说：“我还忙，还有工作，没别的事，我们改天再聊，货运上有什么事，我们电话里还可以说。”

我连忙以我骨子里原有的顽皮和调侃补了一句：“好的，郭处，我太激动了，太谢谢了。你去深圳一定记得联系我，我一定请你喝酒！我们说定了哈。”

我的笑，显然松弛了气氛也安慰到了郭处，他伸出手和我握了一下说：“好吧，那我们后会有期了。”

仅仅几天的时间，我竟然成功地把五吨泡泡糖运去几千里之外的沈阳。我内心兴奋激动着，当然更有对未来变现的期待和一切皆不可知的惴惴不安。

飞往沈阳的一路我都在忐忑，下了飞机，我马不停蹄直奔沈阳的南二、大东两个批发市场，希望看到批发商们等待泡泡糖的那双热切的眼睛。然而，批发市场已经堆满了泡泡糖，一箱箱地码在二手批发小商贩的摊位上。

完蛋了。进货的七万块钱怎么还给人家？每天的仓储费从何而来？还有我白白搭进去的差旅费、货运费。

一个商贩跟我说，“前一阵子还缺货来着，这两天刚到的一批货。”轻率，误判，无知，鲁莽，都是商场投机失败的致命因素。

两天后，我的五吨货到了沈阳铁路货场。我没去提货，也没法提。提给谁呢？没有人要我的货。我在两个批发市场来回奔波，一个摊位挨一个摊位地走，一家挨一家地问。

一个下午，我疲惫不堪，满脸憔悴地带着嘴角的一串燎泡，鼓足勇气，走进了部队后勤部的一个门市部里。

里面坐着十来个灰头土脸的人，屋里烟雾缭绕。办公台旁，老板跷着二郎腿，悠然地喝着茶水。

河南的，山西的，四川的，屋子里充斥着夹带的各地方言的普通话，所有人都是来要账的，这些是罐头、水果、干货副食品供货商们，诉说着自己拿不到货款的苦楚和困难，一个个愁容满面，又时而堆起谄媚的笑。从他们的交谈中，我得知老板姓黄。

黄老板不疾不徐，对谁都是那几句话，“货没卖完，没法子结算”“我这里是部队后勤部下辖的公司，你们还怕黄了你们的不成？”

看样子，黄老板不可能要我的货，我茫然地站起来，想离开这里。忽见老板把脸转向起身欲离去的我，带着几分和气问我：“姑娘，你有什么事？”

情急之下，我只憋出了一句：“我是深圳来的，想跟老板谈谈合作。”我避实就虚地扔出一句大话来。

黄老板怔住了，他打量着我这个稚气尚存的黄毛丫头，将信将疑，他很生意人地“呵呵”干笑一声，然后对我说了一句：“那你等我一下，一会儿我们谈谈。”

深圳，那时在全国是谜，是神话。

在满屋浓浓的香烟雾气中，我跟黄老板阐述了我在深圳，有特殊的泡泡糖供货渠道，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给他提供货源。为了证明我所言非虚，我把糖厂董事长的名片和我买来的批文复印件拿给他看，老板看得很仔细。

实际上，我对在没有批文的情况下，糖厂董事长能否再给我货是没有什么底气的。可我必须把自己的心虚按住，侃侃而谈。就像我做记者时，采访大人物时心里没多少底气，但也要硬着头皮一样。

我看见了黄老板眼里泛起亮光，他信我所言非虚，我让他看到了令人兴奋的市场前景。

沈阳是东北三省的货物集散中心，黄老板的这个门市部是一级批发商，并且有军队的背景，周边大连，丹东，铁岭、长春包括哈尔滨等十几个城市的二级批发商都长期在他这拿货。

黄老板说泡泡糖市场很旺，我的五吨货，用不了多久就走完了。我大喜过望，心里长吁了一口气。

我看着黄老板有点发白的旧军服，和门口挂的牌子，觉得他比大门外街面上的任何一个小老板都更让我信赖。

我乘胜追加心理筹码，提出可以做他在深圳的采购代理，长期合作，并可探求进口副食品贸易的渠道。这个渠道打通，可以使他占有市场稀缺资源，与其他的批发商打出差异化。

黄老板的眼睛又亮了许多。

他起身给我重新泡了一壶茶，并说晚点请我一起吃饭，尽地主之谊。我受宠若惊，同时也起了几分担忧，饭桌上我与他孤男寡女推杯换盏难免尴尬。

我对黄老板说：“我这次回沈阳太匆忙，我有个原来报社的女朋友，这两天听我说回来了，急着要和我见面。我把她喊来一起吃饭你不介意吧？”

黄老板笑着说：“好啊，叫来叫来，那有什么，一起吃。”

我打电话给好友朱珊，她风风火火地就来到了饭店，帮我陪着老板说话，倒酒，而我则在饭桌的一角起草合同。当我们双方把合同条款过完，签完，我起身借着上厕所，把饭钱结了，开了的发票则留给了老板。

五吨泡泡糖，黄老板的收购价格是八万七千元。第二天早上九点半，我们在太原街的中国银行碰面，我在银行柜台前，把提货单交给他后，他将货款转存进我的账户。

一切尘埃落定，努力屏住呼吸的我，只觉得心跳加速，在那一刻，紧张得差点晕了过去。

不到半个月，泡泡糖就让我成了80年代的“万元户”。

第二天，我从沈阳飞往深圳，候机时，我拿出了存折，看了又看，数了又数。

突然，我觉得自己的眼睛有点模糊，嘴里发苦，头也开始昏重。我把存折重新装回背包里，小心地挎在胸前，闭上了眼睛休息。

迷迷糊糊中，我感到自己的鼻腔开始蹿火，呼吸越来越灼热。上了飞机后，我找到自己的座位立刻昏睡了过去。当空乘把我叫醒时，机上的乘客已经快走光了，我发现自己浑身滚烫。

我强撑着打了个的士，回到了宿舍，我开始呕吐，不停地拉稀，最后拉得只有水，我头昏眼花，两腿打颤。我强撑着从厕所的蹲坑上哆哆嗦着站起时，一阵天旋地转，我一头栽倒在厕所的台阶下面。

当我被人发现并送到附近医院时，医生说我已经脱水，再晚些时候送过来，就有生命危险了。拼搏后的成就感和身体的创伤在拉扯我，我在理想与现实意识中挣扎。

我问自己，如果不拼，我如何在这个城市立足，如何在往后的余生中过上自己想要的人生呢。

回到公司上班，我继续跟着总经理炒批文。总经理的骚性却越发邪乎了，动手动脚的次数多了，幅度也越来越大。

我决定辞职。

他似乎早有准备，脱口就说：“辞职？你敢！我在深圳资源很多，人脉很广，这你是知道的。”停顿一下，他又恨恨地说：“你的矜持，无非是生存没有受到威胁。”

我无法忍受他的威胁。当天晚上十一点多，我将我经手的所有公文、印章连同钥匙一并放在了这位总经理的办公台上，长吁了一口气，扬长而去。

躺在存折里的一万多块钱，是我敢与他如此决绝叫板的底气。

我下定决心，不到万不得已，我不再去任何公司谋职。如果继续打工，我又何必一定要来深圳？我天生就对压力和挫折耐受度较强，或许只有拼点什么，才能激发我的生存活力。

此时，没了工作的我，正如箭在弦上。

两天后，我打电话给黄老板，询问泡泡糖销售情况。黄老板说货走得还不错，他把价格比别家卖得低了一点儿。

他说他正想打电话找我。

我跟他说我有了另一个适销的品种，过几天我们再联系。绿箭香口胶，是我的新目标，它最近才出现在深圳的免税店里，在内地还鲜有人见。

周末，我去了沙头角中英街，这是个一街两治的免税街。在这里，绿箭的批发价是港币一块多，折合人民币不到五毛钱，每条内装五片，我计划在沈阳零售价卖到每条一块五。

确定可行后，我邀请了黄老板到深圳考察。然而，想大量买卖绿箭口香糖，进口批文如同一道铁闸，涉及到的材料、审批都极为复杂，这注定不是长久的赚钱之计。

深圳街头的霓虹灯下，港式花衬衫和喇叭裤席卷街头，而沈阳批发市场的摊主们还在卖工装，我突然意识到，衣服的流水线，可比批文好打通。

深圳紧靠香港，国际流行款式在香港出现的第二天就可以出现在深圳，我拿着好销的款式，在深圳和虎门找代加工厂合作，然后发货到沈阳，由黄老板那边负责批发和零售，这比泡泡糖要更好赚钱。

这样干了快三年的时间， 1989年，我的服装有了自己的名字，我还找设计师专门设计了吊牌。

我的野心越来越大，1990年，我想成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全资食品公司。

我看到日常的采买做饭太麻烦，想到了将烹饪成品化，生产速冻食品。而当时，全国乃至深圳尚没有大型冷柜，只有卖雪糕的柜子，各方面条件太缼欠了。但我相信这就是市场的空白，也是商机所在。

但成立公司需要上报市政府经贸局审批。

当我拿着公司成立申请报告，走进了军人站岗的市政府大门。就好巧不巧地碰上了我认识的一个公安局的任处长正在往外走。他跟我打招呼，问我来政府办什么事，我说明了来由，他带几分讥笑地说我：“想简单了，你这种私企是不会批的。”

我才知道，当时全国没有一家私企，深圳在当时能批的也只有国企性质的公司，需要找一家国企挂靠一下，而且经营项目的限制更是异常严格。

这会儿，任处长看我傻愣愣、满脸失望的样子，就轻松地对我说：“你先找个国企挂靠一下，然后把申请报告交给我，我帮你找人打个招呼。”

贵人又神一样地站在我的面前，也让我再次见识了一个带有权重的电话，其穿透力是不可想象的。

半个月后，任处长告诉我文件批复了，让我直接去经贸局取。我拿到盖有市政府经贸局印章并且带有政府文号的红头批复文件，公司经营项目是宽泛到几乎涵盖了市场上常见的所有业务，递给我批文的年轻办事员对我艳羡说：“你厉害了，你现在手上这份公司批文件转手就可以卖十万元。”

我听了半信半疑，吓了一跳。

为了报答任处，我为任处买了深圳一家电力公司原始股的份额。他不情愿要，我找他几次，他都推说忙。那时他已经升到局长的位置上了，认股权证在我这放了两年，我催了好几次电话后他才拿走。

有了批文，我的食品公司正式成立了，实缴资本七十八万元，又购买了四十万元的商品房，作为办公场地。一九九一年，我在安徽租赁了一个有着二百万固定资产的国有企业作为我公司的生产基地。商场没有大型雪柜，我自购了四十个雪糕柜，放在商场里卖我的速冻食品。公司的十几种产品摆上了深圳市80%的大中型商场，月销售额最高能达到七十多万元。